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从天安门到柏林墙
李·达菲尔德 BBC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我可以说是幸运的，1989年6月4日，我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同一天我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
达菲尔德：天安门阴影清晰地印在记者的脑海中
当时，我刚刚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报道了波兰大选的新闻，漫步在华沙的维多利亚广场，我思索着这个选举是否真的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
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和其他记者一样，我也在报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新闻会受到多大的关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惊。
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另一个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最后证明，波兰选举的确是欧洲共产主义阵营走向末日的开始，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天安门模式"
五个月之后，我目睹了柏林围墙的倒塌。但事实上，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笼罩在东柏林的上空。
10月初，我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庆典。而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详的征兆。
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广场模式"解决问题，共产主义政权内部也出现了这种声音。
在东欧的外国记者更有同感，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亲历了那个难忘之夜。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接见姚依林的时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
东柏林的政治异议领袖告诉记者，政府高层官员提醒了他们："别忘了中国刚发生了什么"，是威胁还是劝解，只有听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
周末的东德40周年庆祝活动演变成了街头示威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这一幕幕却是在贵宾戈尔巴乔夫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这位苏联领导人几个月前在北京刚刚遇到过类似的场面，这次他又成为抗议人士的焦点。他听到东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们！"
千钧一发
那个周末的抗议活动后来发展成每个周一晚在莱比锡的示威。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
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然而，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
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当晚的示威。
此外，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媒体透露，莱比锡示威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也因为苏联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
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
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
柏林墙事件10年后，我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历史轨迹
为什么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
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
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
1989年柏林墙前的达菲尔德：见证东西半球不一样的历史轨迹
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
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
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
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惊人的增长，不过这也付出了代价：经济受到"牛仔资本主义"的驱使；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等。
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扩张，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外界也担心北京日益倾向用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的百姓无法像欧洲人那样自由地讨论问题。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仍有着我们1989年在东欧一样的牢骚--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众无法公开表达意见。
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碍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经济活动。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记忆永存。然而就像20年前一样，我们对于哪怕即将发生的事情，也总是那么知之甚少。
主动权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手中，但谁都无法知道历史会是怎样发展：是像当年东欧那样，人民从厌恶、不满，发展到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还是会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
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1989年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目前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新闻学讲师。刚刚出版了专著：《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
2009年5月21日星期四
转：不为权力写作——沙叶新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各位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荣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样的讲台上，来和大家见面、聊天。谢谢，真诚的谢谢！
苏州有个德源文化研究所，是个民间机构，上个月四月十一号举行学术年会，请了这个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导师前来演讲，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先生，她在讲台上，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哗，此言即出，全场哑然。先声夺人，平地春雷！
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台下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
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的」之后，就举起手中的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如果要现场查我，我就以讲稿为据，但我出门就不认账！」
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全在肚子里。如果查我呢？我只好剖腹产。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没腹稿，没文章。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痴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毛泽东宣称的文艺作用和目的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不为权力写作。
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
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
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又说：「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首先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
古今中外，有哪个帝王、哪个君主、哪个总统、哪个元首，敢像毛泽东主席这样公开宣称文艺的作用、文艺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
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延安的王实味不就是这么杀了吗？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反胡风，涉案几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艺术家，死了多少人？「文革」当中，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了不少人。当时全国各地的剧团、电影厂、文联、作协自杀的又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你的写作目的是反动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迫害致死。
怎能想象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会像在中国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呢？园林变成了刑场。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对权力的蔑视、嘲弄、解构
我为什么写作？起先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于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现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少」了，二十多岁了，快步入中年了。
虽然「悔其少作」，但还没有「悔之已晚」，还没有「悔之莫及」；还不「晚」，还可「及」，这是因为正当我悔之当初，就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今年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
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
草泥马戈壁。
用的都是谐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见怪！这不是我写的，我无此大才。
