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笔记之六

25、中国的长篇小说之源流与现状

　　中国的长篇小说，最早应该是在瓦舍的说书人的口中，而说书人所说的故事的源头，又是史书。说书的性质导致中国的长篇小说形成了章回体的形式，故事之来源在史书，又使最早的长篇小说多是历史演义。但是有三点我想可能之前不太有人提。一是说书人在瓦舍中说书时，与听众所形成的互动性，这种即时的互动性是当代的长篇小说所没有的，这种互动性决定了说书人必须时时地根据听众的喜好来安排故事的情节；还有的一个特点是草根性，在瓦舍中听说书的，大多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升斗小民，说书人必定要根据他们的喜好、道德观念、审美方式来安排故事情节，刻画人物；还有一种，就是极大的自由度，虽然这种自由度并不是绝对的，但是相对于诗歌和散文而言，显然要大得多。
　　这三点在《水浒》中都有明显的表现。晚清之后，小说的境况开始改变，地位大大地提高，到现在简直成为文学的代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之前所提到的那三个特点渐渐地消失了。互动性的消失，使小说成为一种个人写作，但是在政治的重压下，这种个人写作却又与西方的个人写作完全不同；草根性的消失，使小说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写作和政治化写作，前一种写作容易异化为帮闲，后一种写作则从一开始就是以帮忙为目的；自由的消失，则大大地扼制了小说的创造力。
　　在表面上，小说地位的提高，小说的摆脱瓦舍的影响，使小说摆脱了低级趣味，摆脱了明目张胆的意淫，摆脱了散漫的结构，摆脱了民间的残酷而愚昧的道德观，使小说成为一种艺术，使小说进入庙堂甚至神殿，但同时也使小说丧失了民间所特有的勃勃的生气、流氓的死皮赖脸韧性和暴徒的不顾一切的勇敢，所有这一切都被阉割了，知识分子往小说中加入了理性和文质彬彬，加入了自省和彷徨，但也加入了懦弱和自恋，还有自哀和自怜；政党则使小说变得越来越像工具，虽然他们总是试图令这个工具看起来不像工具。我想这也就是中国目前小说的现状，因为所谓的小说，以目前看，最终仍要归结到长篇小说上。
　　《水浒》这部小说，以西方的角度看，最多只算二流，以中国的角度看，则是一流的杰作，以当代的角度看，则是我们必须要去膜拜的神品，正如太监们要膜拜他们的被阉割了然后又被他们供起来的性器一样。

《水浒》笔记之五

之前的第13节删去，这里仍从14始。

14、对林冲的忽略

　　高俅被活捉上梁山泊，林冲的表现如何，文中竟只字未提。林冲与高俅有深仇大恨，此时竟然毫无反应，颇不合情理。小说中反倒大张旗鼓地写高俅与燕青相扑之事，其实没有多大的必要。记得央视拍的《水浒传》里面，是浓墨重彩地写了林冲欲杀高俅而不得的段落的，那也是极精彩的一段——这部电视剧是很少见的改编了名著而其所增加之情节又大多不弱于名著的一部，当然写武松与玉兰的感情不免有些狗血，加是应该的，只是加得太过张扬了。

15、《水浒》对皇帝的态度

　　《水浒》是以忠义为号召的，忠是指对皇帝的忠心，义是指一百单八将的兄弟之情，但其实真正最看重的却是义，而不是忠，且不说李逵时不时地跳将起来，说皇帝姓宋，宋江也姓宋之类的话，看第八十一回，写道君皇帝到李师师处，“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正要听艳曲消闷。卿当勿疑。’”可知作者对皇帝也不见得就是一味地死忠，偶尔也会嘻皮笑脸地把皇帝拎出来调侃一下。

16、林冲的相貌

　　林冲因为性格比较软弱，一直以来在读者的想象中其相貌都是清秀一路的，这个看后人所画的一百单八将图还有电视剧可知，但是第七十八回一开始的赋里却道：“林冲燕颔虎须，满寨称为翼德。”回头看第七回林冲出场时的相貌描写：“那官人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可知大家一直以来的想象都是错的，与原著并不相符。

