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第十四

2010.5.28

1、朱大可《司马迁评传》：

从《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称司马迁“辨知阂达，溢于文辞”，将司马迁与公孙弘、倪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朱买臣、严助、徐乐等十五个西汉一代才智之士相提并论，可见受到十分的器重。

2、同上：

《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

3、同上，司马迁二十壮游所经之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首次作了描绘。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上长沙，到汩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以今地言之，司马迁壮游，跨越了陕、鄂、湘、贛、苏、浙、皖、鲁、豫九省区，行程近三万里，历时约二、三年。

４、顾炎武、苏辙评司马迁，见《司马迁评传》：

顾炎武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大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

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力如此之文哉（此句似不通，不知原文是否如此，待考），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札记第十三

2010.5.26

1、《秦汉史》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一十六页，辨武帝用椒房之亲为将，不任李广、程不识事，沉痛：

《史記》言衛青僅以和柔自媚於上。霍去病則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此等人可以為將乎？較之李廣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者何如？李廣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馬三萬匹，軍還，入玉門萬餘人，馬千餘匹而已。史言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類也。天子常欲教去病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此去病不學無術之明徵，亦漢武以三軍之眾，輕授諸不知兵法之將之鐵證。世顧或以是為美談，此真勢利小人之見。彼衛、霍之所以致勝者，乃由其所將常選，而諸宿將所將，常不逮之耳¹，非其能也。漢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險以立功名；不知義理，徒為愚忠；皆與後世絕異。即以李廣之事論之。廣與程不識，俱為邊郡名將，匈奴畏之久矣。又嘗俱為衛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擇大將，非廣、不識輩而誰？乃漢武之所任者，始則衛、霍，後則李廣利也。以椒房之親，加諸功臣宿將之上，不亦令戰士短氣矣乎？元狩四年之役，武帝本令去病當單于，故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焉。至於衛青，任之本不甚重。《史記·李將軍列傳》云：“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此非實錄。既以為老弗許矣，豈又以為前部乎？“及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在，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併於右將軍軍”，此實顯違上令。其云“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乃誣罔之辭。上既不令青當單于，又自以廣為前將軍，安得有此言乎？廣既失道，青又逼迫令自殺，違旨而贼重臣，其罪大矣，天子弗能正。廣子敢，怨青之恨其父，擊傷之，青匿諱之，蓋其事實有不堪宣露者，而去病又射殺敢。上乃為諱，云鹿觸殺之。尚不如鄭莊公之於潁考叔，能令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賊之者也，可以持刑政乎？李氏之於衛、霍，蓋有不共戴天之讎二焉。縱不敢以此怨懟其君，亦不足為之盡力矣，而陵猶願以步卒五千，為涉單于庭，既敗，司馬遷言陵之功，則以為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之腐刑。所終始右護者，瑣瑣姻婭而已，而又收族陵家，此真所謂淫刑以逞，視臣如草芥者。無為戎首，不亦宜乎？而司馬遷猶惜陵生降隤其家聲；隴西士大夫，猶以李氏為媿。專制之世，士大夫之見解，固非吾儕小人所能忖度矣。

——武帝任椒房之亲为将或有不得以处，观唐玄宗任安禄山可知。李陵生降，即便是在今天亦要被狗血喷头，岂仅是“专制之世”。

２、关于五大夫，《秦汉史》一百二十四页转引师古：

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

又，据朱大可《司马迁评传》：“司马喜在文景承平之世，无功勋显绩，所得高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

３、关于赎钱免死，《秦汉史》第一百二十五页：

天漢二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大始二年又行之。

４、关于武帝的酷吏，《秦汉史》第一百二十七页：

漢世酷吏，誠多摧抑豪強之意，然一切以武斷出之，禍其能無及於民哉？

５、武帝时之“锦衣卫”，《秦汉史》第一百二十八页：

《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泰山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接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

６、武帝之不守法，《秦汉史》第一百二十八页：

而又喜怒任情，刑殺不忌，惑於女謁，而不能守法。

７、辨武帝托孤事，《秦汉史》第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二页：

《漢書·外戚傳》言欲立昭帝，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者久之。褚先生補《史記·外戚世家》言：倢伃死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後邪？”讀史者因頌武帝能防患未然，或則議其酷，實皆不察情實之談。遠慮豈武帝所有？褚先生曰：“或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便見造作趙倢伃事者，並衛皇後之事，亦不能知，真可發一大噱。褚先生又言：“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漢書·霍光傳》曰：“上察群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行周公之事。’”夫光疏賤，武帝即欲託以后事，豈得擬之周公？光與金日磾、上官桀之以遺詔封侯也，侍衛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²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之語，又安知非光等為之邪？然則昭帝之立，果武帝意與否，信不可知矣。

notes

¹ 史又稱去病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乏絕也。不敗由天幸，信然。敢深入，適見其不知兵法也。

