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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8T16:18:00.00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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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第二十九

2010-09-28T17:59:00.001+08:00

2010.9.28

晋宋之际的文人与齐梁士族

晋宋之际，政治变动频繁，社会矛盾复杂纠结，皇权政治复兴，门阀政治溃败，政治风格转为尚实。另一方面，士族内部清浊分流，寒素族重新抬头，和士族产生矛盾，士人群体的思想与观念错综复杂。因此之故，东晋士人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模式在晋宋之际失去了现实依据，这一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诸人，都突破了玄学名士的思想和人格行为模式，极富独特的思想与个性色彩，发展出个性化的人格范型。

既然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模式已不合时宜，循名教还是体自然？出还是处？矛盾又浮上表面。晋宋之际的几位大诗人，都是在出与处的抉择焦虑中建构自己的人格范型的。

陶渊明一生都处于出与处的矛盾之中，正是对人生意义的终级追问使他建立起来一种新的人格范型。陶渊明服膺儒学，崇尚实行，追求一种真正的儒家精神，一种理想境界，他称之为“道”，即《荣木》一诗所言的“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之“道”。……（他）将儒家之道的基本内容概括为“进德修业”，无论是“清蹈衡门”，还是“振缨公朝”，总不违此原则。用道德和才能影响社会，济世弘道，才是“道”最理想的表现。陶渊明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道丧”的时代，社会上充斥礼俗虚伪之士和玄虚放诞之士，使弘道济世的理想无法实现。早年的仕宦生涯，告诉他在那样险恶无聊的政治氛围中，是不可能实现儒家理想，保持贞刚弘毅人格的。但他又不可能像一些玄学之士那样事事无心，和光同尘，他要追求真正的自然。他的自然是针对虚伪而言，是以真为内容，以善为原则：“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这个“真”融合了儒道两家之精神，为真淳、体自然的人格。为了保持这种人格，他摆脱了“尘网”而“返自然”。……委运于大化，方能把握人生之真谛、之奥秘。在陶氏“委运大化”的人格理想面前，陆机的“幽人”过于柔弱，孙绰的“濠上”过于古淡，甚至阮籍的“大人先生”也过于虚幻缥缈。隐于南山的陶渊明，是独立而自由的个体。自邺下诸子对孔儒人格模式的中断后，历经两百余年，至陶潜完成对魏晋儒家人格范型的重铸。

至于谢灵运、颜延之等门阀士人，是在门阀政治解体和名教自然合一的政治理想的幻灭境遇下建立人格范型。他们不得不和新政权妥协，观念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具有忧郁乃至颓丧的心态，有些人甚至因激生变形成狂狷的性格。谢灵运仍抱有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理想，不能完全隐逸山林，也不能完全忘怀于政治。而颜延之表面上行近狂狷，向往的却是一种中庸的人格——坦荡无名，居德不称。

由晋宋而入齐梁，政治多变，而士族文人多无行。……概括起来，齐梁士族文人“无奈须眉不丈夫”（清钱大用《金陵怀古》之三）的委琐人格，表现为全身保命的生死观，淡薄进退、优游为政的进退观，冲素谦退的道德规范，以及谨小慎微的性格与行为方式。……重生命的保持，自是齐梁间文人的普遍心态。齐梁文人不仅重视和鼓吹全身保命的观念，全身保命的方式也有独特之处。齐梁以前，全身保命的方式，或是遁居避世以求超然物外，或是炼丹服食以求成仙升天。齐梁文人与此不同。单就隐居而论，齐梁文人并无此种风气。即使有隐居者，也并非为了避世。……齐梁文人对炼丹服食的态度更清醒，……不做隐士，也不想成仙，当然只能做一个世俗生活的享受者了。全身保命牵涉政治进退问题。萧绎在《全德志序》对这两方面就作了很明确的提示和概括，他认为进退问题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并以全身为贵”的出处态度，一是“咸以忘怀自逸”的为政方式，这两方面又在全身保命这个前提下统一起来。表面上，齐梁士族对于进退看得很淡薄。……实际上，齐梁皇室优渥士族，士人稍有才干就能被擢为高官。因而，对士族文人来说，进退出处实际上只存在着进与出，而不存在退与处的问题。……淡薄进退，是以稳固的社会地位作为前提的。齐梁士族文人虽可居高位，但又不握权柄，所以谈薄进退既是故作姿态而又出于无可奈何。在进退出处的关键时刻，齐梁文人是不曾有潇洒和超迈的。……如果说淡薄进退是齐梁士族文人故作姿态，那么，优游为政，咸以忘怀自逸，他们倒是言行一致。……士族文人悠游为政有两种类型。一为保身固宠。……另一类是自恃门第不屑于留心吏治者。……这两种优游为政的士族文人的性格，往往为齐梁士族文人所共具。淡薄进退，优游为政，导致了齐梁士族文人的政治素质和实际才能的全面退化，《颜氏家训》如《涉务篇》等对此作了深刻的反思。（桶按：政治素质和实际才能的全面退化，自陶渊明时已经开始。陶渊明之淡薄进退亦有被迫的因素，但陶之隐居却是躬耕垄亩的真隐，这是齐梁文人不如陶处，陶受儒家影响，不会优游为政，这亦是齐梁文人不如陶渊明处。）……齐梁士族的道德规范充分吸收了各家思想中向内的一面，并发展到极致。……从个人行为来看，齐梁士族文人重温文尔雅、反对放达任诞。……从人际关系来看，齐梁士族文人重宽恕容众而反对自伐矜人，仗才使气。……从为政态度上看，齐梁士族文人重恭己自保，无所参预而反对轻躁好名、勇于进取。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诗体之变与诗人之变》下编第三章第四节

札记第二十八

2010-09-27T22:05:00.001+08:00

2010.9.27

东晋文人

西晋的灭亡，使人们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人们普遍认为虚诞和清谈，是导致晋室衰败与倾覆的主要原因。……东晋初，干宝、李充、虞预都著文反对虚诞。……东晋初被称为中兴名臣的王导、庾亮、温峤等人，一方面沿袭清谈玄理之风，追求自然的人格表现，另一方面也提倡复兴儒教，都有专门的奏章和文告论述复兴儒教、裁抑虚浮的问题。……门阀士族试图改变西晋末由专尚玄虚以至于放诞的作风，希望将名教之事与自然之理结合起来，在思想和人格行为上寻求一个新的起点。……西晋思想家的名教自然合一说建立在齐物论的基础上，他们不承认“名教”和“自然”有根本性的差异，实际上既取消了名教的真实含义，也取消了自然的真实含义，合一实为同一。东晋的名教自然合一说，首先要求保持名教和自然双方的基本特征，再努力寻求二者的融合。……处于东晋新政权轴心的中兴名臣，不可能像王衍等中朝士族玄虚之士那样虚诞不任实事，他们在丧乱之际建立一个流寓的政权，现实矛盾和实际事务迫使他们认真地研究现实，培养崇实作风。……门阀士族阶层的文化特征就是玄学和自然，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成分是悟玄和体自然。但是门阀政治的格局，却不容许个性自由而至于虚无放诞，超脱而至于完全不任实事。为此，士族内部不断地调整补救，以保持群体的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人格。……东晋门阀士族对待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虽有着种种分歧，但总体还是同心协力，相互补救的，试图以此保证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模式不偏不倚，以维护士族群体的社会形象。东晋士族自然作风比较显著，但个体的自由、浪漫，仍在群体原则的制约之下，不像我们后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完全的奔放自由。……东晋人推崇的人格理想，是儒玄兼综、有无同贯、和光同尘。我们很难说这种人格能在个人行为上得到多少真实的印证，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共同的人格模式，融合佛、玄、儒三家思想，以促进士族群体统一，维护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所以，这种人格模式是理性化、共性化，而不是感性化、个性化的。这种人格标榜自然，但对自然的理解也是理性化的。至于个人的真实情感和生活感受，是多被忽视的。……概言之，东晋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塑造名教自然合一的形象。东晋前期，这种人格模式已经建立，并部分投射到现实人物的身上。到东晋中期，士族社会在思想文化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名教自然的人格模式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人格理想。士族士人通过清谈、悟玄、文艺等文化活动，从多方面寻找寄托了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模式的对象。当然，东晋诗歌中的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形象，不是具体的、有情感和个性的，而是虚拟的，是统一人格模式的“象征化”。这是他们对“人”这一主题表现远不及汉魏诗人的根本所在。

桶按：王羲之身上仍有魏晋时的放诞之余风，慧远则已是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融合三教、理性化、共性化。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诗体之变与诗人之变》下编第三章第三节

札记第二十七

2010-09-18T10:14:00.001+08:00

2010.9.18

1、从后汉“党人群体”到邺下文人

后汉“党人群体”的人格建构中，有正统孔儒的圣人崇拜，忧患于国事的大群体自觉，以及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行为准则。邺下人格的心理构成中，同样有着“忧患”与“崇拜”。然而，忧患或崇拜的内容，已多半不是大一统的皇室社稷，以及为此舍生的壮行义举。王粲自己“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邺下文人，为血泊中的大地与饥民而哭泣。对现实丧乱与民生疾苦的忧患，在他们的生活与艺术行为中，升腾为对建功立业的渴示（原文如此，似应为“求”），对乱世豪杰的咏歌：“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诗》）

邺下人格的深层建构中，与“慨当以慷”之高亢相伴随的，是“去日苦多”之低回。邺下人格的英雄主义，早已没有党人的那种义无无反顾式的执著，没有那种政治色彩浓郁的生命行为。他们更重的文人气质，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并打上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印记，全然是一种个体性咏唱，既是唱征夫、思妇、孤儿、游子等别人的歌，更是唱诗人自己的歌，倾诉诗人内心深处的郁闷，以及对生命对感性的独特感受。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诗体之变与诗人之变》第三章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一版一印朱光宝著

2、竹林七贤

竹林中人不是邺城中人，至少在游于竹林时，无须与统治者保持一致。……竹林文人淡化邺城文人很强的忧患感和功名心，他们的人格理想，是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是“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是“逍遥浮世，与道俱成”。（阮籍《大人先生传》）

邺下文人那种外化于政治军事行为的执著，在竹林文人这里，却内聚为心灵深处的徘徊。……首先是在“出”与“入”之间徘徊。……（其次是在“狂”与“慎”之间徘徊，最后，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以“大人先生”为人格理想，以“越名任心”为行为方式，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还原为人格建构中的心灵徘徊——这便是“竹林七贤”的基本特征。

——同上

3、西晋文人

人格自然说始于东汉，汉魏之际已颇为流行，……正始时期思想活跃而多元化，各型人物都可以自由地表现个性，发展各自的人格。当时，即使那些服膺儒术、谨守礼教的正统儒士，也受自然人格和清谈风气的影响。……循礼教者也可以体自然。这当然不是极端派的自然，更非反礼教者的自然，而是礼教基础上的自然。这种自然实际上只是有节制地表现言谈、容止之美，表现一点风流雅尚的潇洒。正始玄学将体自然当做重要的问题来论辩，出现了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和王弼的在自然基础上建立名教这样两种观点。嵇阮诸人具有自由浪漫的精神，他们的体自然中包含了许多批判精神。

……

西晋诗人似乎领会吸取了“自然”之义，但这是循礼教者的“自然”。高平陵政变后，思想与人格上的纯任自然者，即使不被杀害、黜除，也要经受很大的压力，行为也要做相应的调节。西晋文人追求的风流雅尚和正始诗人包含批判性的自由浪漫精神，“视之虽近，邈若山河”。嵇康、阮籍作为某种人格典范，在晋人处只存了一个“影子”，是西晋人理解的嵇阮，而非历史上存在的真实的嵇阮，这是魏晋之际人格模式转变的微妙处。这种转变，首先跟西晋文人的出身和生存处境有关。