17、征辽十回

　　纯是ＹＹ，与现今的写中国足球夺得世界杯的小说无异，情节亦单调，只能大斗阵法，写辽将装束竟与宋人相近，当时的人只怕对辽的地理风俗并不太了解，把这十回与平方腊的十回对比可知。

18、燕青射雁

　　燕青射雁一事，是为后来平方腊时兄弟星散作伏笔。

19、渡江侦察记

　　第九十一回，“张顺夜伏金山寺，宋江智取润州城”，前半回就是一篇渡江侦察记，这一回已经在为后来张顺的死做铺垫了。

20、凌振

　　凌振的炮，大多作号炮用，但是第九十二回，“吕枢密在敌楼上，正观见宋江阵里轰天雷凌振，扎起炮架，却放了一个风火炮，直飞起去，正打在敌楼角上，骨碌碌一声响，平塌了半边。”可见凌振的炮还是极有威力的，不过这样威力的风火炮或许不多，否则几炮过去，什么城也被轰塌了。

21、连环马

　　呼延灼的连环马，如此强悍，后来竟然再也没有出现，其实征辽时用连环马最有效。

22、李俊吟诗

　　第九十三回，写混江龙李俊遇赤须龙费保、卷毛虎倪云、太湖蛟卜青、瘦脸熊狄成等四人，李俊与他们寒喧时，竟吟起唐人李涉的诗来：“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偶知闻。相逢不用频猜忌，游宦而今半是君。”

23、张顺之死

　　九十四回写张顺之死，极是精彩。最先在九十一回，就已经用半回的渡江侦察记，写张顺之勇悍精干，到九十四回写张顺偷取杭州水门，却突然先冒出一闲笔，浓墨重彩写西湖之美，竟连用两首诗两首词，再写张顺站在西陵桥上，看到西湖“水色拖蓝，四面山光叠翠”，叹道，“何曾见这一湖好水，便死在这里，也做个快活鬼”，之后细写张顺入水里去，却无法由水门入城，后来想翻墙而入，却被守城军士发觉，“却才扒到半城，只听得上面一声梆子响，众军一齐起。张顺从半城上跳下水里去，待要趁水（氵父）时，城上踏弩硬弓、苦竹枪、鹅卵石，一齐都射打下来。可怜张顺英雄，就涌金门外水池中身死”，接着写宋江梦见张顺鬼魂，再写李俊等人飞报，再写宋江江边吊孝，真个是把张顺之死，写得淋漓尽致了。
　　这里最妙的是将西湖作为张顺的葬身地，以西湖之美衬张顺之烈，一柔一刚之间，尤其见神彩。

23、借徐宁之死暗讽皇帝之昏庸

　　《水浒》对皇帝一直都是明褒而暗贬，这个从前面写李师师事已经可以知道了，九十四回写徐宁之死就更明显了，先是写皇帝因小恙招安道成回京，跟着马上写徐宁中了毒箭，却因安道成不在，无法救治，十余日后终于还是死了，这一段，最可见出《水浒》其实并不把“忠”当一回事，也最可见出《水浒》的民间特质。对老百姓而言，皇帝只是京城里的一个象征，而真正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却是亲人与兄弟，所以《水浒》中最看中的，一个是“义”，一个是“孝”，而最重要的，又是“义”，这也是宋江能得到众人一致敬伏的真正原因，在《水浒》的所有人物中，宋江是唯一的一个把一百单八将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的人，看他在平方腊时，为每一个人的死去而痛哭可知，其实宋江甚至是把梁山泊中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小喽罗，都看成了是自己的兄弟的，这个看他在不得不斩了那个杀了克扣酒肉的天使的军汉的头后痛哭可知，这已经不再是虚伪和做作了，如果说，宋江一开始的见人就下跪，是虚伪和做作的话，那么最后这二十回里的痛哭，却一定是发自他的内心的，因为这个郓城小吏已经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些杀人放火的暴徒，才是他真正的兄弟。

