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放十个月了啊

昨天李小放十个月了。但是才刚刚开始会爬，站还站不稳。前几天大院里有一个周婆婆，一大早拄着拐棍，很紧张地来找我们，说她有一个女儿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照顾好，长大后才成了瘸子，要我们快点带孩子去针灸，搞得我和神仙都很不高兴。原本我们问过作儿保的医生，医生说不要紧，不要急着让孩子站和学走路，否则会变成罗圈腿，再加上我也是十六个月才会走路，所以我们对他动作方面发育比较慢都不太在意，我的意思是只要他在进步，不要停下来就好。后来神仙决定还是要带他到大医院去看一下，先是说去妇幼还是华西，后来又说人多，最后决定去太升南路那个儿童医院，之前又在做儿保的医院去检察微量元素，原本说是周四先顺便去那个儿童医院看看，再顺便提前挂一个专家号，周一等微量元素的单子出来了再去看，结果神仙还是直接看了，医生的说法跟做儿保的医生差不多，开了一盒保健品就让我们回来了。

爸爸妈妈来了，终于有时间跟神仙出去看电影，那张万达的卡买了有大半年了吧，一直没有用过。昨天下午出去，本来说是要看《波斯王子》，结果下线了，千挑万选，李连杰演的情感片自然不看，成龙的武打片明显是给小孩看的，什么《八零后》看起来也很平淡，还有几个搞笑片似乎也很白痴，最后还是选了VIP厅的《罗宾汉》，虽然贵了点，但是看完之后很满足，没有后悔。

准备要去看房子了，趁着这段时间爸妈可以帮我们带带孩子，神仙还要去做胆结石的手术，她又要我去学车，而我《肉身成圣》才写到司马迁的部分，昨天顺便去淘书斋，看到《王阳明全集》，一百三十八还是多少，就想买下来，不过是白文的，又想再挑挑或许有更好的书，果然找到另一本，有箋注，价格还便宜些，不过还是没有买，想再去当当看看多少钱。一想到要把王阳明的全集看完，还有朱熹，还有李贽，就觉得这本书的完成，实在是遥遥无期。而我偏偏又无节制地接着约稿，然后工作效率又极端地低下，又不知道这样的状态要持续到几时，或许真的要下定决心去租一个单间来工作了吗？但似乎又不想到一个清冷的环境里去，情愿留在这个热气腾腾有人声的屋子里，虽然有时又不免烦躁，真是矛盾。

杞记第十八

司马迁创作系年

《史记》成书，为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迁发愤续成，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前后历四十余年。由于司马谈述史之始即有司马迁助修，而后又由司马迁一手完成，因此，研究《史记》思想体系只能用司马迁一人作代表。

《史记》中留有司马谈作史痕迹，但作为整体的《史记》不容分割。所以本文系年以司马迁为中心勾勒《史记》成书过程，照映全书，标题为《司马迁创作系年》而附著司马谈系年。司马迁生卒年按本书考证，系生年为景帝中五年，系卒年为昭帝始元元年，示意司马迁与汉武帝相终始。司马谈有卒年而无生年，假定长于司马迁二十岁，推计生年则在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即公元前 165 年。假定司马谈的生年，一是便于行文，二是表现一定的历史内容，即假定的推理原由。

王重九先生在《从王国维、郭沫若共认的“先汉纪录”考定司马迁父子的生年》一文中①，将《索隐》说“年二十八”系于建元三年以推计司马谈生年，得出司马谈生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即公元前 165 年的结论；而以《正义》说“案迁年四十二岁”推计司马迁生年为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 145年。王重九据此断言司马谈长于司马迁二十岁。

王重九的考证还缺少史实左证，他对于《索隐》说“年二十八”这条材料的运用也须商榷，他的考证自然不能定案，只能是一种假说。顾颉刚在《司马谈作史》一文中假定司马谈长于司马迁三十五岁，两种假说比较，王重九的假说要合理一些。第一，司马谈出仕京师，留下独生子司马迁于故里，以情理度之，更切合于青年之所为，血气正盛，以事业为家，至于中年则要多一些家庭的考虑了。第二，司马谈卒时概叹命运不好，透露出未尽天年的感慨，所以司马谈的终年不应过高。具体说，在古代“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情 况下，司马谈长于迁二十岁，卒年时寿已五十六岁，与其命运之叹较为符合。第三，汉代举贤良，选秀才，虽有老年，而多为青年后进。例如贾谊年十八在廷尉吴公举荐下，文帝召以为博士。贾谊之出仕，当是参与了文帝初即位于前元二年的举贤良对策；司马谈的出仕，亦当是参与汉武帝初即位于建元元年举贤良对策。汉武帝更是一个奖拔后进的人，他当时只有十六岁。依上述种种情况推计，假定司马谈长于司马迁二十岁，他在建元元年举贤良时已二十六岁，是接近事实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说，姑以系年，不作定论。 