西晋文人以寒素为主体，多学而优则仕，行事著文自然与士族不一样。他们博学、慎思、明辨，学问渊博超过前代文人，但他们缺乏磅礴的激情和笃行的信念，也缺乏创造的精神和能力。他们对文学的技巧、体制、风格、渊源流变的研精探微，超过了明几辈的文人，但文学的观念反比前人保守得多，对文学精神的体验也不及前人。这一切都跟他们独特的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有关。这种人格模式的基本表现是，谨身守礼、儒雅尚文、谦柔自牧、宅心仁远、通达机变，具有浓郁折中的调和色彩。因而，我们看到，和汉儒相比，明经致用、服膺礼教相仿，但他们外表通脱一些，也更有文采。他们也如正始玄学家那样探寻根本、研精入微，却没有后者那样深刻，也不像阮籍、嵇康那样外表自由放达、内心激烈忧郁。他们的处境与表现与邺下文士有不少相似处，他们的文学也直接继承邺下文学，但邺下文人弘道济世的气概，他们又没有，他们更缺乏邺下文人因颠沛流离养成的对社会人群的广博同情心。

从魏齐王芳嘉平（249年始）年间到晋武帝太康年间，是司马氏的强权时代。魏末，司马氏在排除异己、倾移大政的同时，也致力于清除异端思想和异端人格，试图恢复礼教一统的局面。司马氏表面崇儒，实质上却运用权谋术数，刘勰评曰“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文心雕龙·时序》）。司马氏驭政的法宝是道家的克柔之术和法家的“硬”、“狠”手段，自然真儒教并没有恢复。外儒内道，或者外儒内法为这一时期的主导人格模式。就道而言，也只取其柔克、机变的“内家功”；就“法”而言，不是取其法制整齐，而是取其权术。要立于那个时代，被司马氏认可，就得穿了礼教的外衣，包藏道、法的机心，魏晋之际的名臣大抵如此。

——同上

札记第二十六

2010-08-30T10:59:00.001+08:00

2010.8.29

1、慧远教团的经济来源

《慧远评传》第一百三十三页：

木全德雄在围绕慧远与宗炳作社会思想史的考察时，敏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庐山的慧远教团，在经济上是基于怎样的援助而成立的？”¹进而根据现有史料作出了如下的分析与推测：“从《高僧传》的记载中仅知，宋武帝送来了钱米，且最初入庐山时刺史桓伊为慧远建立东林寺等。但是从‘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赞词中，反而可证他不在俗间行乞，而且慧远身上也没有其师道安那种劳作获粮的作风²，在致桓玄的书简中也频频以‘檀越’相称³，《沙门不敬王者论》末尾的一位宾客之语中有‘今王公献供，信士屈体’，都反映出教团的维持主要有赖于豪族、王侯的喜舍。”⁴

桶按：桓玄亦曾供养慧远教团。

2、慧远教团与会稽僧人的区别

同上，第一百三十九页：

庐山慧远教团的经济生活形态类似于会稽，即留有与世俗权势者的经济上的联系，但慧远追求超越的姿态不甚同于老庄式的放旷，在他身上往往显出抗俗的棱角。乞食的僧人（桶按：指京师僧人由于受外国僧人的影响惯于以乞食为生。）由于在物质上对世俗无所依存，便于达到精神上的无所住性；而对世俗有所依赖的僧人，为了实现超越的目标，实需要付出更大的心灵智慧和精神力量。会稽支遁等人似偏于以智处世，圆通而不避取巧；庐山慧远则偏于以德行事，方正而不避固执。这种靠弘毅的精神力量而固守其道的人生，具有某种儒家的品味，也使慧远更像是一位教中的儒者。

notes

¹日文，待输入。

²案：《高僧传·道安传》载其年少出家时，因“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木全德雄说道安有“劳作获粮的作风”，当是据此而言。但这条史料毕竟是少年时的一段非正常经历，重在说明道安的处变而“无怨”，似不在说明其一生有劳作自食之力。

³慧远迎请僧伽提婆译经时，亦有地方官为之赞助。《出三藏记集》卷一0（佚名）《阿毗昙心序》曰：太元十六年冬，“于浔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先译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来年秋，复重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时众僧上座竺法根，支僧纯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优婆塞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越，并共劝佐而兴立焉。”

⁴同一。

札记第二十五

2010-08-26T10:15:00.001+08:00

2010.8.23

远公影堂

荆门僧齐己

白藕池边旧影堂，刘雷风骨尽龙章。

共轻天子诸侯贵，同爱吾师一法长。

陶令醉多招不得，谢公心乱入无方。

何人至此思高躅，风默苔痕满粉墙。

——庐山记（宋·陈舜俞）

2010.8.25

1、苻坚欲得道安与习凿齿

《慧远评传》第九十页：

苻坚早已企慕道安等贤德之人，目的在于辅佐其政权，《十六国春秋》卷三十七《前秦录》五载：“建元十三年（377），春，……太史奏有星见于外国之分，当有圣人入辅中国，得之者昌。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国有释道安，神清气足，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并遣求之。’”¹

桶按：苻坚派兵求鸠摩罗什事，详见《慧远法师传》第十五章。

2、慧远出家弟子门望极高

《慧远评传》第一百三十一页：

在慧远的出家弟子中，有出于门望极高的士族家庭者，如僧徹（383-452）出自太原王氏，颇有文才，能“落笔成章”，……另如道温（397-465）出自安定皇甫氏，与前曾提到的昙顺弟子僧慧都是西晋高士皇甫谧的后人。

notes

¹《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曰：“时苻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请朝坚。坚引见，二王说坚曰：‘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苻坚建元十三年，岁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于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将非此邪？即遣使求之。’”

札记第二十四

2010-08-21T21:29:00.001+08:00

2010.8.21

1、桓玄与刘程之俱为宗心无义者

《慧远评传》，曹虹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月5月1版，2006年7月2印，第五十一页，注引汤用彤：

“桓玄及刘程之俱为宗心无义者，且在道恒之后也。又《中论疏记》引宋僧弼《丈六即真论》曰：‘圣人以无心为宗’云云，则僧弼或亦用心无义者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89页）余嘉锡则怀疑刘程之不是宗心无义者：“陆澄《法论》目录有刘遗民《释心无义》。夫心无之义，既因慧远而息，遗民乃慧远之徒，不知何为，犹著书以释之，岂所谓释者，将以驳其义耶？《法论》既亡，其详不可得闻矣。”（《世说新语笺疏》第860页）

2、道安与习凿齿的协议

同上，第六十页：

习凿齿与道安富于戏剧性的会面，被时人传为美谈。《晋书·习凿齿传》载：“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习凿齿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高僧传·道安传》所记稍异：习氏“先闻安高名，早已致书通好。……及闻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称言‘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齿后饷梨十枚，正值众食，便手自剖分，梨尽人遍。”¹

桶按：道安称“弥天”，可视为欲控制政权，习凿齿称“四海”，可视为欲经纬天下。后来习凿齿向谢安推荐道安教团，孝武帝称道安“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并给与道安“俸给一同王公”²的待遇，都因此协议而来。

notes

¹案：汤用彤认为敷衍道安与习凿齿问对故事者当有所本：“按习与安书有曰：‘弟子闻天不终朝而雨六合，弥天之云也。弘渊源以润八极者，四大之流也’云云，《僧传》故事，疑本由此文演化而成。”可备一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48页。

²《高僧传》。

札记第二十三

2010-08-17T16:42:00.001+08:00

2010.8.9

支遁的乌托邦

《慧远法师传》125页：

比慧远年长的江南名僧支遁（314-366）作《阿弥陀佛赞》，描绘西方无量寿国的无比美妙：“无王制班爵之序，以佛为君，三乘为教，男女各化育于莲花之中，无有胎孕之秽也。馆宇宫殿，悉以七宝，皆自然悬构，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荣，飞沉天逸于渊薮，逝寓群兽而率真……”

2010.8.17

1、卢循送慧远益智

同上，171页：

（晋安帝义熙六年，卢循上庐山见慧远），卢循下山之后，又派人捐赠给东林寺粮食和一种名叫益智的山果。益智大如枣，核小，瓣黑，皮白。卢循为广州刺史时，曾给刘裕送去“益智粽”，刘裕则回赠“续命汤”。慧远将卢循送来的益智分给寺中僧人品尝，并致书答谢：“捐饷六种，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异味，即于僧中行之。”（《答卢循书》）

桶按：卢循送益智的意思已极明白。之前他送益智粽给刘裕以示投诚，而刘裕之回赠“续命汤”，正暗示卢循投诚之后可以“续命”。此时卢循送益智给慧远，正表示他要像以前投诚于刘裕那样投诚于慧远。而慧远对卢循之评价：“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这里的“不轨”绝不是指卢循对刘裕“不轨”——当时卢循已攻克长沙、南康、庐陵、豫章诸郡，此时慧远若说卢循对刘裕不轨岂非多此一举？这里的“不轨”应该是指卢循善变，就算慧远答应出山，为卢循之主，卢循以后也会像他背叛刘裕一样背叛自己。

这些意思，卢循知道，慧远知道，刘裕也知道。因此刘裕遣使赍书致敬，意思自然是只要慧远置身事外，庐山便仍是一方净土。

但也不能说慧远完全没有动心，义熙七年卢循败走交州，为刺史杜慧度斩杀，义熙八年慧远建台立佛影。与此相类，桓玄于元兴元年为豫章公、桂阳公，南郡公如故，并于十二月杀会稽王道子，慧远亦于此年集刘遗民等人，建斋立誓，共期西方。

益智今为中药之一种，其功效为“温脾，暖肾，固气，涩精”。

2、据同书234页慧远年谱，应是慧持与道仪于太元二十一年至京师，次年提婆亦至。是年九月，张贵人轼帝，太子即皇帝位，是为晋安帝。

慧持入京后与尚书令王珣相善，隆安二年桓玄为江州刺史，隆安三年加尚书令王珣卫将军，桓玄征殷仲堪。

3、《莲社高贤传》称慧远不许谢灵运入莲社事，或因灵运浮躁，或因后人有意贬损灵运，然慧远既托人令灵运作《佛影铭序》，可知慧远对灵运其实甚是欣赏。

4、慧远或有支持刘毅之意，谢灵运上庐山，或为刘毅所授意，然从慧远拒绝谢灵运入莲社来看，慧远此时已一意于西方佛国，无意于人间之乌托邦了。

札记第二十二

2010-08-11T09:47:00.001+08:00

2010.8.7

1、慧远徒弟昙邕本为苻秦卫将军

《慧远法师传》¹，四十五页：

道安死后不久²，长安有释昙邕来庐山，拜慧远为师。昙邕原名杨邕，关中人，曾为苻秦卫将军，身高八尺，雄武过人。太元八年，随苻坚南征，淝水一战，秦军大败，死者十之七八，杨邕历尽千辛万苦才逃回长安。从世事如棋、变幻无穷中，杨邕悟出一切皆空，于是看破红尘，皈依道安出家，法名昙邕。道安卒后，遥闻远公在庐山大弘佛法，便南投庐山。昙邕虽然半路出家，但博涉内外经书，志尚弘法，而且有不怕艰苦的品格，后来常为慧远出使关中，不辱使命。

2、王谧对慧远执弟子礼

同上，七十四页：

与慧远交往密切的名人中，还有一个叫王谧（360-407），他出身望族，祖父是东晋赫赫有名的丞相王导，父亲王劭也是当时名流。琅琊王氏与佛教有很深的关系。王谧受家世信仰的影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南方佛教流传的过程中起过不小的作用。《高僧传·慧远传》说：“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等，并钦慕风德，遥致师敬。”可见，王谧对慧远执弟子之礼。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桓玄为江州刺史。这年十月，桓玄、殷仲堪等盟于寻阳，不受朝命。不久桓玄公开对抗朝廷，王谧成了其亲信。隆安三年（399），王谧写信给慧远，感叹自己“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顺”。慧远复信开导他说：“古人不爱尺壁，而重寸阴。观其所存，似不在长年。檀越乘佛理以御心，复何羡于遐龄耶？”

3、慧远徒弟道敬本为王凝之孙

同上，七十八页：

道敬，琅琊王氏族，祖凝之，江州刺史。遂从远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经论，日记万言。每叹戒律终身难全，愿净六根，但禀一戒，以为得度之要。远公知其坚正，许之笃志，念佛早夜弗替。慧远归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420），道敬对众人说：“先师见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坐化。春秋五十二。