² 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札记第十二

2010.5.24

1、吕思勉老儒。《秦汉史》第八十七页，论汉代社会情形，云大同、小康之后，世风日下，又道：“欲正其本，非　除黨類（class）不可，此固非漢人所知。”此句与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二百四十一页所云“从逻辑上说，政治公共理性发展应为政治上的‘党’提供理论依据。但是中国古代的哲人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公’的大旗下，对‘党’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正相映成趣。

２、同上，第八十八页，辨汉举孝廉非因董仲舒之对策：“案本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仲舒對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舉孝廉，則不得云仲舒發之。”

３、同上，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以为汉代崇儒乃风气使然，非武帝首倡：“武帝即位，年僅十六，踰年改元，則十七耳。雖非昏愚之主，亦未聞其天縱夙成，成童未久，安知隆儒，即衛綰亦未聞以儒學顯，然則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事，其為風氣使然，無足疑矣。”

４、同上，第九十一页，辨武帝改制，实为粉饰升平：“《漢書·武帝紀》言大初元年，改歷，用夏正，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今觀《百官公卿表》，武帝於秦官實少所變改，則其所定者皆瑣細不足道可知。當時議者，或欲俟太平之後，乃採風俗，定制作¹；或則高談皇古，蓋皆不肯茍焉而已。而武帝則徒欲其速成，雖偏狹有所不恤。其曰漢一家之事，非知五帝不襲禮，三皇不沿樂之意，特惡夫高議難成而已。自是而後，所謂禮樂者，遂徒以飾觀聽、為粉飾升平之具，而於民生日用無與焉，豈不哀哉？”

——此论似过苛，司马迁改定太初历，大有功于国人，然武帝改制，实为粉饰升平，则无疑义，吕老末句，大悲凉。

５、同上，第九十二页，辨武帝伐匈奴非当时之必须：“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幣以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元光二年，雁門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可。上從恢議。使壹亡入匈奴，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覺漢謀，引還。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尚樂市，耆漢財物。”

——伏兵三十余万而欲匈奴不知，除非国人皆能同仇敌忾，或独裁者以大恐怖压制国民，否则不能做到，武帝好大喜功，王恢亦是，当时有不少出身微贱之人，欲以击匈奴而得军功，飞黄腾达，聂壹是此类人，霍去病亦是。

notes

¹ 桶按：此类人，指不愿从叔孙通定礼制之老儒。

札记第十一

2010.5.23

1、汉文帝宽容。吕思勉《秦汉史》第七十一页：“除肉刑之舉，為千古仁政。¹然此前已除收孥相坐之法，²誹謗妖言之罪矣。³”

又，同上，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转引应劭《风俗通义》成帝与刘向之对话：

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竟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大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大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

notes

¹ 十三年。

² 元年。

³ 二年。

札记第十

2010.5.20

1、《先秦士人与社会》，二百五十一至二百五十二页，关于中国之大一统：

大一统与王权至上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价值之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综合因素的成果，也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成果。

“大一统”一词是由《春秋·公羊传》最先提出的。《公羊传》成书的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前后。“大”，即张大；“一统”，即统于一。“大一统”即以一统为大。作为社会与政治观念的基本含义是国家一统，王权一统。国家一统的含义是没有主权区域和民族的界限，是君主权力在平面上的无限扩张；王权一统是说权力不能分割，君主权力是一种无限的集中。因此大一统的核心是王权一统。