本文系司马谈之年从司马迁生年始。

司马谈作史，准备在建元、元光间，正式述史在元狩元年。司马迁基本完成《史记》在太始四年，修订直至终年。从元狩元年至太始四年，即公元 前 122至前93 年，整三十年。单说司马迁，从他元朔三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起至司马迁卒于昭帝之初始元元年，即公元前128 至前86 年，则历时四十二年。司马迁发愤撰史阶段应为元封三年为太史令至太始四年基本完稿， 即公元前 108 年至前 93 年，为十六年。系年以创作为经，行年为纬，分为四个阶段：（一）家世、童年；（二）修史助手；（三）发愤著书；（四）晚年修订。略述于次。

①  六大史学名著包括《左传》、《通鉴》、《史记》、两《汉书》及《三国志》。

附录 司马迁创作系年（附司马谈）

（一）家世、童年

（前 145—前 127 年，前后 19 年）

前 145（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迁生一岁父谈二十一岁

汉初政治无为，崇黄老刑名之学，文帝、景帝时尤甚，百家之学与儒学并立。景帝始尊儒学。 司马迁生。生地西汉左冯诩夏阳县高门里，在今陕西韩城西南十八里之嵬东乡高门村。汉夏阳县至隋更名韩城。1985年韩城改县置市。司马迁之字， 曰子长。

前 140（武帝建元元年辛丑） 迁六岁 父谈二十六岁

武帝即位伊始举贤良，罢黜百家；董仲舒为举首，对天人三策，建言独尊儒术。司马迁居家入小学。古时八岁入小学，聪颖秀慧者六岁即可入学。父谈举贤良对策，出仕为太史丞。

前 139（武帝建元二年壬寅） 迁七岁 父谈二十七岁

汉武帝初置茂陵邑。 司马迁居家入小学。父谈仕为太史丞。建元二年汉武帝在槐里茂乡建造寿陵称茂陵，始置茂陵邑。勘定陵址，预卜吉凶等事宜，为“太史”职分之事，司马谈以太史丞参与建陵，故属籍茂陵显武里，并可知其出仕必在这之前一年建元元年举贤良而仕职也。

前 136（武帝建元五年乙巳） 迁十岁 父谈三十岁

置五经博士。司马迁居家入小学。《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 父谈仕为太史令。司马谈建陵有功，由太史丞升任太史令，在建元三年到建元六年之间。

前 134（武帝元光元年丁未） 迁十二岁 父谈三十二岁

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司马迁居家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十九岁入京师之前，一直居家耕读，但主要时间是诵读古文，而耕牧只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锻炼。父谈仕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居官而勤学不倦，立志重振史官家学，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是一位自奋立名的历史家。

前 127（武帝元朔二年甲寅） 迁十九岁 父谈三十九岁

是年春正月，汉伐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孔安国为博士。 夏，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皆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司马迁一家也徙移茂陵，属籍显武里。关东大侠轵人郭解亦被徙茂陵，次年被族灭，其人状貌风采， 为青年司马迁所目睹。

（二）修史助手

（前 126—前 109 年，前后 18 年）

司马迁作史，分为三个阶段。从元朔三年到元封二年为助手阶段。此阶段，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迁赞助其业。在父谈指导下，司马迁二十壮游，学公羊于董仲舒，受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司马谈，成长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娴熟的历史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打下了继承父志的坚实基础。

前126（武帝元朔三年乙卯） 迁二十岁 父谈四十岁

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张汤为廷尉。武帝诏，令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司马迁二十壮游，“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父谈仕为太史公。

前 124（武帝元朔五年丁已） 迁二十二岁 父谈 四十二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武帝卖爵及禁锢免减罪，置武功爵以赏战士。司马迁壮游归来。