4、女尼参政与道仪、慧持入建康

同上，八十二至八十三页：

送走提婆³以后，接着又送走了比丘尼道仪。据《高僧传·慧持传》，道仪是慧远兄弟的姑母，住在江夏，丈夫曾做过寻阳尹。夫死后，即出家为尼。道尼⁴听说京师盛行佛法，打算东下游观。因年龄较大，行动不便捷，在庐山暂驻，请侄子找一人伴送。道仪观化京师，这也反映了东晋佛法隆盛，女尼渐众的现象。当时王公贵族在尊重名僧的同时，也供养许多比丘尼。早在四五十年之前，护法最有力的何充就为渡江南来的比丘尼明感建立了第一座女庵，并将一座官邸赠给她，命名为建福寺。不久，何充的侄女何皇后为比丘尼昙备建永安寺。随着佛教的影响日隆，女尼的地位也日见尊重。尤其在司马道子当政时，女尼甚至被召进宫中，涉足政治活动。《晋书·司马道子传》载：“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并窃弄其权……又崇信佛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同篇又载：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荣上疏指摘朝廷时弊，其中对僧尼的干涉政治提出了激烈批评：“僧尼乳母，竟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诫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僧尼干涉政治，这既是政治的腐败，也是佛教的堕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比丘尼妙音，她是个十分了得的人物，博学内外，善为文章，常与孝武帝、司马道子及朝中学士谈论属文，文采风流为女尼之冠，许多王公名流为之倾倒。太元十年（385），司马道子特为妙音造简静寺，以妙音为方丈。妙音受最高统治者如此宠信，当然请托者纷纷走她的后门⁵，“才义者因之以自达，供亲无穷，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有百乘”（《比丘尼传》卷一），真正是门庭若市。远在江夏的道仪，虽然未必知晓妙音之流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但对比丘尼空前“吃香”的情况，可能有所了解，因此想去京师观化。

桶按：提婆397年入京，不久道仪入京，若此处无误，则道仪入京的目的很可怀疑，《比丘尼传》既说当时道仪年纪已大，行动不便，按常理就不应舟车劳顿非要进京不可。或许是慧远见到比丘尼在朝政上的作用，因此请道仪入京发挥影响，其结果是次年桓玄为江州刺史。慧远之支持桓玄，或与殷仲堪有关，殷太元末往荆州时，上庐山见慧远，世人只云两人谈《易》，焉知不会涉及政治？或殷仲堪建议慧远支持桓玄，然桓玄后来反过来讨伐殷仲堪，沙汰沙门，则非慧远及殷仲堪所料。即便殷上庐山无涉政治，然慧远必知其任荆州刺史有妙音之作用，作者说道仪或不知比丘尼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不免为尊者讳了。

notes

¹《慧远法师传》，龚斌著，2008年4月一版一印。

²太元四年（379）二月襄阳破后道安随苻坚至长安五重寺，卒于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

³据本书，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太元十六年（391）至寻阳，慧远迎请上山，隆安元年（397）往建康宣流法化，与慧远相处七年。然后文又云慧持至建康一年后提婆方由庐山往建康，与此处相矛盾。提婆至建康的时间待考。

⁴原文如此，应为“道仪”。

⁵本书后文又云：“他（桓玄）将要讨伐的殷仲堪，就是凭借女尼妙音的力量，才获得荆州刺史之职。”

札记第二十一

2010-08-08T10:07:00.003+08:00

2010.8.6

太史令秩千石

《西京杂记》二六八页，“汉太史公”注二：

太史公，实名太史令。秦时属奉常所辖，汉改奉常为太常。臣瓒曰：太史令秩千石。所言为西汉之制，东汉则为六百石吏。其职责是“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事详《续汉书·百官志》。又《史记索隐》曰：“案《茂陵书》，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则‘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而如淳引卫宏《仪注》称‘位在丞相上’，谬矣。案《百官表》又无其官。且修史之官，国家别有著撰，则令郡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而后人不晓，误以为在丞相上耳。”《史记正义》则引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也。”然司马迁《报任安书》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又曰：“向者仆常处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则汉时地位并不高，且除司马迁外，鲜有正式提谈、迁为“太史公”者，有也是尊称，可见《史记索隐》之说近是，虞喜之言，纯属臆说。

桶按：虞喜之意，似未以为太史令之位高于丞相，只是其座位因尊天之故而在丞相前。

札记第二十

2010-08-05T16:16:00.001+08:00

2010.7.21

补7.18六百石条：

《西京杂记》¹注：上林令，掌管上林苑的官员，六百石。

2010.7.23

菊花酒：

《西京杂记》：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

注引《风俗通》：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大有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三，中百余，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菊华轻身益气故也。

2010.7.30

《西京杂记》周天游注以为中书令武帝时地位不高：

一百三十七页，《鹵簿》注第四十七：

汉承秦制，到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注重对尚书的利用，常用宦官任尚书，即形成中书。司马迁就当过中书令，但地位也像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言，不过“扫除之隶”而已。至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统辖尚书，事无巨细，“因显而决”，成为皇帝制衡三公的重要力量和依靠力量。

notes

¹《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一月一版一印，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此条见一百五十九页。

新的博客

2010-08-04T22:53:00.000+08:00

仍然叫“继续”。

思维游戏——《帕洛马尔》读后

2010-07-31T18:16:00.001+08:00

正如《命运交叉的城堡》和《宇宙奇趣》，这本书也被我归入我所不喜欢的卡尔维诺的作品之中。用游戏来命名或者有些苛刻，但我也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来形容，或者可以在“游戏”之前加一个“复杂”作为定语，但却仍然还是“游戏”，而其复杂性却又没有达到让我非要加上“复杂”作为定语的程度，所以还是以游戏称之。

难道是因为时代的缘故，但是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说，里面所涉及的概念和思想都不能说是新颖，对于孤独、对于物化、对于时间和空间、对于历史、对于自我、对于现代性……我不能从这些思维游戏中看到可以称之为启示的东西，或许卡尔维诺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将此书命名为《帕洛马尔》而不是《卡尔维诺》，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就这一点深入下去，而只是在一个关于“死亡”的思维游戏结束之后就结束了。

回到我自己，让我惊讶的是不知何时对于我而言静态的观察与思索已经是一件奢侈的事，一面是对于“快”的渴望，一面是无止境的拖延，这令我对帕洛马尔感到冷漠，我不能满足于他的乐趣，这或许也是我不喜欢卡尔维诺这本书的原因。

不能满足于无所指的乐趣，这是我的优点，还是我的缺点？

买房

2010-07-24T22:12:00.001+08:00

本来一直计划是到年底才买房的，不过因为上个月爸爸妈妈来了，有空了，我跟神仙就到处去看房，看了几处，翡翠琉璃、欣苑名家、慕合南道、圣菲·蔚蓝海等等，到最后还是觉得卓锦城五期比较适合我们，价钱不算高，五千多，配套还可以，有锦江区的户口，有小学有幼儿园有菜市场有商场，环境不错靠近三圣乡，最重要的是醍醐和唐婧住在哪里都觉得还不错，所以今天就去交了两万的定金，定了一号楼一单元三零三房。

之前已经跑了几次了，感觉他们那个销售代表还比较专业懂行，最糟的销售代表是欣苑名家的，一边跟我们说话一边玩手机，虽然长得还不错，不过还真不敢把买房的事情交到这种人手上，户型什么的都看得很熟了，楼层也反复考虑，到昨天下午，又跑去看了一次，复印了身份证准备好，昨晚上那个销售代表小张又打电话来说已经有人在排队了，要我们明天一早五点多就要过去，要不不一定能买到。虽然怀疑是不是真有那么夸张，但也不敢怠慢，晚上把手机调到五点十分叫醒，睡前神仙又在床上反复权衡各种户型楼层的得失利弊，夜里我做的梦也全跟买房有关。最后我们两个是五点半出发，神仙说很久没有这么早出门了，要以前读书的时候才会这样早起床出去。我们带了两盒王老吉，六支夹心饼当早餐，到售楼处时大概是六点二十不到，外面已经聚了大约一百人，应该不少是昨夜就来排的，我们排到九十一号，正好到我们这里就没有塑料凳坐了，只好站着。后面人还在源源不断地来，我估计最后排的号要排到差不多两百，一直到十点多我们准备进售楼处买房的时候，还有人跑过来问在哪里排号。

我们刚到就有不少人到保安那里要求改名字和身份证号，一开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明白应该是买的号或者是请人来排号现在在改的，我前面一男的就是帮朋友来排的号，三十出头，他朋友过来，也是三十多，他摸着他朋友鼓起的小肚子，如果不是后来他朋友的女朋友来了，我简直要以为他们是GAY。卖一个号估计少说也要几百块，据说前十位的号已经卖到三千块，在售楼处外面喂一晚上蚊子赚三千块自然是回得过的，神仙说比做妓女赚得还多。

排队的时候，忽然想到《西京杂记》的注里提到《风俗通》所说的甘谷，也是世外桃源一类，那里的人都喝菊花水，因此长寿的有一百二三十岁，活到七八十都算夭折。

但是又想甘谷里面，说到房子问题，除非房子多到可以随便让人住，否则的话，喝菊花酒养生的人，跟我们这些俗人，也难有区别，都是要通宵排队以拿到一个好号的吧。

重读《猎风》

2010-07-20T17:28:00.001+08:00

中国的传统，对商人是鄙视的，汉武帝征发天下“七科適 ”以征大宛，这“七科適”是：犯了罪的官吏、杀人犯、入赘的女婿、在籍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做过商人的人、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除了前面三种，后面四种都与商人有关。中国的文人里面，第一个称赞商人的大约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给商人立传，将商人与“农、工、虞”并举，并称“商不出则三宝绝”，但他是中国文人的异数。对商人大规模称赞的开始大约要到明朝，明朝商业发达，有很多文人因为科举无望，转而经商，因此对商人的态度渐渐改变，但是在这些文人的心目中，好商人的概念与我们现在的观点不同，在他们看来，好的商人首先要讲诚信，知礼义廉耻，总之就是要向文人的道德靠拢。一直到现在，这样的道德观还是占据社会的主流。但是西方对商人的态度是不同的，哥伦布环游地球，发现新大陆，是因为有商业利益在里面，西方的商人首重冒险之精神和勇于进取之气魄，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商人做生意，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且钱也绝不应该成为商人的最终目的，也唯有在这样的传统之下，才能产生出比尔·盖茨。
　　《猎风》（又名《刹那公子》）这篇小说，刚在清韵贴出时就已经读过，当时只觉雄奇，现在重读，却觉悲凉，因为这几年来的事情，是很有些让人感到失望的。中国的商人总是被压在下层，他们的财产随时有可能被剥夺，每一个商人，稍微聚集了一点钱财，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移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出像这小说里的公子忽那样的人物来，现实与小说的差距竟有如此之大，难免让人嘘唏不已。

汉武帝与荔枝

2010-07-19T14:12:00.001+08:00

　　汉武帝第一次品尝到荔枝，大约是在建元元年，那一年他刚刚登基为皇帝，南越王赵佗献上贡品，据葛洪的《西京杂记》，这贡品是两样，一样是鲛鱼，就是鲨鱼，另一样则是荔枝。很难判断送到汉武帝宫中的荔枝是否仍旧新鲜，因为一直到唐朝，从岭南通过邮传运送荔枝到长安去，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虽然杨玉环喜食荔枝，而岭南的荔枝又比四川的味美，但唐玄宗仍然只能选择让四川涪州进贡荔枝，因为涪州距离长安比岭南要近一半。但是估计赵佗所进贡的荔枝也不会是腌渍或者晒干后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进贡荔枝的先例，而通过腌渍或日晒来保存荔枝，应该是因为进贡的需要而逐渐发展出来的方法。总之赵佗为了讨好汉武帝必定是花了大本钱，鲨鱼还可以通过水箱慢慢地运去，而荔枝对保存的要求非常之高，而能保存的时间又非常之短（白居易《荔枝图序》：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因此赵佗必定是派出了大批的人马，一站一站地将荔枝接力运到长安去的。汉武帝得到这两样贡品，龙颜大悦，用葡萄和彩锦来答谢赵佗。