24、二流小说

　　老实说，一直到第九十回，我都以为《水浒》只是一本二流小说，但是看到第九十四回，我却渐渐地感觉到，《水浒》其实是一流的杰作。

《水浒》笔记之四

12、黄佛子

　　黄佛子事，用的是《宋史》中洪迈的父亲洪皓的典故，洪皓为秀州司录，截纲米以救百姓，得佛子号，后贼寇入城，大掠，过洪皓家，不入，曰“此为洪佛子家也”。

13、兵行数千里无阻碍（方谢晓跟我说到河北跟山西去不用过河南，回头一看地图，还真是我自己昏了头了，这个不算《水浒》里的BUG，是我的BUG。）

　　梁山泊数千兵马，西行去打华州，北上去打北京，全都是摇旗呐喊着去的，穿州过府，竟然沿途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去打北京时，途中必要经过东京，而朝廷竟然要等到北京被围住了，梁中书派人到东京去求救，才得知此事。

14、前后矛盾或交待不清处

　　这个是看到新浪一位陌生人的博客时才注意到的，前面说过鲁智深看榜文时睁眼瞎，不知道那是通缉自己的告示，但是后头写到鲁智深路经瓦罐寺时，“看那山门时，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写着‘瓦罐之寺’”，这又明明白白地说鲁智深是识得这四个字的了。
　　另外还有武松，之前说过武松是支持招安的，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中，武松对宋江道：“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但是到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武松却跳出来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也可以说是武松上了梁山泊之后，想法变了，但至少中间还是缺了交待。
　　另外就是忠义堂和“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明明是七十一回大聚义时，才改的堂名和立的旗，但是文中却是在晁盖一死宋江上位之后，就马上称忠义堂的，而杏黄旗是在六十一回诱捉卢俊义时便已经立的，“仰面看时，风刮起那面杏黄旗来，上面绣着‘替天行道’四字”。
　　第五十一回，原来说雷横已经不知去了哪里，是两个姓赵的做了郓城的都头，后来那两个都头被梁山好汉砍死，却没交待是谁又来做了都头，只是到五十一回时，雷横突然又变回了郓城都头了。

《水浒》笔记之三

7、《水浒》情节的重复和插叙

　　从《水浒》中最可以看出长篇小说中那种回旋之结构，相同的情节，不断地在以后的章节中出现。比如通奸，有阎婆惜，有潘金莲，有潘巧云；比如杀虎，有武松，有李逵；比如酒店中下蒙汗药，有孙二娘，有李立；比如复仇，有武松杀张都监，宋江杀黄文炳，解珍解宝杀毛太公；比如公人杀流配之犯人，有野猪林，有飞云浦；比如杀强夺了别人寺观的僧道，有杨志鲁智深之打宝珠寺，有武松蜈蚣岭之试刀。这种回旋却又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相同中又有变调，中间再插以不同之情节。还有一点就是插叙，三打祝家庄时插入解珍解宝事，打高唐州时插入戴宗李逵蓟州请公孙胜事。

8、李逵

　　李逵这种闹剧式的人物，在中国的旧小说中极典型的，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隋唐》之程咬金，《说岳》之牛皋，这个手法金庸也用得很娴熟，比如《天龙八部》之南海鳄神，《笑傲江湖》之桃谷六仙，这种人物大概也是说书场中最受欢迎之人物，往往隔一段就把他拿出来救场。

9、石秀

　　石秀与武松有类似处，看他杀潘巧云与裴如海，也是计算得极精密。他外号虽然是拼命三郎，但他之拼命绝非那种不考虑后果的莽撞，他的内心其实极敏感，看他看见肉店未开，便觉得潘公有嫌他之意，马上就想告别离去可知。石秀还有一个与武松类似的地方，潘金莲最后是被扒了衣服挖出心肝五脏，而潘巧云亦是，潘金莲的衣服是武松自己扒的，潘巧云的衣服则是石秀在杨雄的指使下扒的。在这里石秀有一个很虚伪的地方，他一开始只说休了潘巧云便了，但后来潘巧云求他救一命时，他却说“嫂嫂，哥哥自来伏侍你”，那便是任由杨雄自己处置的意思了。
　　石秀和武松的这种心态或许也正是评书场中听众的心态，把淫妇的衣服扒掉杀了，一方面即满足了听众们的意淫，另一方面又使大家都获得了道德上的正义，后来的肉书们则将这种心态发挥到了极致，一边把性爱写得极夸张极细致，一边诲淫诲盗。
　　因此也可以说当时的民间其实是沉浸在一种虚伪而淫荡的气氛之中的。