大一统的观念的萌生远在《公羊传》以前，从《尚书》、《诗经》以及金文等文献和资料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周王作为“天下共主”，在实际上的权限是有限的，远没有达到大一统的地步；但在观念上远远超过实际，初具大一统的含义，这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曰王有天下。《诗经·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实而言，周王管辖的地域与臣民是有限的，但在观念上则是无限的，无止境的，这点对后世影响极大。二曰王者纲纪天下。周王“纲纪四方”，“正域彼四方”，“四方为则”，“万邦为宪”，“网有不服”，“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三曰王称“天子”。上天至尊、至灵、至神，作为天之子无疑是天的化身和代言人，同样，天子也具有一定的神性和超越性，自然也是人们崇拜和信仰的对象。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宗法分封制转为君主中央集权制。新的统治方式特点是“一竿子插到底”，即实现对每一个人的直接统治；同时统治范围也空前扩大。于是有“大一统”的提出。诸子此时喜欢用“一”讨论政治哲学问题。于是有“道生一”、“道无双”、道即一等命题的提出，在政治体制上则提出了“土无二主”、“民无二王”、“作一”等。在实际的政治上，诸侯们为争一统打红了眼。“天下为一统”成为时代最响亮的声音。诸子百家也同样从舆论和理论上要求鼓动统一。

老子说王与天、地、道并列为四大之一，又说以道临天下，说明老子是主张一统的。

孔子希望的政治局面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是一统格局。

墨子主张天子一同天下，天下尚同于天子，同样是大一统。

孟子希望定于一也是一统政治。

法家更是一统政治的鼓吹者。

“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¹ 天子代表着大一统和秩序，无天子则争乱不止，“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²。

几乎所有的人对一统的君主专制体系都是认同的，因此，百家争鸣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实际的政治发展与思想的这种趋势相一致，各诸侯国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最终汇合为秦朝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

2、同上，二百三十九页，转引《商君书·画策》：

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

——这几句是公孙弘杀郭解的理论依据。然则那些收留解救郭解的人却也正是将郭解送上死路的人，因为收留和解救他的人越多，就越能说明郭解对帝国的威胁，武帝就愈要杀他。

3、同上，二百三十九至二百四十页：

《太公阴符》载周武王与太公对话：“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于此，除者则国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如何？’太公曰：‘民胜吏，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强，侵陵群下，二大也。民甚富，倾国家，三大也。民尊亲其君，天下归慕，四大也。众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誉，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为权，七大也。恩行于吏，八大也。民服信，以少为多，夺人田宅，赘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业畜产为人所苦，十大也。所谓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诸侯，诸侯害天下。’”³

——此段恐非太公语，应为后人伪托。

4、同上，一百六十九页：

“奉天承运皇帝”作为套语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清朝继之。

notes

¹ 《吕氏春秋·谨听》。

² 《观世》。

³ 转引《后汉书·百官志五》注。

札记第九

2010.5.18

1、《先秦士人与社会》一百八十四页：

自主性或主体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期所依恃的根据是不同的，在近代，人的自主性或主体性是由人身的自主而定的，是一种生的权利，也就是说，人的自主性并不是依靠什么“道”而有的。应该说相反，人的自主性就在自身，选择什么“道”与自主性本身没有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选择什么“道”与做什么事一样，都是自己自主的选择，也就是说，“道”与“事”等等都是自主性表现，是自主性的证明，而不是自主性的本身。但在古代，在春秋战国时代，依据道而有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与此有原则的区别，以“道”作为自主性的前提和依据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依附性的，这同人身依附有所不同，它是一种观念依附，如果所依附的“道”是主张个人独立、个性自由的，无疑会把人带入个人独立和个性自由之地；如果所认同的“道”本身是一种依附理论或有很强的依附性，那么这种“道”就会把人带入依附或半依附之境。“道高于君”与“从道不从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张扬“道”，君主被放在一边；另外高举“道”的人的主体性似乎也凸现出来了。但再细分析，如果所依附的“道”本身就主张等级制与君主制那么这种“道”把人带到哪里去了呢？这里暂不说道家，只说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道”。从总体上看，这些家的“道”都是等级之“道”，并是君主制的体现。

２、同上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二页，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宗教时代的分析，颇有见地：

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中国没有经历过宗教时代，人文的理性精神占据主导地位。从一方面看似乎是这样。但是冷静想想，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超越宗教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难道就如此明智？情况恐怕未必如此。从人类普遍经历过宗教时代一样，我们的祖先也不可能超越宗教，只是有自己的特点而已，其特点之一这就是在天人合一的信仰中表现为弥散性。（这一句有语病。）

天人合一是神性与理性的混合物，天的泛化导致了崇拜的泛化，我们的宗教意识被分化成几部分：一部分给了上天；一部分给了天的泛化物，如自然神等；一部分给了命运；还有一部分给了天子；另外还有祖宗神灵等。所以我们祖先的宗教意识是一种弥散性的宗教意识。