但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
生活在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
当然我说的权力，是指极权。极权或者极权主义最早出现于一九二五年，它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以前的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一九九四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于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
中国属于哪一种呢？有人说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中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中国是这两种的主义的混合体。这是从经济形态来分析的。我也早就这么分析过，写在了很早的文章里。
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从权力结构来分析，有人说中国是共和国，有人说中国是极权国。
我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三十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我的善意和期待。
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已经逐步开放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蹒跚前进，变化得已经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极权社会，而是松动的后极权社会，或者如我所说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但不论我们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
权力：腐败、愚蠢、折腾、残忍
为什么呢？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于造反而权力不至于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钟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的时期提出各种不同「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于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他们的水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造座大桥过河。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复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打错了，还坚持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明明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背景的《社会蓝皮书》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于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无常，认识上的反复折腾，带来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而打败了河蟹」。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攫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六个一、主旋律、献礼作品、政绩节目等等，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真正能传之久远、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的，绝不可能是权力意志的产品。老舍写过《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权力意志的作品，至今还有谁记得呢？后来他的《茶馆》恰恰不是根据权力意志，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写出来的；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任务，选择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所以才成为经典的。
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五十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恒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
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唯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
可见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总之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于犯忌。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苏州有个德源文化研究所，是个民间机构，上个月四月十一号举行学术年会，请了这个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导师前来演讲，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先生，她在讲台上，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哗，此言即出，全场哑然。先声夺人，平地春雷！
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台下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
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的」之后，就举起手中的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如果要现场查我，我就以讲稿为据，但我出门就不认账！」
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全在肚子里。如果查我呢？我只好剖腹产。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没腹稿，没文章。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痴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毛泽东宣称的文艺作用和目的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不为权力写作。
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
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
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又说：「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首先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
古今中外，有哪个帝王、哪个君主、哪个总统、哪个元首，敢像毛泽东主席这样公开宣称文艺的作用、文艺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
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延安的王实味不就是这么杀了吗？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反胡风，涉案几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艺术家，死了多少人？「文革」当中，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了不少人。当时全国各地的剧团、电影厂、文联、作协自杀的又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你的写作目的是反动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迫害致死。
怎能想象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会像在中国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呢？园林变成了刑场。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对权力的蔑视、嘲弄、解构
我为什么写作？起先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于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现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少」了，二十多岁了，快步入中年了。
虽然「悔其少作」，但还没有「悔之已晚」，还没有「悔之莫及」；还不「晚」，还可「及」，这是因为正当我悔之当初，就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今年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
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
草泥马戈壁。
用的都是谐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见怪！这不是我写的，我无此大才。
但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
生活在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
当然我说的权力，是指极权。极权或者极权主义最早出现于一九二五年，它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以前的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一九九四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于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
中国属于哪一种呢？有人说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中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中国是这两种的主义的混合体。这是从经济形态来分析的。我也早就这么分析过，写在了很早的文章里。
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从权力结构来分析，有人说中国是共和国，有人说中国是极权国。
我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三十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我的善意和期待。
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已经逐步开放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蹒跚前进，变化得已经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极权社会，而是松动的后极权社会，或者如我所说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但不论我们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
权力：腐败、愚蠢、折腾、残忍