　　汉武帝对荔枝的兴趣明显要大于对鲨鱼的兴趣，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荔枝味美，另一方面或许也跟《列仙传》“有食其华实为荔枝仙人”的记载有关，——众所周知汉武帝对求仙一直都是锲而不舍的。因此他不仅下令岭南继续进贡荔枝，而且还在上林苑建起了荔枝培育基地，这已经是元鼎六年（前111年）的事了，这一年大汉帝国的军队击破南越，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汉武帝在上林苑建起了扶荔宫，把许多从岭南带回的植物都种在宫内，这其中就包括百余株荔枝，但荔枝畏寒，尤其是初生的荔枝，头五六年内，即便是在南方，到了冬天都要覆上干草以避霜霰，这样的植物在长安城自然无法成活，但汉武帝仍然坚持着不断种植，希望能够像培育葡萄和苜蓿一样在长安城培育出荔枝，或许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种活了一株，虽然这株荔枝既不能开花，更不能结果，但是相对而言毕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这株荔枝后来竟然也枯萎而死了，汉武帝大怒，便把负责种植荔枝的几十个守吏都杀了，而汉武帝终于也死了心，没有继续把荔枝种下去。而进贡荔枝的事情却是每年都一直要做的，直到东汉安帝时，才有一位官员（临武县长）名叫唐羌的，因为不忍看“邮传者疲毙于道”而上书一封，终于是把进贡荔枝的事情停止了。

　　到唐朝时，还有一个老妇人，也差点儿因为荔枝而送了命，据宋人蔡襄的《荔枝谱》，唐末时，闽南有一株“宋公荔枝”，极高大，已有三百岁，果实虽小而味极美，当时是属于王家的。黄巢兵过境时，想把这株荔枝砍掉，王氏媪为了保住这株荔枝，就紧紧地抱着它，大哭着乞求黄巢的士兵让自己与这株荔枝一起死去，那些士兵大约是动了恻隐之心，既没有砍这株荔枝，也没有要王氏媪的命。这是很有些让人惊讶的，因为据史书所载，黄巢这些士兵，是不惮于掠人而食的。

札记第十九

2010-07-18T23:56:00.001+08:00

2010.6.30

关于汉长安：
　　汉武帝度为上林苑，举籍阿城以南¹ ，盩厔以东，宜春以西² 。见《汉书·东方朔传》。宣帝神爵三年，起乐游苑。后汉顺帝阳嘉元年，起西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鸿德苑。二年，造显阳苑。灵帝选毕圭灵琨苑。

——吕思勉《秦汉史》Ｐ526。

2010.7.18

1、《三辅黄图》：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其实则岁贡焉，邮传有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

2、汉秩六百石之官职：

公车司马
　　《百官表》：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令丞。《汉官仪》云：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之事，及阙下所征召，皆总领之，令秩六百石。

厩令
　　《汉旧仪》：未央宫六厩。长乐、承华等厩，令皆六百石。

３、蚕室在上林苑

　　《三辅黄图》：蚕室，行腐刑之所也。司马迁下蚕室。直按：《汉书·酷吏·咸宣传》云：“阑入上林中蚕室门。”又《文选·司马迁报少卿书》，李善引《汉旧仪》云：“蚕室置蚕官。”

notes

¹师古曰：本秦阿房宫，以其墙壁崇广，故俗呼为阿城。

²汉宜春苑，在长安南。

读完了《逝去的武林》

2010-07-15T10:41:00.001+08:00

有一点小体会：
1、觉得练形意和写小说有些地方也是相通的，李仲轩老先生说练武的人，一旦迷进去了，就不太关心是非了，因为他的心思全在练武上，写小说有时也是如此，但老先生也后悔年轻时的莽撞，为了义气而牺牲了亲人，人生的轻重把握，一言难尽。
2、张晓雨练跆拳道，练泰拳，不大看得起武术，觉得武术都是花架子，不能打，而且不太科学，比如站马步，把人的膝盖都站坏了，李仲轩老先生却说形意有练法，也有打法，光学了练法不学打法，打架就不行，还说练形意不得法，有把人练坏的，所以练形意要有老师。
3、中国的武术里面有大道理，要好好发掘，不能丢了，丢了对不起列朝列代的祖宗。
4、这本书里面，大部分篇幅都是在说练武的事情，而且说的多是练武的体会，一般人还看不懂，再加上不少篇幅是口述，整理又不是很得体，所以有部分内容还重复了，如果我是编辑，不一定愿意出它，出了也不敢出多，但是据说这本书居然大卖了，可见市场之难以经验来测定。

测试

2010-07-10T21:08:00.001+08:00

用插件更新看看。

李小放十个月了啊

2010-06-26T08:39:00.002+08:00

昨天李小放十个月了。但是才刚刚开始会爬，站还站不稳。前几天大院里有一个周婆婆，一大早拄着拐棍，很紧张地来找我们，说她有一个女儿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照顾好，长大后才成了瘸子，要我们快点带孩子去针灸，搞得我和神仙都很不高兴。原本我们问过作儿保的医生，医生说不要紧，不要急着让孩子站和学走路，否则会变成罗圈腿，再加上我也是十六个月才会走路，所以我们对他动作方面发育比较慢都不太在意，我的意思是只要他在进步，不要停下来就好。后来神仙决定还是要带他到大医院去看一下，先是说去妇幼还是华西，后来又说人多，最后决定去太升南路那个儿童医院，之前又在做儿保的医院去检察微量元素，原本说是周四先顺便去那个儿童医院看看，再顺便提前挂一个专家号，周一等微量元素的单子出来了再去看，结果神仙还是直接看了，医生的说法跟做儿保的医生差不多，开了一盒保健品就让我们回来了。

爸爸妈妈来了，终于有时间跟神仙出去看电影，那张万达的卡买了有大半年了吧，一直没有用过。昨天下午出去，本来说是要看《波斯王子》，结果下线了，千挑万选，李连杰演的情感片自然不看，成龙的武打片明显是给小孩看的，什么《八零后》看起来也很平淡，还有几个搞笑片似乎也很白痴，最后还是选了VIP厅的《罗宾汉》，虽然贵了点，但是看完之后很满足，没有后悔。

准备要去看房子了，趁着这段时间爸妈可以帮我们带带孩子，神仙还要去做胆结石的手术，她又要我去学车，而我《肉身成圣》才写到司马迁的部分，昨天顺便去淘书斋，看到《王阳明全集》，一百三十八还是多少，就想买下来，不过是白文的，又想再挑挑或许有更好的书，果然找到另一本，有箋注，价格还便宜些，不过还是没有买，想再去当当看看多少钱。一想到要把王阳明的全集看完，还有朱熹，还有李贽，就觉得这本书的完成，实在是遥遥无期。而我偏偏又无节制地接着约稿，然后工作效率又极端地低下，又不知道这样的状态要持续到几时，或许真的要下定决心去租一个单间来工作了吗？但似乎又不想到一个清冷的环境里去，情愿留在这个热气腾腾有人声的屋子里，虽然有时又不免烦躁，真是矛盾。

杞记第十八

2010-06-17T10:07:00.003+08:00

司马迁创作系年

《史记》成书，为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迁发愤续成，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前后历四十余年。由于司马谈述史之始即有司马迁助修，而后又由司马迁一手完成，因此，研究《史记》思想体系只能用司马迁一人作代表。

《史记》中留有司马谈作史痕迹，但作为整体的《史记》不容分割。所以本文系年以司马迁为中心勾勒《史记》成书过程，照映全书，标题为《司马迁创作系年》而附著司马谈系年。司马迁生卒年按本书考证，系生年为景帝中五年，系卒年为昭帝始元元年，示意司马迁与汉武帝相终始。司马谈有卒年而无生年，假定长于司马迁二十岁，推计生年则在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即公元前 165 年。假定司马谈的生年，一是便于行文，二是表现一定的历史内容，即假定的推理原由。

王重九先生在《从王国维、郭沫若共认的“先汉纪录”考定司马迁父子的生年》一文中①，将《索隐》说“年二十八”系于建元三年以推计司马谈生年，得出司马谈生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即公元前 165 年的结论；而以《正义》说“案迁年四十二岁”推计司马迁生年为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 145年。王重九据此断言司马谈长于司马迁二十岁。

王重九的考证还缺少史实左证，他对于《索隐》说“年二十八”这条材料的运用也须商榷，他的考证自然不能定案，只能是一种假说。顾颉刚在《司马谈作史》一文中假定司马谈长于司马迁三十五岁，两种假说比较，王重九的假说要合理一些。第一，司马谈出仕京师，留下独生子司马迁于故里，以情理度之，更切合于青年之所为，血气正盛，以事业为家，至于中年则要多一些家庭的考虑了。第二，司马谈卒时概叹命运不好，透露出未尽天年的感慨，所以司马谈的终年不应过高。具体说，在古代“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情况下，司马谈长于迁二十岁，卒年时寿已五十六岁，与其命运之叹较为符合。第三，汉代举贤良，选秀才，虽有老年，而多为青年后进。例如贾谊年十八在廷尉吴公举荐下，文帝召以为博士。贾谊之出仕，当是参与了文帝初即位于前元二年的举贤良对策；司马谈的出仕，亦当是参与汉武帝初即位于建元元年举贤良对策。汉武帝更是一个奖拔后进的人，他当时只有十六岁。依上述种种情况推计，假定司马谈长于司马迁二十岁，他在建元元年举贤良时已二十六岁，是接近事实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说，姑以系年，不作定论。

本文系司马谈之年从司马迁生年始。

司马谈作史，准备在建元、元光间，正式述史在元狩元年。司马迁基本完成《史记》在太始四年，修订直至终年。从元狩元年至太始四年，即公元前 122至前93 年，整三十年。单说司马迁，从他元朔三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起至司马迁卒于昭帝之初始元元年，即公元前128 至前86 年，则历时四十二年。司马迁发愤撰史阶段应为元封三年为太史令至太始四年基本完稿，即公元前 108 年至前 93 年，为十六年。系年以创作为经，行年为纬，分为四个阶段：（一）家世、童年；（二）修史助手；（三）发愤著书；（四）晚年修订。略述于次。

① 六大史学名著包括《左传》、《通鉴》、《史记》、两《汉书》及《三国志》。

附录司马迁创作系年（附司马谈）

（一）家世、童年

（前 145—前 127 年，前后 19 年）

前 145（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迁生一岁父谈二十一岁

汉初政治无为，崇黄老刑名之学，文帝、景帝时尤甚，百家之学与儒学并立。景帝始尊儒学。司马迁生。生地西汉左冯诩夏阳县高门里，在今陕西韩城西南十八里之嵬东乡高门村。汉夏阳县至隋更名韩城。1985年韩城改县置市。司马迁之字，曰子长。

前 140（武帝建元元年辛丑）迁六岁父谈二十六岁

武帝即位伊始举贤良，罢黜百家；董仲舒为举首，对天人三策，建言独尊儒术。司马迁居家入小学。古时八岁入小学，聪颖秀慧者六岁即可入学。父谈举贤良对策，出仕为太史丞。

前 139（武帝建元二年壬寅）迁七岁父谈二十七岁

汉武帝初置茂陵邑。司马迁居家入小学。父谈仕为太史丞。建元二年汉武帝在槐里茂乡建造寿陵称茂陵，始置茂陵邑。勘定陵址，预卜吉凶等事宜，为“太史”职分之事，司马谈以太史丞参与建陵，故属籍茂陵显武里，并可知其出仕必在这之前一年建元元年举贤良而仕职也。

前 136（武帝建元五年乙巳）迁十岁父谈三十岁

置五经博士。司马迁居家入小学。《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 父谈仕为太史令。司马谈建陵有功，由太史丞升任太史令，在建元三年到建元六年之间。

前 134（武帝元光元年丁未）迁十二岁父谈三十二岁

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司马迁居家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十九岁入京师之前，一直居家耕读，但主要时间是诵读古文，而耕牧只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锻炼。父谈仕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居官而勤学不倦，立志重振史官家学，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是一位自奋立名的历史家。