札记第八

2010.5.16

1、《史记·滑稽列传》：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其故何也？”东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今非然也。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贤与不肖，何以异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义，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于余哉！”于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也。

——东方朔所言正是战国与汉武时所不同处，然于当时欲“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不过东方朔此处所云，或亦暗含讥讽。《滑稽列传》东方朔之部分，为禇先生所补。

２、《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此是司马迁引其父司马谈所作《六家要旨》之末句，形神之论，应为后来陶渊明所本。“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似暗讽武帝。

札记第七

2010.5.13

１、季镇淮著《司马迁》，第52页，论及司马迁主持改历事，云：“而积极推动武帝改制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年轻时必乐于见到武帝之多欲，否则武帝不会派他出使西南，之前出使西南者为司马相如，可见武帝是把司马迁当成了司马相如之接班人，而司马相如临死前留书武帝，尚论及封禅事，当时大部分文人必是支持武帝之封禅的。

2010.5.14

1、《月氏》之始：

《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¹北。其南则大夏²，西则安息³，北则康居⁴。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王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notes

¹ 阿姆河。

² 巴克特里亚。

³ 帕提亚阿尔撒息王朝，当时的统治者为密特里达特二世，曾阻止塞种人西进，迫使他们南下进入锡斯坦。——据维基百科

据《中亚文明史》，前123-87年帕提亚王国国王为米思里代蒂兹二世，应即维基所说的密特里达特二世。关于塞种人，此书云：“对于东方边境的游牧人问题，帕提亚政府则兼用军事方式和外交手段。他们将游牧人从帕提亚本土迁移到阿拉霍西亚的哈蒙（Hamun）湖周围以及德兰吉安那（该地后来称为‘塞克斯坦’<Segistan>，即今之锡斯坦）。由此而形成的由游牧人酋长治理的诸小国，都极受帕提亚的影响，其中有些小邦便成了其属国。"

⁴ 据《中亚文明史》：“康居的疆域包括塔什干绿州以及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其中心区位于锡尔河中游沿岸。”

司马迁年谱

元光五年，前130年，六岁，张汤任太中大夫。

元朔三年，前127年，十岁，张汤任廷尉。十岁前司马迁生活与韩城，“杂在牧童与农民之群里”，十岁开始师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元狩六年，前117年，十九岁，张汤定腹诽之罪。

元鼎元年，前114年，二十岁，壮游，至江淮、会稽、沅湘和邹鲁。

元鼎二年，前115年，二十一岁，张汤自杀。

元鼎三年，前114年，二十二岁，任郎中。

元鼎五年，前112年，二十四岁，扈从武帝巡幸崆峒。

元鼎六年，前111年，二十五岁，出使巴、蜀、滇中。

元封元年，前110年，二十六岁，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迁父司马谈逝于洛阳。司马迁随武帝车驾东行海上，上泰山，又至锦县、承德，见长城。

元封二年，前109年，二十七岁，负薪塞河。

元封三年，前108年，二十八岁，为太史令。

元封四年，前107年，二十九岁，随武帝封禅恒山。

元封四年，前106年，三十岁，随武帝南巡。

元封五年，前105年，三十一岁，随武帝巡幸回中，即甘肃固原（民国），又到河东祭后土祠。

太初元年，前104年，三十二岁，参于制订《太初历》，着手写作《史记》。此年李广利始伐大宛。王温舒自杀。

太初四年，前101年，三十五岁，李广利凯旋，得好马数十匹，中马三千余匹。

天汉元年，前100年，三十六岁，苏武出使匈奴。

天汉二年，前99年，三十七岁，随武帝巡幸东海、回中。本年五月，李广利出兵匈奴。

天汉三年，前98年，三十八岁，受刑。

太始元年，前96年，四十岁，出狱，任中书令。

太始四年，前93年，四十三岁，作《报任安书》。

征和二年，前91年，四十五岁，太子戾起事，败，田仁、任安被腰斩。

征和三年，前90年，四十六岁，李广利出五原击匈奴，败，降。司马迁或逝于此年。

——以上据《司马迁的风格与人格》，李长之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1版1印。

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生于陕西韩城。

建元年间（前140-135）随父至长安，十岁诵古文（学古文字，非从孔安国游）。

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于长安西北八十里处建茂陵，司马迁一家徙居茂陵显武里。

建元五年，前136年，十岁，武帝立五经博士。

建元六年，前135年，十一岁，窦太后死，田蚡为相。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公孙弘应贤良诏，对策。董仲舒先为江都相，后来中大夫（郎中令的属官）。元光、元朔年间（元朔三年始漫游），司马迁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