前 122（武帝元狩元年己未） 迁二十四岁 父谈 四十四岁

武帝行幸雍，祠五峙。获白麟。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发凡起例修《太史公书》（即《史记》），断限上起陶唐，下迄武帝获麟，即元狩元年。司马迁襄助修史。

前 121（武帝元狩二年庚申） 迁二十五岁 父谈四十五岁

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击匈奴，受降匈奴浑邪王，开通河西。丞相公孙弘卒。司马迁受公羊学于董仲舒。董仲舒为西汉公羊学一代宗师，于元狩二年致仕，居家茂陵，著《公羊治狱》十六篇。御史大夫张汤治狱及朝廷大议，数往问董仲舒。董仲舒约卒于元狩六年。司马迁壮游归来受学于董仲舒，即在董仲舒居家茂陵之时，当司马迁二十五到二十九岁之时。父谈著述《太史公书》，司马迁襄助其业。

前 119（武帝元狩四年壬戍） 迁二十七岁 父谈四十七岁

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于漠北，奠定了汉胜匈败之局。汉赏赐将士五十万金，转槽徙民之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县官大空。 初算缗钱，盐铁专卖，造白金皮币。父谈著述《太史公书》，司马迁襄助其业。

前 119（武帝元狩五年癸亥） 迁二十八岁 父谈四十八岁

初置谏大夫。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汉书·儒林传》载《古文尚书》云：“（孔）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按，孔安国元朔二年为博士，元狩六年出为临淮郡太守，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当在元朔末壮游归来至元狩六年之际，当司马迁二十三到二十九岁之间。司马迁始仕为郎。

前 115（武帝元鼎二年丙寅） 迁三十一岁 父谈五十一岁

御史大夫张汤死，而民不思。张骞再使西域还，拜为大行，费值数千巨万。桑弘羊为大农中丞，置平准均输，吏得人谷补官，郎至六百石。父谈著述《太史公书》，司马迁襄助其业。

前 114（武帝元鼎三年丁卯） 迁三十二岁 父谈五十二岁

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父谈著述《太史公书》，司马迁襄助其业。

前 113（武帝元鼎四年戊辰）迁三十三岁 父谈五十三岁

父谈为太史令兼大行礼官，与祠官宽舒议祀后土。

前 112（武帝元鼎五年己已） 迁三十四岁 父谈五十四岁

列侯坐酎金失侯者一百零六人。父谈为太史令兼大行礼官，与祠官宽舒议泰典礼。武帝行幸雍，祠五峙，遂逾陇，登空峒，郎中司马迁及其父太史令司马谈均扈从。

前 111（武帝元鼎六年庚午） 迁三十五岁 父谈五十五岁

武帝与公卿、诸生议封禅。 春正月，司马迁升任郎中将，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在西南夷地区设郡置吏。

前 110（武帝元封元年辛未） 迁三十六岁 父谈五十六岁

武帝封禅泰山。是岁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县官有盐钱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父谈病死于周南（洛阳）。司马迁受父遗命于河洛。又从巡武帝封禅。按，汉武帝四月上泰山封禅， 司马迁要赶赴行在回报奉使政务，告成功于上帝，故其见父于河洛在二、三 月间。

前 109（武帝元封二年壬申） 迁三十七岁

司马迁从巡武帝至瓠子，负薪塞河。

（三）发愤著书

（前 108—前 93，前后 16 年）

从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为太史令，到太始四年司马迁作《报任安书》，其间十六年，是为发愤著书阶段。即司马迁经营十六年，《太史公书》基本完稿。

前 108（武帝元封三年癸酉） 迁三十八岁

始仕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潜心著述《太史公书》。

前 107（武帝元封四年甲戍） 迁三十九岁

迁扈从武帝，北过涿鹿。潜心述史。

前 106（武帝元封五年乙亥） 迁四十岁

迁扈从武帝，南至九江。潜心述史。

前 104（武帝太初元年丁丑） 迁四十二岁

迁与壶遂、邓平、落下闳等造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司马迁答壶遂问，讨论作史义例，修正延伸《太史公书》断限，上起黄帝，下至太初元年。《太史公自序》云：“于是论次其文。”司马迁正式定稿《太史公书》。