前 127（武帝元朔二年甲寅）迁十九岁父谈三十九岁

是年春正月，汉伐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孔安国为博士。夏，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皆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司马迁一家也徙移茂陵，属籍显武里。关东大侠轵人郭解亦被徙茂陵，次年被族灭，其人状貌风采，为青年司马迁所目睹。

（二）修史助手

（前 126—前 109 年，前后 18 年）

司马迁作史，分为三个阶段。从元朔三年到元封二年为助手阶段。此阶段，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迁赞助其业。在父谈指导下，司马迁二十壮游，学公羊于董仲舒，受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司马谈，成长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娴熟的历史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打下了继承父志的坚实基础。

前126（武帝元朔三年乙卯）迁二十岁父谈四十岁

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张汤为廷尉。武帝诏，令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司马迁二十壮游，“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父谈仕为太史公。

前 124（武帝元朔五年丁已）迁二十二岁父谈四十二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武帝卖爵及禁锢免减罪，置武功爵以赏战士。司马迁壮游归来。

前 122（武帝元狩元年己未）迁二十四岁父谈四十四岁

武帝行幸雍，祠五峙。获白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发凡起例修《太史公书》（即《史记》），断限上起陶唐，下迄武帝获麟，即元狩元年。司马迁襄助修史。

前 121（武帝元狩二年庚申）迁二十五岁父谈四十五岁

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击匈奴，受降匈奴浑邪王，开通河西。丞相公孙弘卒。司马迁受公羊学于董仲舒。董仲舒为西汉公羊学一代宗师，于元狩二年致仕，居家茂陵，著《公羊治狱》十六篇。御史大夫张汤治狱及朝廷大议，数往问董仲舒。董仲舒约卒于元狩六年。司马迁壮游归来受学于董仲舒，即在董仲舒居家茂陵之时，当司马迁二十五到二十九岁之时。父谈著述《太史公书》，司马迁襄助其业。

前 119（武帝元狩四年壬戍）迁二十七岁父谈四十七岁

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于漠北，奠定了汉胜匈败之局。汉赏赐将士五十万金，转槽徙民之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县官大空。初算缗钱，盐铁专卖，造白金皮币。父谈著述《太史公书》，司马迁襄助其业。

前 119（武帝元狩五年癸亥）迁二十八岁父谈四十八岁

初置谏大夫。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汉书·儒林传》载《古文尚书》云：“（孔）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按，孔安国元朔二年为博士，元狩六年出为临淮郡太守，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当在元朔末壮游归来至元狩六年之际，当司马迁二十三到二十九岁之间。司马迁始仕为郎。

前 115（武帝元鼎二年丙寅）迁三十一岁父谈五十一岁

御史大夫张汤死，而民不思。张骞再使西域还，拜为大行，费值数千巨万。桑弘羊为大农中丞，置平准均输，吏得人谷补官，郎至六百石。父谈著述《太史公书》，司马迁襄助其业。

前 114（武帝元鼎三年丁卯）迁三十二岁父谈五十二岁

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父谈著述《太史公书》，司马迁襄助其业。

前 113（武帝元鼎四年戊辰）迁三十三岁父谈五十三岁

父谈为太史令兼大行礼官，与祠官宽舒议祀后土。

前 112（武帝元鼎五年己已）迁三十四岁父谈五十四岁

列侯坐酎金失侯者一百零六人。父谈为太史令兼大行礼官，与祠官宽舒议泰典礼。武帝行幸雍，祠五峙，遂逾陇，登空峒，郎中司马迁及其父太史令司马谈均扈从。

前 111（武帝元鼎六年庚午）迁三十五岁父谈五十五岁

武帝与公卿、诸生议封禅。春正月，司马迁升任郎中将，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在西南夷地区设郡置吏。

前 110（武帝元封元年辛未）迁三十六岁父谈五十六岁

武帝封禅泰山。是岁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县官有盐钱缗钱之故，用益饶矣。父谈病死于周南（洛阳）。司马迁受父遗命于河洛。又从巡武帝封禅。按，汉武帝四月上泰山封禅，司马迁要赶赴行在回报奉使政务，告成功于上帝，故其见父于河洛在二、三月间。

前 109（武帝元封二年壬申）迁三十七岁

司马迁从巡武帝至瓠子，负薪塞河。

（三）发愤著书

（前 108—前 93，前后 16 年）

从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为太史令，到太始四年司马迁作《报任安书》，其间十六年，是为发愤著书阶段。即司马迁经营十六年，《太史公书》基本完稿。

前 108（武帝元封三年癸酉）迁三十八岁

始仕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潜心著述《太史公书》。

前 107（武帝元封四年甲戍）迁三十九岁

迁扈从武帝，北过涿鹿。潜心述史。

前 106（武帝元封五年乙亥）迁四十岁

迁扈从武帝，南至九江。潜心述史。

前 104（武帝太初元年丁丑）迁四十二岁

迁与壶遂、邓平、落下闳等造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司马迁答壶遂问，讨论作史义例，修正延伸《太史公书》断限，上起黄帝，下至太初元年。《太史公自序》云：“于是论次其文。”司马迁正式定稿《太史公书》。

前 101（武帝太初四年庚辰）迁四十五岁

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还，得善马数十匹，中马三千余匹。汉兵死十余万人，丧马三万匹，伐宛四年，天下骚动，大汉呈现衰败之迹。司马迁再次修正《太史公书》断限，下限至太初四年，以见盛观衰。

前 99（武帝天汉二年壬午）迁四十七岁

十一月，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功可抵过。潜心述史。

前 98（武帝天汉三年癸未）迁四十八岁

是年冬李陵家被族灭。司马迁受株连，以“诬罔罪”遭受宫刑。

前 97（武帝天汉四年甲申）迁四十九岁

司马迁出狱为中书令，世俗目为“尊宠任职”，而司马迁视为奇耻大辱，隐忍苟活发愤著书。

前 93（武帝太始四年戍子）迁五十三岁

复书任安（即《报任安书》），叙说不幸遭遇和深虑的思想，通报《史记》基本完稿，定名《太史公书》。是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藏之名山，传于后世。

（四）晚年修订

（前 92—前 86，约 7 年）

武帝征和以后到昭帝之初七年为司马迁修史的第三阶段，最后编成《史记》定本，正本藏官府，副本留京师家中。司马迁晚年仍在修订《史记》。

前 91（武帝征和二年庚寅）迁五十五岁

巫蛊狱起，太子刘琚举兵斩江充；武帝令丞相刘屈氂讨叛，太子兵败自杀。司马迁晚年修订《太史公书》直至昭帝之初。主要内容为：调整篇目与

编订次序；抒愤寄托，鸣写不平；附记太初以后大事；补载或修订太初以前史事。

前 90（武帝征和三年辛卯）迁五十六岁

田千秋上书讼太子冤，武帝平反太子，怨北军使者护军任安受太子节而不助太子。六月腰斩丞相刘屈毫与任安。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以兵降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均载此事。此为司马迁晚年修订《史记》之一证。

前 87（武帝后元二年甲午）迁五十九岁

武帝崩。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辅政。

司马迁记事止于武帝之末。褚少孙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补》）。考《史记》记事，断限太初，人物立传，记叙史事，皆止于太初四年。太初以后，司马迁只是附记巫蛊案、李陵案两件大事以及武帝封禅巡游，咸表终始，涉及 16 个篇目，22 人，总计 1544 字，与立传人物及载大事尽于太初并不矛盾。

前 86（昭帝始元元年乙未）迁六十岁

司马迁卒。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云：“史公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按，昭帝始元六年（前 81）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在辨难中引用《史记·货殖列传》称“司马子言”，这是对已故学问家的尊称。此姑系司马迁卒于昭帝始元元年，表示司马迁之卒与汉武帝相终始，这是没有疑义的。

司马迁死后，其书《太史公书》副本在宣帝时为外孙杨恽所布，到了东汉桓灵之时演变成了《史记》之名，流传于今，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两千年来阅读和研究《史记》的人不可胜计。司马迁将他的鲜血和生命化成了《史记》，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将永远值得人们祭奠！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

札记第十七

2010-06-15T15:56:00.003+08:00

2010.6.13

太史公司马迁撰《与挚伯陵书》：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才德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德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繇也。愿先生少致意焉。

——谢世涯《新旧应用文用语比较研究》

2010.6.14

1、关于司马迁之受腐刑：

　　按汉律，“诬罔”罪是大不敬的欺君之罪，量刑是大辟死罪。《汉书·武帝纪》载，“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斩”。栾大是方士，他的神仙骗术被揭穿，以“诬罔”罪被杀头。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有两种办法免死。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汉书·武帝纪》载：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将军李广、张骞、公孙敖等人，都曾因种种原因触犯军法论死，赎为庶人。二是景帝时所颁法令：“死罪欲腐者许之。”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于是只有在死与腐刑间作选择。不过以腐刑代死罪，并不由犯死刑者单方面的“欲”来决定，它还要执法者“许之”。《汉书·张汤传》载，张安世兄张贺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征和二年巫蛊案，犯死者成千上万，只有张贺一人幸免，以腐刑代死，因有张安世为言。张贺与司马迁是同时代人，受刑时间也相隔不久。西汉自景帝颁布以腐刑代死的律令以来，终武帝之世，士大夫犯死罪而改宫刑的记载，也只有司马迁和张贺两例。汉武帝欲置人于死地，既不可赎，也不可腐，如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谋，汉军伏击匈奴。由于单于警觉，没有中伏。大行王恢奉命深入敌后，拦击匈奴辎重，他见匈奴主力退回，自己所部三万人寡不敌众，当机立断撤退了汉兵。汉武帝认为王恢本为首谋，而不能主动出击，于是论罪下狱。尽管丞相田颛和王太后出面营救，汉武帝仍不赦免，王恢自杀狱中。由此看来，汉武帝尚没有置司马迁于死地的意思，所以才听其以腐刑代死。可是汉武帝却不彻底赦免司马迁，听其以腐刑代死，必欲折其心气而后快，显示绝对君权的威严，难怪司马迁还要发出“明主不深晓”的怨言了。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

2、关于腐刑起源：

　　腐刑，既宫刑，起源很早，传说夏商时代就有了。《汉书·刑法志》载，西周有“宫罪五百”，说明宫刑律令已十分严密。颜师古注：“宫，淫刑也，男子割腐，女子幽闭。”

——同上

司马迁纲要

2010-06-12T10:56:00.001+08:00

秦帝国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实现了集权制的帝国，这里的集权制的帝国是指：1、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内实行郡县制，对外则武力扩张；2、皇帝有绝对的威权，对国民实行专制。但是秦帝国失败了，随后刘邦建立起来的汉政权部分地恢复了分封制，历经动乱（七国之乱等），到汉武帝时，郡县制才重新恢复，国家完全掌握在皇帝的手中。这里首先要确定的是，这种政体和国体是战国以来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所认同并追求的，之前秦帝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是政体的失败，至少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绝不认为是政体的失败，因为对他们而言，不会有比郡县制更好的国体，也不会有比集权制更好的政体，这一次的失败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有一个好皇帝，如果不能找出一个好皇帝，那么士大夫至少必须拥有限制皇帝甚至更换皇帝的权力。这个结论源于孔子，发展于孟子，到董仲舒时，借助于“天人合一”理论而得到系统化，而司马迁是继承了这一理论的。

关于年轻的司马迁的思想，还有一个基本面，即他与当时的国人一样，都支持皇权，支持国家统一，支持帝国的对外扩张（年轻时出使西南）。

对于司马迁而言，矛盾的地方是，专制的皇权不可能允许士大夫拥有他们所梦想的权力，即限制皇帝甚至更换皇帝的权力，即便如董仲舒那样借助于神权也不可以；其次，专制的皇权也不允许这个国家有游离于皇权之外的个体与个性存在，正如它不允许有游离于皇权之外的宗族与王国存在一样。前一点如前所述，是来自于司马迁所受到的儒家学说的熏陶（董仲舒和孔安国，以及《论语》），后一点，则是当时社会文化之一部分，由战国数百年的分裂状况所形成之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人之个性，如郭解之豪侠，如荆轲之刺客，如张仪之鼓舌，皆在被禁之列，而所有这一切，却已经自司马迁的家学渊源中，自司马迁的壮游中，自司马迁的阅读与写作中，深深地刻入了他的灵魂。