元光二年，前133年，武帝从王恢计于巴邑击匈奴，未成，匈奴绝和亲。

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徙郡国豪杰及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郭解亦迁，司马迁见之。

元朔三年，前126年，郭解死。（桶：郭解的死是国家对民众的胜利。）司马迁于此年或次年漫游，历时约一二年。又，《汉旧仪》、《西京杂记》云司马迁于十三岁时乘传车遍行天下，搜求古代诸侯的历史。

元狩元鼎年间（前122-116），25-30岁，入仕为郎中（比三百石，实领三十七斛）。

元鼎四年，前113年，随武帝北巡，祭后土。

元鼎五年，前112年，随武帝出游，西传登崆峒。

元鼎六年，前111年，三十五岁，出使巴蜀（桶：当时司马迁必为武帝所赏识）。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封禅，父司马谈逝于洛阳，临死前嘱司马迁接任太史令，作《史记》。

元封二年，前109年，负薪塞河。

元封三年，前108年，三十八岁，为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年，主持改历。改历完成后，正式开始《史记》的写作。

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拘。

天汉二年，前99年，李广利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陵率步兵五千出居延，败，降。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身陷囹圄，并于次年遭腐刑之辱。

太始元年，前96年，五十岁，大概是在这一年出狱，任中书令（千石）。武帝再徙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

太始四年，前93年，五十三岁，作《报任安书》，《史记》基本完成。

或逝于前87年。

——以上据《司马迁》，季镇淮著，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1版,2004年5月4印。

星空奖：《天行健》与《鼠年》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奇幻现在所最缺的并不是轻，而是重，所以我将燕垒生的《天行健》评为今年星空奖长篇小说的一等奖。在西方，或者在日本，轻或许曾经甚至一直是必需的，因为他们有很多重的东西，他们有《神曲》，有《堂吉诃德》，有巴尔扎克，有陀斯妥耶夫斯基，有大江健三郎，有三岛由纪夫……而中国有什么呢？此刻，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他来到中国，他只看书店里陈列的书，他或许会以为他所身处的国度是一个正在全民狂欢的国度，是一个幸福的国度，是一个人民已经不需要自由与民主的国度，是一个已经没有贫穷与卑贱的国度……所以，我要将燕垒生的《天行健》评为今年星空奖的一等奖，并不是因为它完美（其实它仍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关于蛇人来历的解释，让我觉得还是有些取巧），而是因为它是重的，它沉甸甸地带着我们向下坠，坠入我们自己的生活之中，坠入我们自己的现实之中，坠入我们自己的犹豫、阴暗和悔恨之中，而同时它又并不让我们绝望，让我们失去上升的勇气，因为燕垒生却又在这小说里灌注了爱，灌注了勇武、刚毅、善良、坚持……灌注了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因此，它虽然是不完美的，但却是有力的。

短篇的选择让我犹豫，在《暗室》和《一览众山小》之间，我不知道谁才是我心目中的一等奖，最后我仍然选择了《一览众山小》，并不是因为《一览众山小》更好，而是因为《一览众山小》更有中国气息，也更适合大众的阅读，同时又并不缺少应有的力度。

我将陈楸帆的《鼠年》评为二等奖。作为一个以写奇幻短篇为主的家伙，今年的科幻短篇让我自惭形秽，也为去年的奇幻短篇作品的质量感到焦虑，在我所看到的去年的奇幻短篇作品中，没有哪一篇作品，有《暗室》和《鼠年》这样的直击现实的魄力和沉入黑暗的勇气，也没有《若马凯还活着》这样的对自由与光明的渴盼。自从看了陈楸帆写的黄色小说科幻小说之后，我就一直很看好他，果然，他奉献出了《鼠年》这样的作品，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而去灭鼠的情节，让我会心一笑，而又暗自神伤，那个为了灭鼠而杀人的黑炮，隐隐与马加爵杨佳相对应，而最后灭鼠队的自相残杀，在川大连续发生了两起大学生杀人事件之后，简直成为启示录一般的隐喻了。《鼠年》似乎是一个魔镜，照出了大学生的现实，但又不是完全逼真的现实，而是扭曲着，夸张着，而这扭曲和夸张，一方面是冷冷的幽默，另一方面却也迫使我们更深地进入我们自己的生活与内心之中。