前 101（武帝太初四年庚辰） 迁四十五岁

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还，得善马数十匹，中马三千余匹。汉兵死十余万人，丧马三万匹，伐宛四年，天下骚动，大汉呈现衰败之迹。司马迁再次修正《太史公书》断限，下限至太初四年，以见盛观衰。

前 99（武帝天汉二年壬午） 迁四十七岁

十一月，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功可抵过。潜心述史。

前 98（武帝天汉三年癸未） 迁四十八岁

是年冬李陵家被族灭。司马迁受株连，以“诬罔罪”遭受宫刑。

前 97（武帝天汉 四年甲申） 迁四十九岁

司马迁出狱为中书令，世俗目为“尊宠任职”，而司马迁视为奇耻大辱，隐忍苟活发愤著书。

前 93（武帝太始四年戍子） 迁五十三岁

复书任安（即《报任安书》），叙说不幸遭遇和深虑的思想，通报《史记》基本完稿，定名《太史公书》。是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可藏之名山，传于后世。

（四）晚年修订

（前 92—前 86，约 7 年）

武帝征和以后到昭帝之初七年为司马迁修史的第三阶段，最后编成《史记》定本，正本藏官府，副本留京师家中。司马迁晚年仍在修订《史记》。 

前 91（武帝征和二年庚寅） 迁五十五岁

巫蛊狱起，太子刘琚举兵斩江充； 武帝令丞相刘屈氂讨叛，太子兵败自杀。司马迁晚年修订《太史公书》直至昭帝之初。主要内容为：调整篇目与

编订次序；抒愤寄托，鸣写不平；附记太初以后大事；补载或修订太初以前史事。

前 90（武帝征和三年辛卯） 迁五十六岁

田千秋上书讼太子冤，武帝平反太子，怨北军使者护军任安受太子节而不助太子。六月腰斩丞相刘屈毫与任安。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以兵降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均载此事。此为司马迁晚年修订《史记》之一证。

前 87（武帝后元二年甲午） 迁五十九岁

武帝崩。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辅政。

司马迁记事止于武帝之末。褚少孙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补》）。考《史记》记事，断限太初，人物立传，记叙史事，皆止于太初四年。太初以后，司马迁只是附记巫蛊案、李陵案两件大事以及武帝封禅巡游，咸表终始，涉及 16 个篇目，22 人，总计 1544 字，与立传人物及载大事尽于太初并不矛盾。

前 86（昭帝始元元年乙未） 迁六十岁 

司马迁卒。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云：“史公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按，昭帝始元六年（前 81）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在辨难中引用《史记·货殖列传》称“司马子言”，这是对已故学问家的尊称。此姑系司马迁卒于昭帝始元元年，表示司马迁之卒与汉武帝相终始，这是没有疑义的。

司马迁死后，其书《太史公书》副本在宣帝时为外孙杨恽所布，到了东汉桓灵之时演变成了《史记》之名，流传于今，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两千年来阅读和研究《史记》的人不可胜计。司马迁将他的鲜血和生命化成了《史记》，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将永远值得人们祭奠！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

札记第十七

2010.6.13

太史公司马迁撰《与挚伯陵书》：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才德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德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繇也。愿先生少致意焉。

——谢世涯《新旧应用文用语比较研究》

2010.6.14

1、关于司马迁之受腐刑：

　　按汉律，“诬罔”罪是大不敬的欺君之罪，量刑是大辟死罪。《汉书·武帝纪》载，“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斩”。栾大是方士，他的神仙骗术被揭穿，以“诬罔”罪被杀头。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有两种办法免死。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汉书·武帝纪》载：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将军李广、张骞、公孙敖等人，都曾因种种原因触犯军法论死，赎为庶人。二是景帝时所颁法令：“死罪欲腐者许之。”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于是只有在死与腐刑间作选择。不过以腐刑代死罪，并不由犯死刑者单方面的“欲”来决定，它还要执法者“许之”。《汉书·张汤传》载，张安世兄张贺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征和二年巫蛊案，犯死者成千上万，只有张贺一人幸免，以腐刑代死，因有张安世为言。张贺与司马迁是同时代人，受刑时间也相隔不久。西汉自景帝颁布以腐刑代死的律令以来，终武帝之世，士大夫犯死罪而改宫刑的记载，也只有司马迁和张贺两例。汉武帝欲置人于死地，既不可赎，也不可腐，如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谋，汉军伏击匈奴。由于单于警觉，没有中伏。大行王恢奉命深入敌后，拦击匈奴辎重，他见匈奴主力退回，自己所部三万人寡不敌众，当机立断撤退了汉兵。汉武帝认为王恢本为首谋，而不能主动出击，于是论罪下狱。尽管丞相田颛和王太后出面营救，汉武帝仍不赦免，王恢自杀狱中。由此看来，汉武帝尚没有置司马迁于死地的意思，所以才听其以腐刑代死。可是汉武帝却不彻底赦免司马迁，听其以腐刑代死，必欲折其心气而后快，显示绝对君权的威严，难怪司马迁还要发出“明主不深晓”的怨言了。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