他的精神是属于新的时代的，而他的灵魂却沉沦于旧的时代，这是他最终与汉武帝决裂的原因。

少年的司马迁还不能理解郭解以及与郭解相关的那些人和事，他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郭解是在茂陵他十九岁的时候，要很多年之后，很有可能是在他遭腐刑之后，他才突然地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无条件地支持郭解，甚至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因为郭解正是一切灵魂仍沉沦于旧的时代的、灵魂仍然向往着自由的人的希望，郭解的死意味着专制皇权的最终胜利，从此权力从上到下已畅通无阻，帝国治下的每一个人的每一行动和言语，都已经赤裸裸地暴露于皇权之下，除了思想，没有什么是皇权所不能攫取和凌辱的——对于思想的控制要到极权时代的来临才能实现。

遭到腐刑之前的司马迁一直都是积极地支持汉武帝，本身帝国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掌握政权，而汉武帝即便不是最合适的，也绝对是当时的最好选择，司马迁说当时的自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报任安书》：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子曰：……），他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汉武帝对他很器重，让他出使西南，这个活以前司马相如和公孙弘也干过，太史令这个职位可能并不是年轻的司马迁所想要的，当时的他也绝不会仅满足于只做一个太史令，但是司马谈的遗愿他不可能违背，再说编著《史记》也是他的愿望之一（贬天子，退诸侯，继《春秋》之绝学，对司马迁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皇帝，而是国家），因此随后他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了对《史记》的编撰中。

李陵的事件是一个转折点，这之后的司马迁虽然仍然支持国家统一，但却对皇权产生了怀疑（《封禅书》中对武帝的嘲讽，他支持封禅，却以为由武帝来封禅不妥），对帝国的对外扩张，也从积极地参与变成了彻底的反对，认为对外扩张是劳民伤财（《大宛列传》、《自序》中论六家要旨，推崇文景之治），由这些出发，他进一步怀疑为了国家的大一统而牺牲个体的自由是否是值得的，并由此看清楚了郭解、荆轲、项羽等人的价值所在。

札记第十六

2010-06-11T14:21:00.001+08:00

2010.6.9

1、关于王莽杀子事，吕思勉《秦汉史》188页转述《汉书》并辨疑：

莽妻，宜春侯王咸女，生四男：宇、獲、安、臨。宇、獲誅死，已見前。安頗荒忽，莽以臨為大子。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為星。語臨：宮中旦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地皇元年，莽以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二年，正月，莽妻死，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谋杀状。賜臨藥，臨自刺死。莽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曅。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於是迎興等。封興為功修公，匡為功建公，曅為睦修任，捷為睦逮任。《漢書·王莽傳》所言如此。案臨為大子已久，忽焉而廢，與安俱死旬月間，古雖賤庶孽，亦未聞棄其所生子女，其事種種可疑，恐其中別有變故，為史所不知矣。堯誅丹朱，舜誅商均，其事久遠難明，若莽則誠以為民請命故，致不諒於眾人，變生骨肉之間，四子咸以強死，亦可哀矣。子貢曰：伯夷、叔齊怨乎？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此莽之所以能行誅於至親而無悔邪？觀此，知國師公之離心亦已久，而誅戮初不之及，亦見其用刑之平恕，而漢人之目為暴虐者，皆誣詆之辭也。

——临寄书于母，言“不知死命所在”云云，诚属可疑。岂有如此隐秘事竟书于信中予其母，不忧莽觉之邪？况临居中侍母已久，此等忧虑必已告知其母矣，又何必于信中再三言之。观愔云白衣会以诱临蹈险，则此信或亦是国师公之秘计，以陷临于不义。

２、司马迁师承董仲舒，朱大可《司马迁传》：

总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其影响，吸收了公羊家学说的精华，但他以批判的精神作了改选。例如《自序》引董仲舒语言答壶遂问，司马迁说：“余闻董生曰：周道废驰，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谓为后王立法。《汉书·司马迁传》作“贬诸侯，讨大夫”，删去“天子”与“退”三字，即删去“贬天子”一句。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的。班固认为天子不可贬，司马迁认为天子有过亦可贬。这里不仅仅是反映了两个史学家的思想差异，也反映了司马迁对《春秋》主题以及对董仲舒为后王立法思想的发展。“贬天子”，既非孔子思想，亦非董仲舒思想。在追溯公羊家本始思想时，班固的删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讨论司马迁思想时，班固的删削却是大谬不然。司马迁正是发展了公羊学，所以他才写出了比《春秋》规模更大，褒贬尺度更寓于人民性，内容体制更符合大一统时代要求的伟大作品《史记》。

３、人类的历史，似乎总是以最坏的可能性为选项来运行，一个时代，当它没有坏到不能再坏时，新的时代不会来临。我觉得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拥有回忆，我们能记住过往，这使我们有了这么一点点的可能性，得以不重蹈覆辙。

４、王莽的政权有极权的味道，汉武帝的政权仍只是专制，因为他只满足于控制人的外在生活，而王莽已经在试图控制人们的思想。

刘瑾与董玘

2010-06-07T15:53:00.001+08:00

明朝是宦官势力膨胀的朝代，最初朱元璋是严令太监不能干政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有朱元璋关于宦官干政的议论，他说：“自古以来的贤明君主，凡是既有谋略又有才干的，都是在朝廷上与公卿大夫议论国是，再由自己来决断。没有听说过与近习嬖幸之人商量能商量出什么好主意的。”但是到了建文帝时，靖难军起，有许多太监跑到朱棣那里去告密，做了奸细，立下大功，朱棣对他们很信任，开始委以重任。之后宦官干政的力度越来越大，到英宗时，终于出了一个王振，正是此人挟持英宗亲征蒙古瓦喇部也先，结果英宗被困土木堡，当了蒙古人的俘虏，而王振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之后，弄权的太监还有不少，比如怀恩、曹吉祥、汪直等等，到武宗时，又出了一个刘瑾。刘瑾做过不少坏事，但我私以为他做的最坏的一件事，是要求被廷杖的官员不仅不能再在裤子里面垫东西，而且还要把裤子脱下来，光着屁股被打。这件事情，大大折损了士大夫的尊严，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皇权而言，他们都是奴隶。当时的士大夫们也不是没有反抗，据吴伯与的《内阁明臣事略》：“司徒韩公（指户部尚书韩文）联合了九卿诸大臣，伏阙请命，请皇上把刘瑾杀了，而大学士谢迁、刘健、李东阳等人，又在内阁主持，以全体辞职来威胁皇帝，一定要把刘瑾搞下台。”这一次的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并没有成功，刘瑾连夜带着他的党羽（所谓“八党”）跪求武宗饶命，武宗原本已经犹豫着要把刘瑾安置到南京去了，却于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反倒把刘瑾任命为司礼监太监（有点类似于皇帝的秘书长，有批红之权），于是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请求辞职，武宗批准了刘健和谢迁的辞呈，刘瑾大获全胜。

董玘亦是被刘瑾打压的官员之一。他字文玉，是浙江上虞渔家渡人，弘治辛酉(1494年)乡试第二，乙丑(1505年)会试第一，廷对第二，是那一年的榜眼，授翰林编修，却因逆瑾而出为成安知县，后来大约在刘瑾倒台的前后，他写了一篇题为《东游记异》的寓言来讽刺他，这故事大概是说：正德五年（1510）六月的一天，他和朋友黄子复出游，在东华门遇到一场大雾，迷失了方向，突然看到一栋金碧辉煌的巨宅，从宅子里出来许多的狐狸，把他们挟持进去了。原来里面正在举行一个老狐狸的葬礼，让董玘和黄子复惊讶的是，毕恭毕敬来参加葬礼的却全都是人。这时有一个人悄悄对他们说：“这老狐狸以前常常假扮成人的样子出游，见到那些达官贵人，活着时有居室，死去了有墓葬，举办喜事、丧事也各有礼仪，它就把这些礼仪都学来，还把这些礼仪教给狐狸们。它死的时候，哭嚎着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狐狸来埋葬呀！’狐狸们商量之后，就按人的礼节来给它办丧事。但无论如何它都是狐狸呀，根本就没有人来给他吊丧。有一只白额虎，是穴居野兽的首领，目光如电，轻易不出行，喜欢吃人却不吃兽类，是上帝派来管理百兽的。狐狸们就向白额虎哭诉，白额虎发怒道：‘他们这些人都看不起我们兽类吗？’于是凡是不来给老狐狸吊丧的人白额虎都要吃掉，结果吊丧的人就成群结队地来了，弄得现在热闹得像集市一样，你们两个既然已经误入此地，就赶紧向老狐狸行礼吧，不然白额虎非把你们给吃了不可。”董玘和黄子复听了之后，虽然非常气愤，但迫于白额虎的威势，也只好不情不愿地给老狐狸行礼吊唁了。等他们从老狐狸的宅子里出来，找到路回到城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几天之后，雾气散了，太阳重新升起，他们再到东华门去探访，却已经找不到狐穴了，禁门外的黎民百姓，依旧如往常那样地生活着。

据《武宗实录》，正德五年的六月，刘瑾的哥哥，时任后军都督府同知（大概相当于军区副司令）的刘景祥死了，公卿百官纷纷到东华门外刘景祥的私第去吊唁，以至于连刘景祥的府第也装不下这么多人了；刘景祥下葬的时候，这些达官贵人又前往设祭，还送了许多钱给刘瑾。董玘有意选择了与刘景祥的葬礼相同的日期（正德五年六月），相同的地点（东华门），相同的事件（葬礼），使读者一看就知道这则故事的另有所指。《武宗实录》还说，本来刘瑾打算在八月十五给刘景祥送葬时发动政变，但却在送葬前两日事败。据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刘瑾是半夜被捉的，当时他还在内直房值夜，听到有旨，就披了青莽衣起身，被四名长随当场绑了，当夜就开了东华门，送到菜厂去关了起来。

刘瑾虽然败亡了，但明朝宦官干政的弊病仍在，后来又出现了冯保和魏忠贤，而魏忠贤也把宦官干政的坏处发展到登峰造极，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朝为什么会成为宦官权力膨胀的朝代，原因很多，比如说，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由宦官来代替皇帝行使皇权，比如说，司礼监批红的制度为宦官干政提供了方便，不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明朝的士大夫的人格缺陷也是宦官势力膨胀的罪魁之一。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董玘在参与编定《武宗实录》时，因为与王守仁有矛盾，故意贬低了王守仁的军功。王世贞对此很不齿，以为董玘的人格有问题。其实在编定史书的时候，总难免会带有作者本人的主观视角，这本无可厚非，但对于明朝文人来说，士大夫的办事能力可以很低，但道德却必须绝对的纯洁，如果道德上不纯洁，那么无论你多能干，都不可以继续在朝廷上任职；后来董玘就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及时上报朝廷，行离位居丧之礼而受到弹劾，而不得不以原官致仕归乡。这种“道德原教旨主义”使政治失去了弹性，也使士大夫在与皇权的交锋中失去了回旋的余地，这种余地的丧失又进一步迫使皇帝更加地重用宦官，从而使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越来越血腥，也越来越残酷。

札记第十五

2010-06-06T16:54:00.001+08:00

在网上搜索董玘的资料，偶然看到王世贞考证王阳明事，事涉董玘和王阳明两人，以后或许要用到，存于此。

原文题为《王世贞史学研究》，作者孙卫国，文中似有错漏，或许是上传时匆促未能校正所致，待日后再作考订。

《武宗实录》乃是正德十六年(1521)十一月敕修，先由大学士杨廷和、蒋冕、费宏等总裁。后因大礼议起，杨廷和等力争，触怒世宗，去官，蒋冕亦致仕，最后由费宏等总裁。嘉靖四年(1525)六月进呈。