札记第六

2010.5.9

1、《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五章（99页）：

“武帝的长处是聪明、决断，而且守法。他的妹妹降虑公主之子昭平君犯了法，终于定了死罪，他说：‘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女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汉书·东方朔传》）所以就在悲哀不能自止中行法了。”

——武帝未见得守法，任安数有不测之罪而武帝仍原谅他，直到戾太子事败后方腰斩，此即不守法之一例。武帝之所以一定要杀昭平君可能是因为昭平君是宗族，而削弱宗族势力是文景以来一贯的国策。

2010.5.10

1、《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七章第六节，论司马迁之根本思想为道家，其中多有自相矛盾处，如第144页，论司马迁受老子学说影响，强调“势”，“应付这种势，便也要运用它，所以要‘与时变化’，‘大直若诎’。”“大直若诎”，自然是指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价，然本书此前又说司马迁评价叔孙通“大直若诎”乃是讽刺，其意自然是司马迁反对叔孙通的“大直若诎”，或是指司马迁以为叔孙通实为“诎”而非“直”，作者于此节却又以“大直若诎”证司马迁之根本思想为道家，似不妥。

与此相似的还有张良事，此前作者云司马迁评价张良“貌如妇人好女”是讽刺，这里却又把这一段评价说成是赞美，以证司马迁有道家思想，似亦不妥。

作者对道家思想的理解似亦有不当处，比如道家何尝有“科学态度”，作者却以司马迁有科学态度以证司马迁有道家思想，似亦不妥。

作者取证亦有不慎，为证明司马迁有科学态度，以《龟策列传》“余至江南”一段为证，然此段明明是说龟蓍有灵，作者却说司马迁在讽刺，此处是反语，亦似不妥。

另作者引《货殖列传》“富者人之情性”一段，以证司马迁有唯物主义思想，并以为这种唯物主义是“近于马克思的话”，然若以马克思的观点看，这种经济至上的观点明明是一种庸俗的假唯物主义，作者当时对马克思的学说只怕也不甚熟悉，至于其下以京布之祸自爱姬殖以证司马迁有弗洛依德性力至上之观点，更是生硬牵强了。

作者引《平准书》中“干戈日滋”一段，以证司马迁以为经济力量控制一切，即令武帝也受控其中，颇有见地，然仍似不足，即便是经济，岂不仍是受国家所控制，当国家无力自存时，经济决定国家的形态与存在方式，一旦国家在经济上摆脱贫困，在政治上达到统一，则国家摇身一变为帝国，帝国必以扩张为第一目的，这便是汉武帝之汉王朝之实质。

2、司马迁之理想与理性是支持甚至渴盼帝国之建立与征服的，但其思想与性格却仍深受战国之风气的陶冶，战国风气里面，有重义轻利，重然诺轻生死的一面，看司马迁写刺客游侠，对此津津乐道，但帝国所需要的并不是刺客游侠，而是流氓和野心家。对刺客游侠的向往使司马迁遭腐刑之辱，对帝国的渴盼又使司马迁在大赦出狱后仍能接受中书令的职位，而这两者在司马迁生命中的激烈冲撞，成就了《史记》的辉煌。

司马迁因法治之严酷黑暗而重人治，却不知法治之严酷黑暗却正因有一帝国在，法治不过是帝国在内部整合以向外扩张之工具，亦不知人治之理想化而终于难以在现实中完全地实现（九品中正是一例）。

札记第五

2010.5.7

1、《长征记》卷二，76-77页，提到居鲁士大帝攻占米狄人两大城市之过程：

“敌人狼狈离去。希军终日无扰，继续行军，到达底格里斯河。这里有一座荒凉的大城¹ ，名叫拉利萨，是古时米狄人居住的城市。它城墙宽二十五英尺，高百英尺，周围长二帕拉桑，是用黏土砖在二十英尺高的石头基础上建起的。当波斯人想从米狄人手中夺其帝国时，波斯王² 曾围困此城，但未能攻破。一阵乱云掩蔽了天日，看不见此城，直至居民弃城他走。这时才夺取了此城。离城不远有一座石金字塔，宽一普勒特隆，高二普勒特隆；在这金字塔上有许多从左近村庄逃来的波人。