2、关于腐刑起源：

　　腐刑，既宫刑，起源很早，传说夏商时代就有了。《汉书·刑法志》载，西周有“宫罪五百”，说明宫刑律令已十分严密。颜师古注：“宫，淫刑也，男子割腐，女子幽闭。”

——同上

司马迁纲要

秦帝国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实现了集权制的帝国，这里的集权制的帝国是指：1、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内实行郡县制，对外则武力扩张；2、皇帝有绝对的威权，对国民实行专制。但是秦帝国失败了，随后刘邦建立起来的汉政权部分地恢复了分封制，历经动乱（七国之乱等），到汉武帝时，郡县制才重新恢复，国家完全掌握在皇帝的手中。这里首先要确定的是，这种政体和国体是战国以来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所认同并追求的，之前秦帝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是政体的失败，至少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绝不认为是政体的失败，因为对他们而言，不会有比郡县制更好的国体，也不会有比集权制更好的政体，这一次的失败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有一个好皇帝，如果不能找出一个好皇帝，那么士大夫至少必须拥有限制皇帝甚至更换皇帝的权力。这个结论源于孔子，发展于孟子，到董仲舒时，借助于“天人合一”理论而得到系统化，而司马迁是继承了这一理论的。

关于年轻的司马迁的思想，还有一个基本面，即他与当时的国人一样，都支持皇权，支持国家统一，支持帝国的对外扩张（年轻时出使西南）。

对于司马迁而言，矛盾的地方是，专制的皇权不可能允许士大夫拥有他们所梦想的权力，即限制皇帝甚至更换皇帝的权力，即便如董仲舒那样借助于神权也不可以；其次，专制的皇权也不允许这个国家有游离于皇权之外的个体与个性存在，正如它不允许有游离于皇权之外的宗族与王国存在一样。前一点如前所述，是来自于司马迁所受到的儒家学说的熏陶（董仲舒和孔安国，以及《论语》），后一点，则是当时社会文化之一部分，由战国数百年的分裂状况所形成之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人之个性，如郭解之豪侠，如荆轲之刺客，如张仪之鼓舌，皆在被禁之列，而所有这一切，却已经自司马迁的家学渊源中，自司马迁的壮游中，自司马迁的阅读与写作中，深深地刻入了他的灵魂。

他的精神是属于新的时代的，而他的灵魂却沉沦于旧的时代，这是他最终与汉武帝决裂的原因。

少年的司马迁还不能理解郭解以及与郭解相关的那些人和事，他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郭解是在茂陵他十九岁的时候，要很多年之后，很有可能是在他遭腐刑之后，他才突然地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无条件地支持郭解，甚至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因为郭解正是一切灵魂仍沉沦于旧的时代的、灵魂仍然向往着自由的人的希望，郭解的死意味着专制皇权的最终胜利，从此权力从上到下已畅通无阻，帝国治下的每一个人的每一行动和言语，都已经赤裸裸地暴露于皇权之下，除了思想，没有什么是皇权所不能攫取和凌辱的——对于思想的控制要到极权时代的来临才能实现。

遭到腐刑之前的司马迁一直都是积极地支持汉武帝，本身帝国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掌握政权，而汉武帝即便不是最合适的，也绝对是当时的最好选择，司马迁说当时的自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报任安书》：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子曰：……），他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汉武帝对他很器重，让他出使西南，这个活以前司马相如和公孙弘也干过，太史令这个职位可能并不是年轻的司马迁所想要的，当时的他也绝不会仅满足于只做一个太史令，但是司马谈的遗愿他不可能违背，再说编著《史记》也是他的愿望之一（贬天子，退诸侯，继《春秋》之绝学，对司马迁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皇帝，而是国家），因此随后他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了对《史记》的编撰中。