10、梁山泊就是一伙草寇

　　看吴用为了逼朱仝上山，竟指使李逵杀了沧州知府的四岁小儿可知。

11、一石米就足以换来百姓的香烛

　　打破祝家庄后，得粮五千万石，宋江道：“我连日在此搅扰了你们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结果就这一石米，竟就换来“村坊乡民扶老挈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这种拜谢委实非常的廉价。其实若不是那钟离老人曾经给石秀指路，因此石秀替祝家庄人求情，“宋江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
　　宋江之虚伪于此亦可见，至于他说什么“与你村中除害”，其实小说中倒并没有说过祝家三子如何残害百姓了，而梁山泊里的大将李逵，倒真是把扈家庄人不分清红皂白地杀了个干净。

《2008年度中国最佳奇幻小说集》的预告帖

今年还是像去年一样，和阿豚一起编选了这本《2008年度中国最佳奇幻小说集》。今年必定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中份量极重的年份，但是奇幻小说方面，因为出版界的冷落和杂志的萧条，却显得颇有些尴尬，好的作品并不多，幸好对于小说而言，数量并不是最关键的。
和去年一样，选年选总是会伴随着遗憾，今年有三篇作品，是我极想选入，而又没有能够选入的，一篇是丽端的中篇《涅槃书》，一篇是徐来的短篇小说集《想象中的动物》，还有一篇则是张晓雨的中篇《张小拐仙境奇遇》，这三部作品，或者因为出版商的要求，或者因为作者自己不想被选入，或者因为出版社的限制，都没有能收入这本年选中。

目　录

[序言]我们的幻想与生活…………………… 【阿　豚】
０１.《石用伶》………………………………【於意云】
０２.《正在发生的赤壁》……………………【马伯庸】
０３.《罗亚的宝物》…………………………【一　守】
０４.《粉色暖瓶里的沙罗曼蛇》……………【李　多】
０５.《侠猫十三婆小传》……………………【迟　卉】
０６.《天道奇谭》……………………………【张进步】
０７.《老僧已死成新塔》……………………【公子木】
０８.《三春晖》………………………………【杜纳闻】
０９.《江湖异闻录》（四则）………………【本少爷】
１０.《高桥乡夜话》…………………………【雷　文】
１１.《奈何天》………………………………【窃书女子】
１２.《龙宫记》………………………………【舒飞廉】
１３.《弑神书》………………………………【丽　端】
１４.《面人麻生》……………………………【张晓雨】
[长篇存目]…………………………………… 【阿　豚】

封面绘画：张晓雨 周华龙

《水浒》笔记之二

6、《水浒》之吃人

小时候看动画片《真假李逵》，觉得李逵真是可爱，孝敬老母不说，还很善良憨厚，李鬼一骗他说家里还有老母，他不仅放了人家不说，还送上十两银子。但是那个动画片其实是省略了一个细节的，就是李逵到李鬼家里，发现他们之奸诈，然后把李鬼杀了之后，李逵肚子饿了，却又只有饭，没有肉吃，李逵“看着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扒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施耐庵似乎很喜欢用这种吃肉的情节来表现水浒英雄之粗豪，之前宋江率众人杀入无为军，抓了黄文炳来，当时也是把他给剐来吃了，“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刻，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这一回下手的也是李逵，是把黄文炳活活给剐了，而吃人肉的却是人人有份，不仅是像李逵这样的粗人，宋江也一样吃了，而且还是主谋。
中国民间社会里所有的陋习都可以在《水浒》中找到，不仅是吃人，还有强烈的复仇观念——宋江一脱出法场，立即便把黄文炳给抓住活剐了，心肝拿来做醒酒汤；迷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册天书；官本位，便是英雄如武松，得阳谷县令赏他一个都头，他都感激涕零，更不用说杨志挑了担子到东京去求高俅了；奴性，宋江的奴性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下跪，第四十一回，他带一伙好汉从江州回梁山泊，半路遇到欧鹏等人劫道，他竟然就跪下了，“说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豪杰，救了宋江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不说他身后还有花荣戴宗李逵等人，便算是他一个人，也不见得便要马上下跪求饶，便是那个清风寨刘知寨，也没有如此草包，更不用说黄文炳了，黄文炳被宋江抓住，却也没有一句求饶的话，只求速死。
这样的一伙草寇，即便让他们杀到东京去，又如何能成得了大事。这种例子不是没有，比如黄巢，比如张献忠李自成，太平天国算是稍好的了，至少还占了南京，撑了个十几二十年。
要我说，真理部反正也已经把《金瓶梅》给禁了，索性把《水浒》也禁了算了。