为什么呢？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于造反而权力不至于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钟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的时期提出各种不同「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于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他们的水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造座大桥过河。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复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打错了，还坚持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明明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背景的《社会蓝皮书》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于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无常，认识上的反复折腾，带来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而打败了河蟹」。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攫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六个一、主旋律、献礼作品、政绩节目等等，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真正能传之久远、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的，绝不可能是权力意志的产品。老舍写过《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权力意志的作品，至今还有谁记得呢？后来他的《茶馆》恰恰不是根据权力意志，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写出来的；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任务，选择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所以才成为经典的。
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五十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恒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
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唯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
可见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总之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于犯忌。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2009年5月18日星期一
2009年5月15日星期五
2009年5月8日星期五
怎样才能活着吃到冷猪肉——读《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
其实还没有读完周明初先生这本书，但是读到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却忍不住，想出来说点什么。
这一节的题目是：生以理全 死与义合——道义承担者的求仁心态，讲述的是明末反魏忠贤的六君子事件和七君子事件。
六君子，是指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端和顾大章六人，七君子，是指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七人，关于这两次事件的始末，大家应该很清楚，不清楚的人，也应该不难在网上查到资料，我这里就不再赘述。
这十三个人在整个的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几乎让我落泪。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本是指向一种理想的人格，在明末乱世之中，周围不是奴颜卑膝附丽于阉党以求荣华的变节者，就是“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的王学末流，这几个人能够重拾理学的几近迂愚的人格理想，并将之实践于自己的生命之中，无论如何，都是足以震撼人心的。
有很多的事例，都可见出他们的铁骨铮铮，是真男子汉，但像我这样的懦弱猥亵男，又怎么有能力靠自己的转述把他们的风骨表现出来，不如转一段文字于下，这是后人记录的史可法讲述他去狱中见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恩师左光斗的情景：“及左公为逆阉害，下诏狱，史公冀求一见，逆阉防伺甚严。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史公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使更敝衣草履，伪为除不洁者。引至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而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公跪抱公膝而呜咽，左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即先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但这些人也并非真的都如史可法所说，“肺肝皆铁石所铸造”，周明初先生举了很多事例，以见出他们也有儿女情长的时候，比如杨涟对其儿女喊：“汝辈归，好生服事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读书。”再如缪昌期所作诗：“劳劳车马日追随，一发余生不可期。回首转嗟鸿雁影，断肠初信《鹡鸰》诗。白云渺渺迷归梦，春草凄凄泣路岐。寄语儿曹焚笔砚，好将犁犊听黄鹂。”亦见出其对生之眷恋和对后辈的关爱。他们也知道一旦读了书，拜了孔子，必要为“仁”与“义”付出一生甚至献出生命，杀身成仁之际，也全都无怨无悔，但却也并不希望自己的后辈再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实在是太过艰险，太过困苦了。
周明初先生这一章，写得一气呵成，激情澎湃，我历来对朱熹的理学是不甚喜欢的，一来是因为对朱熹的人品有怀疑，因人而废其学；二来是对理学杀人的不喜，觉得许多美丽的女性都因此而失去了她们本该有的生命和幸福；其三是觉得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想人格太过高高在上了。但明末儒者这种回光返照式的奋起，却是足以深深打动人心，并存之久远的。
但这些儒者也大多缺乏真正的才能，以他们为道德之高标则可，若想靠他们来救世则不可，这个也可以从史可法之救不了南明得到验证。
而现在的所谓的“儒者”，除了将“忠君爱国”改成“忠党爱国”之外，十三君子所具有的其他的道德上的优点全都被他们抛弃了，他们嘴上自然也不断地说着杀身以成仁，但杀身的总是别人，而成仁的总是他们自己——至少是表面上成了仁，成了仁而还活着，大约是可以拿去建生祠的吧，活着而能吃到冷猪肉，这也算是自魏忠贤之后几百年来的一大奇观了。
2009年5月3日星期日
被情绪分割的国度
我不喜欢在还没有看电影之前就去看影评，所以在昨天以前，对喧嚣尘上的各种关于《南京！南京！》的影评，我全都置之不理。我是抱着不太大的希望去看这部电影的，因为之前看过的两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给我的印象都是一般。不过从电影院出来之后，我觉得陆川是拍了一部好电影，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应该为我的同胞拍出了这么好的电影而感到骄傲，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同时在柏林和奥斯卡得奖，——虽然《贫民窟百万富翁》也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但是我觉得陆川的这部电影更好。
和另外两个朋友去看的《贫民窟百万富翁》，最后跳舞的时候，我的朋友说：“好无厘头啊！”我不知道导演在最后加上歌舞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或许仅仅是因为每部片里都有载歌载舞的场面是印度电影的传统，所以他不得不加上这一段，但是从我自己的感觉说，这一段歌舞正是对全片的反讽和自我消解，这正是中国的电影里没有的东西，看看《疯狂的石头》吧！这一段无厘头的歌舞把舞台的幕布揭开了，让你看到幕后的一切，让你知道原来这一切——神奇的一切——不过都是一场演出。
然而《贫民窟百万富翁》毕竟还是一部“童话”——因为“意淫”这个词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所以我不愿用它，“童话”虽然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我们更需要非童话的东西，什么是非童话的东西？很简单，就是一部告诉你贫民窟里绝不会有百万富翁的电影，如果有百万富翁，那么这个人必定是一个黑帮头子，——看看陈水扁和卢武铉吧。
这部《南京！南京！》就是这样一部电影，虽然他其实也并没有做到极致，但是它已经不是一部童话了，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南京其实就是中国的救赎地啊，一个又一个的朝代，不断地被屠戮，一次又一次，成为废墟又重新建成，中国人用这个城市的生与死救赎着自己。而那场虽然惨无人道但却绝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却绝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日本的耻辱，因为，日本人用这一次的大屠杀，为自己钉上了野蛮人的标签，角川的死，仅仅是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人变成文明人的一点希望，却绝不足以完成整个日本民族的救赎。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电影让网络上那一群人（不应该用“一伙人”这个词）愤怒了，我尊重他们的情绪，当你痛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连带着痛恨他的国家，痛恨他的民族，因此他们绝不容许这部电影里出现了一个稍为正常一些的日本鬼子——但是我同时也是一个心理阴暗的人，我有些怀疑他们其实真正痛恨的并不是角川，而是陆川，他们痛恨陆川把中国人被日本人杀戮和强奸这样的事情拍出来，同时还并没有把日本鬼子（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词可以替换成“日本人”）定义为禽兽不如，他居然把日本鬼子当成人来拍，这就是他们愤怒的原因。
我没有办法认同这样的情绪，在我的假想中，中国似乎已经是一个理智的国家了，中国人中的大部分似乎已经是——不那么容易被激情所控制并且已经学会尊重他者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仍然生活在一个被情绪所分割的国度里，在这个国度里我们即使擦肩而过也绝不会相互问好，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或者相互舔食对方的伤口，或者相互吹捧对方的臭脚，甚至有时候还误以为自己这个小小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然而《南京！南京！》让我看到原来还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无理性地痛恨着日本人，就如我惊讶于原来真的还有那么多的人在怀念着“文化大革命”一样。
愤怒什么时候才能够平息？是什么让愤怒如此持久？难道所有人都相信只有以牙还牙才能够消解愤怒吗？
一千五百年以前，侯景带着他的骑兵包围了南京，那一年里死去的人恐怕不会比南京大屠杀少多少，台城里甚至已经达到人相食的地步，然而现在我们提到鲜卑人（侯景或许是鲜卑人吧？）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痛恨了。五百年前，满人制造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然而现在满族人已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虽然仅仅是一百年前，孙中山还在说要“驱除鞑虏”。
我期待着日本人的自我救赎，我不希望这种救赎是中国人对东京的屠戮。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