王世贞指出《武宗实录》对王守仁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事的记载"剪抑之者不遗余力"。按照《武宗实录》所载，王守仁平定朱宸濠之乱，不仅不应当封伯，且有大罪三，"所谓不当封者，其战功皆出伍文定。所谓三大量者，预通逆濠，一也；纵杀平人，二也；事后犹庇逆党刘养正三也。"蟛王世贞考辨《武宗实录》之所以一味贬抑王守仁，乃因总裁、副总裁与王阳明有恩怨之缘故盖实录(《武宗实录》)之始为总裁者杨文忠(廷和)，继之者费文宪(宏)，而以副总裁专任者，董文简(董圮)也。杨公与王恭襄(王琼)郄甚著不解，恭襄虽阴谲，然能识文成而独任之，以故于前后平贼及擒濠之疏，皆归德于兵部，以为发纵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内阁，其为杨公辈切齿非旦夕矣。江彬、许泰、张忠辈既耻大功为文成所先，必肆加罗织之语，而忌功之辈从而附和之。文宪在文成抚绥之地与逆濠忤，被祸，中外之臣皆屡荐而起之，而文成而未有一疏相及，费当亦不释然也。董公最名忮毒，于乡里如王鉴之辈，巧诋不遗余力，既又内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杨、费作，从此诬史，谁将欺乎?@ 这是一段实录总裁党同伐异的典型事例。王阳明是正德、嘉靖间的名臣，深得兵部尚书王琼的信任，他平定朱宸濠之叛乱，也得到王琼支持。但朝中用事诸臣皆与王阳明有隙，世宗即位之初，召王阳明人。两朝受封，但受到大学士杨廷和等阻挠。《明史·王阳明传》称："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守仁不赴，后虽封新建伯，"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对于其他有功者，伍文定外，其他皆名示迁，而阴绌之，废斥无存者。"王阳明"愤甚"，后来得张璁等推用，"而费宏氅了守仁，复沮之。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④可见，杨廷和、费宏、董圮（原文如此）等莫不与王守仁有怨恨，故由他们总裁之实录对王世贞多加贬抑，是《明实录》中党同伐异的又一个典型实例，王世贞分析其前因后果，条分缕析，使人真正洞察了其背后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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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第十四

2010-05-30T15:14:00.001+08:00

2010.5.28

1、朱大可《司马迁评传》：

从《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称司马迁“辨知阂达，溢于文辞”，将司马迁与公孙弘、倪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朱买臣、严助、徐乐等十五个西汉一代才智之士相提并论，可见受到十分的器重。

2、同上：

《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

3、同上，司马迁二十壮游所经之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首次作了描绘。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上长沙，到汩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以今地言之，司马迁壮游，跨越了陕、鄂、湘、贛、苏、浙、皖、鲁、豫九省区，行程近三万里，历时约二、三年。

４、顾炎武、苏辙评司马迁，见《司马迁评传》：

顾炎武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大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

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力如此之文哉（此句似不通，不知原文是否如此，待考），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札记第十三

2010-05-28T10:53:00.001+08:00

2010.5.26

1、《秦汉史》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一十六页，辨武帝用椒房之亲为将，不任李广、程不识事，沉痛：

《史記》言衛青僅以和柔自媚於上。霍去病則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此等人可以為將乎？較之李廣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者何如？李廣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馬三萬匹，軍還，入玉門萬餘人，馬千餘匹而已。史言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類也。天子常欲教去病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此去病不學無術之明徵，亦漢武以三軍之眾，輕授諸不知兵法之將之鐵證。世顧或以是為美談，此真勢利小人之見。彼衛、霍之所以致勝者，乃由其所將常選，而諸宿將所將，常不逮之耳¹，非其能也。漢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險以立功名；不知義理，徒為愚忠；皆與後世絕異。即以李廣之事論之。廣與程不識，俱為邊郡名將，匈奴畏之久矣。又嘗俱為衛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擇大將，非廣、不識輩而誰？乃漢武之所任者，始則衛、霍，後則李廣利也。以椒房之親，加諸功臣宿將之上，不亦令戰士短氣矣乎？元狩四年之役，武帝本令去病當單于，故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焉。至於衛青，任之本不甚重。《史記·李將軍列傳》云：“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此非實錄。既以為老弗許矣，豈又以為前部乎？“及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在，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併於右將軍軍”，此實顯違上令。其云“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乃誣罔之辭。上既不令青當單于，又自以廣為前將軍，安得有此言乎？廣既失道，青又逼迫令自殺，違旨而贼重臣，其罪大矣，天子弗能正。廣子敢，怨青之恨其父，擊傷之，青匿諱之，蓋其事實有不堪宣露者，而去病又射殺敢。上乃為諱，云鹿觸殺之。尚不如鄭莊公之於潁考叔，能令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賊之者也，可以持刑政乎？李氏之於衛、霍，蓋有不共戴天之讎二焉。縱不敢以此怨懟其君，亦不足為之盡力矣，而陵猶願以步卒五千，為涉單于庭，既敗，司馬遷言陵之功，則以為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之腐刑。所終始右護者，瑣瑣姻婭而已，而又收族陵家，此真所謂淫刑以逞，視臣如草芥者。無為戎首，不亦宜乎？而司馬遷猶惜陵生降隤其家聲；隴西士大夫，猶以李氏為媿。專制之世，士大夫之見解，固非吾儕小人所能忖度矣。

——武帝任椒房之亲为将或有不得以处，观唐玄宗任安禄山可知。李陵生降，即便是在今天亦要被狗血喷头，岂仅是“专制之世”。

２、关于五大夫，《秦汉史》一百二十四页转引师古：

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

又，据朱大可《司马迁评传》：“司马喜在文景承平之世，无功勋显绩，所得高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

３、关于赎钱免死，《秦汉史》第一百二十五页：

天漢二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大始二年又行之。

４、关于武帝的酷吏，《秦汉史》第一百二十七页：

漢世酷吏，誠多摧抑豪強之意，然一切以武斷出之，禍其能無及於民哉？

５、武帝时之“锦衣卫”，《秦汉史》第一百二十八页：

《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泰山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接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

６、武帝之不守法，《秦汉史》第一百二十八页：

而又喜怒任情，刑殺不忌，惑於女謁，而不能守法。

７、辨武帝托孤事，《秦汉史》第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二页：

《漢書·外戚傳》言欲立昭帝，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者久之。褚先生補《史記·外戚世家》言：倢伃死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後邪？”讀史者因頌武帝能防患未然，或則議其酷，實皆不察情實之談。遠慮豈武帝所有？褚先生曰：“或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便見造作趙倢伃事者，並衛皇後之事，亦不能知，真可發一大噱。褚先生又言：“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漢書·霍光傳》曰：“上察群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行周公之事。’”夫光疏賤，武帝即欲託以后事，豈得擬之周公？光與金日磾、上官桀之以遺詔封侯也，侍衛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²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之語，又安知非光等為之邪？然則昭帝之立，果武帝意與否，信不可知矣。

notes

¹史又稱去病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乏絕也。不敗由天幸，信然。敢深入，適見其不知兵法也。

²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札记第十二

2010-05-25T10:50:00.001+08:00

2010.5.24

1、吕思勉老儒。《秦汉史》第八十七页，论汉代社会情形，云大同、小康之后，世风日下，又道：“欲正其本，非　除黨類（class）不可，此固非漢人所知。”此句与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二百四十一页所云“从逻辑上说，政治公共理性发展应为政治上的‘党’提供理论依据。但是中国古代的哲人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公’的大旗下，对‘党’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正相映成趣。

２、同上，第八十八页，辨汉举孝廉非因董仲舒之对策：“案本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仲舒對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舉孝廉，則不得云仲舒發之。”

３、同上，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以为汉代崇儒乃风气使然，非武帝首倡：“武帝即位，年僅十六，踰年改元，則十七耳。雖非昏愚之主，亦未聞其天縱夙成，成童未久，安知隆儒，即衛綰亦未聞以儒學顯，然則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事，其為風氣使然，無足疑矣。”

４、同上，第九十一页，辨武帝改制，实为粉饰升平：“《漢書·武帝紀》言大初元年，改歷，用夏正，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今觀《百官公卿表》，武帝於秦官實少所變改，則其所定者皆瑣細不足道可知。當時議者，或欲俟太平之後，乃採風俗，定制作¹；或則高談皇古，蓋皆不肯茍焉而已。而武帝則徒欲其速成，雖偏狹有所不恤。其曰漢一家之事，非知五帝不襲禮，三皇不沿樂之意，特惡夫高議難成而已。自是而後，所謂禮樂者，遂徒以飾觀聽、為粉飾升平之具，而於民生日用無與焉，豈不哀哉？”

——此论似过苛，司马迁改定太初历，大有功于国人，然武帝改制，实为粉饰升平，则无疑义，吕老末句，大悲凉。

５、同上，第九十二页，辨武帝伐匈奴非当时之必须：“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幣以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元光二年，雁門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可。上從恢議。使壹亡入匈奴，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覺漢謀，引還。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尚樂市，耆漢財物。”

——伏兵三十余万而欲匈奴不知，除非国人皆能同仇敌忾，或独裁者以大恐怖压制国民，否则不能做到，武帝好大喜功，王恢亦是，当时有不少出身微贱之人，欲以击匈奴而得军功，飞黄腾达，聂壹是此类人，霍去病亦是。

notes

¹桶按：此类人，指不愿从叔孙通定礼制之老儒。

札记第十一

2010-05-24T15:27:00.001+08:00

2010.5.23

1、汉文帝宽容。吕思勉《秦汉史》第七十一页：“除肉刑之舉，為千古仁政。¹然此前已除收孥相坐之法，²誹謗妖言之罪矣。³”

又，同上，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转引应劭《风俗通义》成帝与刘向之对话：

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竟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大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大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

notes

¹十三年。

²元年。

³二年。

札记第十

2010-05-21T22:01:00.001+08:00

2010.5.20

1、《先秦士人与社会》，二百五十一至二百五十二页，关于中国之大一统：

大一统与王权至上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价值之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综合因素的成果，也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成果。

“大一统”一词是由《春秋·公羊传》最先提出的。《公羊传》成书的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前后。“大”，即张大；“一统”，即统于一。“大一统”即以一统为大。作为社会与政治观念的基本含义是国家一统，王权一统。国家一统的含义是没有主权区域和民族的界限，是君主权力在平面上的无限扩张；王权一统是说权力不能分割，君主权力是一种无限的集中。因此大一统的核心是王权一统。

大一统的观念的萌生远在《公羊传》以前，从《尚书》、《诗经》以及金文等文献和资料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周王作为“天下共主”，在实际上的权限是有限的，远没有达到大一统的地步；但在观念上远远超过实际，初具大一统的含义，这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曰王有天下。《诗经·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实而言，周王管辖的地域与臣民是有限的，但在观念上则是无限的，无止境的，这点对后世影响极大。二曰王者纲纪天下。周王“纲纪四方”，“正域彼四方”，“四方为则”，“万邦为宪”，“网有不服”，“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三曰王称“天子”。上天至尊、至灵、至神，作为天之子无疑是天的化身和代言人，同样，天子也具有一定的神性和超越性，自然也是人们崇拜和信仰的对象。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宗法分封制转为君主中央集权制。新的统治方式特点是“一竿子插到底”，即实现对每一个人的直接统治；同时统治范围也空前扩大。于是有“大一统”的提出。诸子此时喜欢用“一”讨论政治哲学问题。于是有“道生一”、“道无双”、道即一等命题的提出，在政治体制上则提出了“土无二主”、“民无二王”、“作一”等。在实际的政治上，诸侯们为争一统打红了眼。“天下为一统”成为时代最响亮的声音。诸子百家也同样从舆论和理论上要求鼓动统一。

老子说王与天、地、道并列为四大之一，又说以道临天下，说明老子是主张一统的。

孔子希望的政治局面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是一统格局。

墨子主张天子一同天下，天下尚同于天子，同样是大一统。

孟子希望定于一也是一统政治。

法家更是一统政治的鼓吹者。

“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¹ 天子代表着大一统和秩序，无天子则争乱不止，“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²。