《水浒》笔记之一

1、武松其实有勇有谋

这个可能与武松识字有关（景阳岗上看得懂官府的榜文）。最见得出武松有头脑的，是他杀潘金莲西门庆一段，先是到县衙去告，不成，才准备去杀，杀之前却又先请了左右四邻来做证见，还录下笔供，杀完之后不跑，而是去自首。这个与鲁智深杀镇关西的鲁莽就看出来了，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杀完之后不知所措，只能一溜烟跑了。鲁智深必不识字，这个从他看见通缉自己的榜文仍然不跑可得证明。武松在江湖上比宋江有见识得多，宋江在揭阳岭上险些被李立开了膛，武松在孙二娘处，却反倒把孙二娘给放翻了。再看武松打蒋门神，表面看他似乎轻敌，喝醉了酒才去，但其实他只喝了五六分醉，却装出十分醉来，故意迷惑蒋门神，到快活林后，却又不直接去打蒋门神，反倒先去酒店一闹，把蒋门神的粉头扔去酒缸里，先乱了蒋门神的心神，再迎上前去，以逸待劳，一招制胜。再看他杀张都监，从后面角门里进去，都是先把退路留好（角门打开，虚掩上，单被准备好，等着抢下金银来好装），武松是一个江湖上的老油条，外表看起来鲁莽，但其实心思极细密，到哪里都不会吃亏，所以宋江才说他招安以后，必有好前途。

2、武松之残忍与他对潘金莲之压抑的情感

武松之残忍不必说了，从他杀张都监一家可知，不仅马夫杀了，玉兰杀了，连那些小丫鬟也一股脑全杀了。还有他杀潘金莲，是先剥开胸前衣服，开膛破腹，挖出心肝五脏供在武大郎灵前，才割下潘金莲的头的。这种残忍林冲杨志那里是不会有的，便是鲁智深也不会如此做，李逵虽然也好杀人，但他之残忍不过是因为他脑残，武松之残忍却是有意识的，他似乎是在用这种残忍来对抗这个世界。
武松对潘金莲可有会有某种肉体上的欲望，这个是从他杀潘金莲时先撕开潘金莲的衣服而猜测出来的，当然这种欲望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武松受儒家影响，有很强烈的忠君思想（他与宋江在清风寨前分别时就提到以后要接受招安）和孝悌观念，这些思想必然要把他的对潘金莲的欲望压抑下去，但杀潘金莲时，其实不一定必要剖出五脏来供武大，割头即可。
宋江与武松之感情，几乎达到要让人以为他们是同性恋的程度，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水浒》中，武松是最有个体意识，同时又是内心最为矛盾的一个，虽然这一切表现得都极为隐晦。

3、林冲难成大事

林冲太过软弱，唯一两次放纵，一是在柴进东庄上抢酒吃，那时刚刚火烧了草料场，他身上的桎梏似乎突然地消失了，也再也没有了退路，因此放纵了一回；二是在梁山泊火拼王伦，这个其实也难得说是放纵，若他一开始上梁山泊时就杀了王伦，抢了山寨做个寨主，那才叫放纵，在晁盖等人来了之后才火拼，其实已经接近于迫不得已了，便如他被逼到绝路上才上梁山一般。
林冲在武功上与武松接近，但智计却比武松差远了，林冲在野猪林内差点儿被两个公人给害了，若不是鲁智深及时出现，哪里还有命在；武松在飞云浦上，却将想害他的四个人全都杀了，干干净净，那真是爽快。

4、《水浒》的结构

《水浒》这种结构导致它必须要有许多过渡的章节，这些章节在整部小说中很容易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比较生硬的，比如宋江在柴进庄上遇武松一段，还有宋江到江州去，一路上遇到李俊张横等人，还有宋江带清风山一伙人投奔梁山泊，一路上又遇到郭盛等人，这些都是为凑足一百单八将硬加上去的章节，游离于整体之外，可有可无。