李陵的事件是一个转折点，这之后的司马迁虽然仍然支持国家统一，但却对皇权产生了怀疑（《封禅书》中对武帝的嘲讽，他支持封禅，却以为由武帝来封禅不妥），对帝国的对外扩张，也从积极地参与变成了彻底的反对，认为对外扩张是劳民伤财（《大宛列传》、《自序》中论六家要旨，推崇文景之治），由这些出发，他进一步怀疑为了国家的大一统而牺牲个体的自由是否是值得的，并由此看清楚了郭解、荆轲、项羽等人的价值所在。

札记第十六

2010.6.9

1、关于王莽杀子事，吕思勉《秦汉史》188页转述《汉书》并辨疑：

莽妻，宜春侯王咸女，生四男：宇、獲、安、臨。宇、獲誅死，已見前。安頗荒忽，莽以臨為大子。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為星。語臨：宮中旦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地皇元年，莽以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二年，正月，莽妻死，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谋杀状。賜臨藥，臨自刺死。莽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曅。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於是迎興等。封興為功修公，匡為功建公，曅為睦修任，捷為睦逮任。《漢書·王莽傳》所言如此。案臨為大子已久，忽焉而廢，與安俱死旬月間，古雖賤庶孽，亦未聞棄其所生子女，其事種種可疑，恐其中別有變故，為史所不知矣。堯誅丹朱，舜誅商均，其事久遠難明，若莽則誠以為民請命故，致不諒於眾人，變生骨肉之間，四子咸以強死，亦可哀矣。子貢曰：伯夷、叔齊怨乎？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此莽之所以能行誅於至親而無悔邪？觀此，知國師公之離心亦已久，而誅戮初不之及，亦見其用刑之平恕，而漢人之目為暴虐者，皆誣詆之辭也。

——临寄书于母，言“不知死命所在”云云，诚属可疑。岂有如此隐秘事竟书于信中予其母，不忧莽觉之邪？况临居中侍母已久，此等忧虑必已告知其母矣，又何必于信中再三言之。观愔云白衣会以诱临蹈险，则此信或亦是国师公之秘计，以陷临于不义。

２、司马迁师承董仲舒，朱大可《司马迁传》：

总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其影响，吸收了公羊家学说的精华，但他以批判的精神作了改选。例如《自序》引董仲舒语言答壶遂问，司马迁说：“余闻董生曰：周道废驰，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谓为后王立法。《汉书·司马迁传》作“贬诸侯，讨大夫”，删去“天子”与“退”三字，即删去“贬天子”一句。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的。班固认为天子不可贬，司马迁认为天子有过亦可贬。这里不仅仅是反映了两个史学家的思想差异，也反映了司马迁对《春秋》主题以及对董仲舒为后王立法思想的发展。“贬天子”，既非孔子思想，亦非董仲舒思想。在追溯公羊家本始思想时，班固的删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讨论司马迁思想时，班固的删削却是大谬不然。司马迁正是发展了公羊学，所以他才写出了比《春秋》规模更大，褒贬尺度更寓于人民性，内容体制更符合大一统时代要求的伟大作品《史记》。

３、人类的历史，似乎总是以最坏的可能性为选项来运行，一个时代，当它没有坏到不能再坏时，新的时代不会来临。我觉得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拥有回忆，我们能记住过往，这使我们有了这么一点点的可能性，得以不重蹈覆辙。