“从这个地方他们进军一站、六帕拉桑，到了一大城堡，荒芜残破。此城名叫梅司波拉³ ，一度曾为米狄人居住。墙基为贝壳磨石所造，宽、高各五十英尺。基上建一砖墙，宽五十英尺，高百英尺；墙周延六帕拉桑。据传，在这里，国王⁴ 妻室梅狄亚在波人夺取米狄人天下之后曾避难于此。波王也围攻此城，但久困或突击都未能破之。宙斯大帝以雷鸣震惊居民，此城方得攻克。”

2、同上，第78页，提到波斯军队的弓箭和希腊军队的弓箭之大小及身程，投石索的制造材料和射程等：

“这一整天，一方继续行军，一方继续追击。波军不复能以其散兵的长距离射击为害，因为罗德斯投石手射出弹丸比波军的远，甚至比波军的弓箭都远。波弓也大，因此克利特人能够很好地利用落于其手中的箭。事实上他们在不断地使用敌箭向空中射击练习远射⁵。在村里希军发现大量肠线和铅，供投手使用。”

由以上内容可知，射程对比由远至近为：希军弓箭、希军投石手、波军弓箭、波军投石手，另外也可以知道波军的弓比希军所用的弓大，箭也较长，还可以知道希军投石索的制造材料中有肠线和铅。

notes

¹ 这个色诺芬叫做“拉利萨”的城就是《创世记》里所提及的亚述大城卡拉。——英译者注

² 居鲁士大王（纪元前558-529）。——英译者注

³ 色诺芬在此所见的废墟是著名的亚述帝国首都尼乃渥。很奇怪，他对这座亚述大城（以及上面的卡拉）只是含糊地一带而过，说“它一度由米狄人居住”。实际上，米狄人夺占尼乃渥（约纪元前600年）确是结束其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大事件。只是在其后直到米狄亚帝国又被波斯人推翻（纪元前540年）的半个世纪当中才由米狄人统治着。色诺芬在他的历史记叙中只是追述了不重要的一步——或许是因为他不想再说远一些，或许是因为他不能那样做。——英译者注

⁴ 米狄亚最后的一位国王阿司悌亚格斯。——英译者注

⁵ 以便能容易地收回箭矢。——英译者注

札记第四

2010.5.2

1、《长征记》第三十二页英译者注：“希腊文中这个词（属民）英文虽然译作slave（奴隶），希腊人习惯上用于指专制君主的属民、庶民，特别是波斯王的属民。”

——实际上这可能意味着希腊人认为专制君王的属民都是奴隶，或与奴隶类似。据Google翻译，slave希腊文为δούλος。

2010.5.4

1、《长征记》卷二中，蒂萨弗尼斯不惜违背盟誓，也要将希军将领一网打尽，而克利尔库斯却对这一点毫无察觉，尽力对蒂萨弗尼斯表达善意，他说希军可以帮助蒂萨弗尼斯去攻打米西亚人，以及庇西狄亚和埃及，然而克利尔库斯似乎忽略了一点，即希军既可以帮助蒂萨弗尼斯去攻打他的敌人，当然也可以帮助蒂萨弗尼斯的敌人来攻打他。所以对蒂萨弗尼斯来说，最安全的状况是由他来控制希军，退一步，至少也要让希军瓦解，蒂萨弗尼斯除去将官，至少可以令希腊军队人心涣散（即便不能控制他们），而自己又决不会遭到被希军攻击的危险（因为他们失去将官已无法重新组织起来），何乐而不为？

但克利尔库斯也可能已经猜测出蒂萨弗尼斯的意图，但在当时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冒险带将官和队长们前去，用最大的限度来表达他们对蒂萨弗尼斯的善意，因为希军不可能在与波军的相互防范中走出波斯，虽然后来色诺芬和客里索甫斯确实做到了。

2、波军使者说普罗克西努斯和梅浓一起告发了克利尔库斯恐怕是诬蔑，因为一方面梅浓的狡诈必为希腊人所熟知（在渡过幼发拉底斯河时他曾玩过两面派手法取得居鲁士的奖赏），另一方面梅浓与阿里柔斯和蒂萨弗尼斯交好。而普罗克西努斯是君子，如果告发的人中有普罗克西努斯则波军或能得到希军的好感，至少波军也不会因为违背盟誓杀害了希军的将官而导致希军更大的恶感（虽然显然这个目的并没有达成）。后来梅浓没有与其他将官一起被杀死，而是单独被波斯国王处死也证明了告发者应该只有梅浓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