几乎所有的人对一统的君主专制体系都是认同的，因此，百家争鸣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实际的政治发展与思想的这种趋势相一致，各诸侯国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最终汇合为秦朝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

2、同上，二百三十九页，转引《商君书·画策》：

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

——这几句是公孙弘杀郭解的理论依据。然则那些收留解救郭解的人却也正是将郭解送上死路的人，因为收留和解救他的人越多，就越能说明郭解对帝国的威胁，武帝就愈要杀他。

3、同上，二百三十九至二百四十页：

《太公阴符》载周武王与太公对话：“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于此，除者则国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如何？’太公曰：‘民胜吏，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强，侵陵群下，二大也。民甚富，倾国家，三大也。民尊亲其君，天下归慕，四大也。众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誉，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为权，七大也。恩行于吏，八大也。民服信，以少为多，夺人田宅，赘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业畜产为人所苦，十大也。所谓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诸侯，诸侯害天下。’”³

——此段恐非太公语，应为后人伪托。

4、同上，一百六十九页：

“奉天承运皇帝”作为套语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清朝继之。

notes

¹《吕氏春秋·谨听》。

²《观世》。

³转引《后汉书·百官志五》注。

札记第九

2010-05-20T16:50:00.001+08:00

2010.5.18

1、《先秦士人与社会》一百八十四页：

自主性或主体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期所依恃的根据是不同的，在近代，人的自主性或主体性是由人身的自主而定的，是一种生的权利，也就是说，人的自主性并不是依靠什么“道”而有的。应该说相反，人的自主性就在自身，选择什么“道”与自主性本身没有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选择什么“道”与做什么事一样，都是自己自主的选择，也就是说，“道”与“事”等等都是自主性表现，是自主性的证明，而不是自主性的本身。但在古代，在春秋战国时代，依据道而有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与此有原则的区别，以“道”作为自主性的前提和依据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依附性的，这同人身依附有所不同，它是一种观念依附，如果所依附的“道”是主张个人独立、个性自由的，无疑会把人带入个人独立和个性自由之地；如果所认同的“道”本身是一种依附理论或有很强的依附性，那么这种“道”就会把人带入依附或半依附之境。“道高于君”与“从道不从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张扬“道”，君主被放在一边；另外高举“道”的人的主体性似乎也凸现出来了。但再细分析，如果所依附的“道”本身就主张等级制与君主制那么这种“道”把人带到哪里去了呢？这里暂不说道家，只说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道”。从总体上看，这些家的“道”都是等级之“道”，并是君主制的体现。

２、同上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二页，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宗教时代的分析，颇有见地：

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中国没有经历过宗教时代，人文的理性精神占据主导地位。从一方面看似乎是这样。但是冷静想想，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超越宗教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难道就如此明智？情况恐怕未必如此。从人类普遍经历过宗教时代一样，我们的祖先也不可能超越宗教，只是有自己的特点而已，其特点之一这就是在天人合一的信仰中表现为弥散性。（这一句有语病。）

天人合一是神性与理性的混合物，天的泛化导致了崇拜的泛化，我们的宗教意识被分化成几部分：一部分给了上天；一部分给了天的泛化物，如自然神等；一部分给了命运；还有一部分给了天子；另外还有祖宗神灵等。所以我们祖先的宗教意识是一种弥散性的宗教意识。

札记第八

2010-05-16T10:21:00.001+08:00

2010.5.16

1、《史记·滑稽列传》：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其故何也？”东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今非然也。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贤与不肖，何以异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义，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于余哉！”于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也。

——东方朔所言正是战国与汉武时所不同处，然于当时欲“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不过东方朔此处所云，或亦暗含讥讽。《滑稽列传》东方朔之部分，为禇先生所补。

２、《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此是司马迁引其父司马谈所作《六家要旨》之末句，形神之论，应为后来陶渊明所本。“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似暗讽武帝。

札记第七

2010-05-14T20:50:00.001+08:00

2010.5.13

１、季镇淮著《司马迁》，第52页，论及司马迁主持改历事，云：“而积极推动武帝改制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年轻时必乐于见到武帝之多欲，否则武帝不会派他出使西南，之前出使西南者为司马相如，可见武帝是把司马迁当成了司马相如之接班人，而司马相如临死前留书武帝，尚论及封禅事，当时大部分文人必是支持武帝之封禅的。

2010.5.14

1、《月氏》之始：

《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¹北。其南则大夏²，西则安息³，北则康居⁴。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王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notes

¹阿姆河。

²巴克特里亚。

³帕提亚阿尔撒息王朝，当时的统治者为密特里达特二世，曾阻止塞种人西进，迫使他们南下进入锡斯坦。——据维基百科

据《中亚文明史》，前123-87年帕提亚王国国王为米思里代蒂兹二世，应即维基所说的密特里达特二世。关于塞种人，此书云：“对于东方边境的游牧人问题，帕提亚政府则兼用军事方式和外交手段。他们将游牧人从帕提亚本土迁移到阿拉霍西亚的哈蒙（Hamun）湖周围以及德兰吉安那（该地后来称为‘塞克斯坦’<Segistan>，即今之锡斯坦）。由此而形成的由游牧人酋长治理的诸小国，都极受帕提亚的影响，其中有些小邦便成了其属国。"

⁴据《中亚文明史》：“康居的疆域包括塔什干绿州以及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其中心区位于锡尔河中游沿岸。”

司马迁年谱

2010-05-13T17:06:00.001+08:00

元光五年，前130年，六岁，张汤任太中大夫。

元朔三年，前127年，十岁，张汤任廷尉。十岁前司马迁生活与韩城，“杂在牧童与农民之群里”，十岁开始师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元狩六年，前117年，十九岁，张汤定腹诽之罪。

元鼎元年，前114年，二十岁，壮游，至江淮、会稽、沅湘和邹鲁。

元鼎二年，前115年，二十一岁，张汤自杀。

元鼎三年，前114年，二十二岁，任郎中。

元鼎五年，前112年，二十四岁，扈从武帝巡幸崆峒。

元鼎六年，前111年，二十五岁，出使巴、蜀、滇中。

元封元年，前110年，二十六岁，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迁父司马谈逝于洛阳。司马迁随武帝车驾东行海上，上泰山，又至锦县、承德，见长城。

元封二年，前109年，二十七岁，负薪塞河。

元封三年，前108年，二十八岁，为太史令。

元封四年，前107年，二十九岁，随武帝封禅恒山。

元封四年，前106年，三十岁，随武帝南巡。

元封五年，前105年，三十一岁，随武帝巡幸回中，即甘肃固原（民国），又到河东祭后土祠。

太初元年，前104年，三十二岁，参于制订《太初历》，着手写作《史记》。此年李广利始伐大宛。王温舒自杀。

太初四年，前101年，三十五岁，李广利凯旋，得好马数十匹，中马三千余匹。

天汉元年，前100年，三十六岁，苏武出使匈奴。

天汉二年，前99年，三十七岁，随武帝巡幸东海、回中。本年五月，李广利出兵匈奴。

天汉三年，前98年，三十八岁，受刑。

太始元年，前96年，四十岁，出狱，任中书令。

太始四年，前93年，四十三岁，作《报任安书》。

征和二年，前91年，四十五岁，太子戾起事，败，田仁、任安被腰斩。

征和三年，前90年，四十六岁，李广利出五原击匈奴，败，降。司马迁或逝于此年。

——以上据《司马迁的风格与人格》，李长之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1版1印。

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生于陕西韩城。

建元年间（前140-135）随父至长安，十岁诵古文（学古文字，非从孔安国游）。

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于长安西北八十里处建茂陵，司马迁一家徙居茂陵显武里。

建元五年，前136年，十岁，武帝立五经博士。

建元六年，前135年，十一岁，窦太后死，田蚡为相。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公孙弘应贤良诏，对策。董仲舒先为江都相，后来中大夫（郎中令的属官）。元光、元朔年间（元朔三年始漫游），司马迁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

元光二年，前133年，武帝从王恢计于巴邑击匈奴，未成，匈奴绝和亲。

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徙郡国豪杰及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郭解亦迁，司马迁见之。

元朔三年，前126年，郭解死。（桶：郭解的死是国家对民众的胜利。）司马迁于此年或次年漫游，历时约一二年。又，《汉旧仪》、《西京杂记》云司马迁于十三岁时乘传车遍行天下，搜求古代诸侯的历史。

元狩元鼎年间（前122-116），25-30岁，入仕为郎中（比三百石，实领三十七斛）。

元鼎四年，前113年，随武帝北巡，祭后土。

元鼎五年，前112年，随武帝出游，西传登崆峒。

元鼎六年，前111年，三十五岁，出使巴蜀（桶：当时司马迁必为武帝所赏识）。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封禅，父司马谈逝于洛阳，临死前嘱司马迁接任太史令，作《史记》。

元封二年，前109年，负薪塞河。

元封三年，前108年，三十八岁，为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年，主持改历。改历完成后，正式开始《史记》的写作。

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拘。

天汉二年，前99年，李广利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陵率步兵五千出居延，败，降。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身陷囹圄，并于次年遭腐刑之辱。

太始元年，前96年，五十岁，大概是在这一年出狱，任中书令（千石）。武帝再徙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

太始四年，前93年，五十三岁，作《报任安书》，《史记》基本完成。

或逝于前87年。

——以上据《司马迁》，季镇淮著，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1版,2004年5月4印。

星空奖：《天行健》与《鼠年》

2010-05-12T10:48:00.001+08:00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奇幻现在所最缺的并不是轻，而是重，所以我将燕垒生的《天行健》评为今年星空奖长篇小说的一等奖。在西方，或者在日本，轻或许曾经甚至一直是必需的，因为他们有很多重的东西，他们有《神曲》，有《堂吉诃德》，有巴尔扎克，有陀斯妥耶夫斯基，有大江健三郎，有三岛由纪夫……而中国有什么呢？此刻，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他来到中国，他只看书店里陈列的书，他或许会以为他所身处的国度是一个正在全民狂欢的国度，是一个幸福的国度，是一个人民已经不需要自由与民主的国度，是一个已经没有贫穷与卑贱的国度……所以，我要将燕垒生的《天行健》评为今年星空奖的一等奖，并不是因为它完美（其实它仍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关于蛇人来历的解释，让我觉得还是有些取巧），而是因为它是重的，它沉甸甸地带着我们向下坠，坠入我们自己的生活之中，坠入我们自己的现实之中，坠入我们自己的犹豫、阴暗和悔恨之中，而同时它又并不让我们绝望，让我们失去上升的勇气，因为燕垒生却又在这小说里灌注了爱，灌注了勇武、刚毅、善良、坚持……灌注了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因此，它虽然是不完美的，但却是有力的。

短篇的选择让我犹豫，在《暗室》和《一览众山小》之间，我不知道谁才是我心目中的一等奖，最后我仍然选择了《一览众山小》，并不是因为《一览众山小》更好，而是因为《一览众山小》更有中国气息，也更适合大众的阅读，同时又并不缺少应有的力度。

我将陈楸帆的《鼠年》评为二等奖。作为一个以写奇幻短篇为主的家伙，今年的科幻短篇让我自惭形秽，也为去年的奇幻短篇作品的质量感到焦虑，在我所看到的去年的奇幻短篇作品中，没有哪一篇作品，有《暗室》和《鼠年》这样的直击现实的魄力和沉入黑暗的勇气，也没有《若马凯还活着》这样的对自由与光明的渴盼。自从看了陈楸帆写的黄色小说科幻小说之后，我就一直很看好他，果然，他奉献出了《鼠年》这样的作品，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而去灭鼠的情节，让我会心一笑，而又暗自神伤，那个为了灭鼠而杀人的黑炮，隐隐与马加爵杨佳相对应，而最后灭鼠队的自相残杀，在川大连续发生了两起大学生杀人事件之后，简直成为启示录一般的隐喻了。《鼠年》似乎是一个魔镜，照出了大学生的现实，但又不是完全逼真的现实，而是扭曲着，夸张着，而这扭曲和夸张，一方面是冷冷的幽默，另一方面却也迫使我们更深地进入我们自己的生活与内心之中。

继续

终于又能翻墙上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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