４、王莽的政权有极权的味道，汉武帝的政权仍只是专制，因为他只满足于控制人的外在生活，而王莽已经在试图控制人们的思想。

刘瑾与董玘

明朝是宦官势力膨胀的朝代，最初朱元璋是严令太监不能干政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有朱元璋关于宦官干政的议论，他说：“自古以来的贤明君主，凡是既有谋略又有才干的，都是在朝廷上与公卿大夫议论国是，再由自己来决断。没有听说过与近习嬖幸之人商量能商量出什么好主意的。”但是到了建文帝时，靖难军起，有许多太监跑到朱棣那里去告密，做了奸细，立下大功，朱棣对他们很信任，开始委以重任。之后宦官干政的力度越来越大，到英宗时，终于出了一个王振，正是此人挟持英宗亲征蒙古瓦喇部也先，结果英宗被困土木堡，当了蒙古人的俘虏，而王振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之后，弄权的太监还有不少，比如怀恩、曹吉祥、汪直等等，到武宗时，又出了一个刘瑾。刘瑾做过不少坏事，但我私以为他做的最坏的一件事，是要求被廷杖的官员不仅不能再在裤子里面垫东西，而且还要把裤子脱下来，光着屁股被打。这件事情，大大折损了士大夫的尊严，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皇权而言，他们都是奴隶。当时的士大夫们也不是没有反抗，据吴伯与的《内阁明臣事略》：“司徒韩公（指户部尚书韩文）联合了九卿诸大臣，伏阙请命，请皇上把刘瑾杀了，而大学士谢迁、刘健、李东阳等人，又在内阁主持，以全体辞职来威胁皇帝，一定要把刘瑾搞下台。”这一次的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并没有成功，刘瑾连夜带着他的党羽（所谓“八党”）跪求武宗饶命，武宗原本已经犹豫着要把刘瑾安置到南京去了，却于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反倒把刘瑾任命为司礼监太监（有点类似于皇帝的秘书长，有批红之权），于是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请求辞职，武宗批准了刘健和谢迁的辞呈，刘瑾大获全胜。

董玘亦是被刘瑾打压的官员之一。他字文玉，是浙江上虞渔家渡人，弘治辛酉(1494年)乡试第二，乙丑(1505年)会试第一，廷对第二，是那一年的榜眼，授翰林编修，却因逆瑾而出为成安知县，后来大约在刘瑾倒台的前后，他写了一篇题为《东游记异》的寓言来讽刺他，这故事大概是说：正德五年（1510）六月的一天，他和朋友黄子复出游，在东华门遇到一场大雾，迷失了方向，突然看到一栋金碧辉煌的巨宅，从宅子里出来许多的狐狸，把他们挟持进去了。原来里面正在举行一个老狐狸的葬礼，让董玘和黄子复惊讶的是，毕恭毕敬来参加葬礼的却全都是人。这时有一个人悄悄对他们说：“这老狐狸以前常常假扮成人的样子出游，见到那些达官贵人，活着时有居室，死去了有墓葬，举办喜事、丧事也各有礼仪，它就把这些礼仪都学来，还把这些礼仪教给狐狸们。它死的时候，哭嚎着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狐狸来埋葬呀！’狐狸们商量之后，就按人的礼节来给它办丧事。但无论如何它都是狐狸呀，根本就没有人来给他吊丧。有一只白额虎，是穴居野兽的首领，目光如电，轻易不出行，喜欢吃人却不吃兽类，是上帝派来管理百兽的。狐狸们就向白额虎哭诉，白额虎发怒道：‘他们这些人都看不起我们兽类吗？’于是凡是不来给老狐狸吊丧的人白额虎都要吃掉，结果吊丧的人就成群结队地来了，弄得现在热闹得像集市一样，你们两个既然已经误入此地，就赶紧向老狐狸行礼吧，不然白额虎非把你们给吃了不可。”董玘和黄子复听了之后，虽然非常气愤，但迫于白额虎的威势，也只好不情不愿地给老狐狸行礼吊唁了。等他们从老狐狸的宅子里出来，找到路回到城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几天之后，雾气散了，太阳重新升起，他们再到东华门去探访，却已经找不到狐穴了，禁门外的黎民百姓，依旧如往常那样地生活着。

据《武宗实录》，正德五年的六月，刘瑾的哥哥，时任后军都督府同知（大概相当于军区副司令）的刘景祥死了，公卿百官纷纷到东华门外刘景祥的私第去吊唁，以至于连刘景祥的府第也装不下这么多人了；刘景祥下葬的时候，这些达官贵人又前往设祭，还送了许多钱给刘瑾。董玘有意选择了与刘景祥的葬礼相同的日期（正德五年六月），相同的地点（东华门），相同的事件（葬礼），使读者一看就知道这则故事的另有所指。《武宗实录》还说，本来刘瑾打算在八月十五给刘景祥送葬时发动政变，但却在送葬前两日事败。据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刘瑾是半夜被捉的，当时他还在内直房值夜，听到有旨，就披了青莽衣起身，被四名长随当场绑了，当夜就开了东华门，送到菜厂去关了起来。

刘瑾虽然败亡了，但明朝宦官干政的弊病仍在，后来又出现了冯保和魏忠贤，而魏忠贤也把宦官干政的坏处发展到登峰造极，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朝为什么会成为宦官权力膨胀的朝代，原因很多，比如说，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由宦官来代替皇帝行使皇权，比如说，司礼监批红的制度为宦官干政提供了方便，不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明朝的士大夫的人格缺陷也是宦官势力膨胀的罪魁之一。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董玘在参与编定《武宗实录》时，因为与王守仁有矛盾，故意贬低了王守仁的军功。王世贞对此很不齿，以为董玘的人格有问题。其实在编定史书的时候，总难免会带有作者本人的主观视角，这本无可厚非，但对于明朝文人来说，士大夫的办事能力可以很低，但道德却必须绝对的纯洁，如果道德上不纯洁，那么无论你多能干，都不可以继续在朝廷上任职；后来董玘就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及时上报朝廷，行离位居丧之礼而受到弹劾，而不得不以原官致仕归乡。这种“道德原教旨主义”使政治失去了弹性，也使士大夫在与皇权的交锋中失去了回旋的余地，这种余地的丧失又进一步迫使皇帝更加地重用宦官，从而使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越来越血腥，也越来越残酷。

札记第十五

在网上搜索董玘的资料，偶然看到王世贞考证王阳明事，事涉董玘和王阳明两人，以后或许要用到，存于此。

原文题为《王世贞史学研究》，作者孙卫国，文中似有错漏，或许是上传时匆促未能校正所致，待日后再作考订。

《武宗实录》乃是正德十六年(1521)十一月敕修，先由大学士杨廷和、蒋冕、费宏等总裁。后因大礼议起，杨廷和等力争，触怒世宗，去官，蒋冕亦致仕，最后由费宏等总裁。嘉靖四年(1525)六月进呈。

王世贞指出《武宗实录》对王守仁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事的记载"剪抑之者不遗余力"。按照《武宗实录》所载，王守仁平定朱宸濠之乱，不仅不应当封伯，且有大罪三，"所谓不当封者，其战功皆出伍文定。所谓三大量者，预通逆濠，一也；纵杀平人，二也；事后犹庇逆党刘养正三也。"蟛王世贞考辨《武宗实录》之所以一味贬抑王守仁，乃因总裁、 副总裁与王阳明有恩怨之缘故盖实录(《武宗实录》)之始为总裁者杨文忠(廷和)，继之者费 文宪(宏)，而以副总裁专任者，董文简(董圮)也。杨公与王恭襄(王琼)郄甚著不解，恭襄虽阴谲，然能识文成而独任之，以故于前后平贼及擒濠之疏，皆归德于兵部，以为发纵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内阁，其为杨公辈切齿非旦夕矣。江彬、许泰、张忠辈既耻大功为文成所先，必肆加罗织之语，而忌功之辈从而附和之。文宪在文成抚绥之地与逆濠忤，被祸，中外之臣皆屡荐而起之，而文成而未有一疏相及，费当亦不释然也。董公最名忮毒，于乡里如王鉴之辈，巧诋不遗余力，既又内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杨、费作， 从此诬史，谁将欺乎?@ 这是一段实录总裁党同伐异的典型事例。王阳明是正德、嘉靖间的名臣，深得兵部尚书王琼的信任，他平定朱宸濠之叛乱，也得到王琼支持。但朝中用事诸臣皆与王阳明有隙，世宗即位之初，召王阳明人。两朝受封，但受到大学士杨廷和等阻挠。《明史·王阳明传》称："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守仁不赴，后虽封新建伯，"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对于其他有功者，伍文定外，其他皆名示迁，而阴绌之，废斥无存者。"王阳明"愤甚"，后来得张璁等推用，"而费宏氅了守仁，复沮之。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④可见，杨廷和、费宏、董圮（原文如此）等莫不与王守仁有怨恨，故由他们总裁之实录对王世贞多加贬抑，是《明实录》中党同伐异的又一个典型实例，王世贞分析其前因后果，条分缕析，使人真正洞察了其背后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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