5、一百单八将一多半都是江洋大盗

不说是放到当代，就是放到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去，也都是邪派，与正派势不两立的，看清风山上燕顺等人吃人，王英抢良家妇女可知，孙二娘张立都是卖人肉包子的，武松也是杀人不眨眼，穆家兄弟是揭阳镇上的黑社会老大，张横是在江上杀人劫财的强盗，这些人放到法治社会里都是要千刀万剐的，所以俞万春要写《荡寇志》，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理由。

带路

我觉得我肯定天生一幅向导的样子，虽然来成都才三年，但是经常走在路上，会被人问路，今天早上在滨江路那个立交桥，又有一个老爷爷（他旁边还有一个老奶奶）用四川话问我：“去衣冠庙往哪里走？”然后我就用我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回答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前天是有一小车，拐过来，里面冒出一男人，用四川话问我春熙路怎么走，跟着后座上又一美女探出头用普通话问我，大前天是一群人问我到白家车管所怎么走，再往前，是周日踢完球骑着电马儿回家的时候，一个女人，开车的，把车靠过来，问我白家怎么走。
如果哪一天我的小说没人要或者没人敢要了，我就骑着我那电马儿，把成都大大小小的旮旯再走一走，然后整一个字正腔圆的“带路”牌子，跑到高棚子那儿猫着去，或许也能养家活口。

你在九眼桥看过闪电吗？

前天，那个正式通告我不能在博客里提到她的名字的女人请我和颜歌吃饭，我们在百联天府的鹿港小镇（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颜歌说有很多人带二奶来这里吃饭，因为它的风格和玫瑰之约相似）吃饭，这个名字和请我们吃饭的那个人的名字有点相似。饭后我们两个人被颜歌鄙视了，因为我们竟然不知道“洞洞舞厅”和“看闪电”是怎么回事。
“洞洞舞厅”我还有所耳闻，因为我曾经听张晓雨提到过，总之就是一种黑洞洞的“歪”舞厅，在里面可以找到陪舞小姐。我问颜歌为什么要叫做“洞洞舞厅”，她说大概是因为这种舞厅里总是黑洞洞的缘故。昨天我偷空百度知道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洞洞舞厅”这个名字的来源并不是如颜歌所说，而是因为最早这种舞厅都在防空洞里的缘故，不过现在似乎还在防空洞里的不多了，不过大部分仍然集中在成都的市中心，颜歌告诉我西玉龙街二楼上就有一个。我在网上还查到，“洞洞舞厅”现在还有一个新名字，叫“砂轮厂”，为什么叫“砂轮厂”呢？那是因为小姐总是磨啊磨的，就好像砂轮一样。“洞洞舞厅”也有高低档之分，低档的十元三首歌，高档的十元一首歌。
关于“洞洞舞厅”，如果你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请用鼠标深吻这里：洞洞舞厅
关于“看闪电”，我在网上没有查到多少资料。在开心网搞了一个投票：你有没有在九眼桥看过闪电？结果是两天过去了，还没有人投票，反倒有两个纯洁的同学跑过来问我，什么是“看闪电”？
其实“看闪电”真的是一个老少咸宜有益身心的活动，具体是这样的，比如你某一天，开着车到九眼桥某一条路去，遇到红灯停下，这时有一个穿着风衣身姿妖娆的粉子走过来，你正在色迷迷地死瞪着她看的时候，她突然对你妖媚地一笑，问道：“先生，看不看闪电？”你一愣，那个粉子又说了：“五元一次。”你就像着了魔一样的掏出五元来给她，于是，粉子突然刷地打开她的风衣，这时的你就如同被闪电击中的一样，因为你看到在那风衣下面，什么也没有穿，而这时粉子已经合上她的风衣，翩然离去。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版本，颜歌跟我说一般她们只找开车的，但是我在网上也查到有一个倒了霉的看闪电的老兄，他只看了一眼闪电，却被诈去了二百块钱。

《鬼董》：陈淑

原来有一册《新编丛书集成》里的《鬼董》，但竟不知放于何处了，现在这个是从李剑国所辑校之《宋代传奇集》里抄录的。
《鬼董》，据《宋代传奇集》按语：元临安钱孚泰定丙寅（一三二六）跋云：“《鬼董》五卷，得之毘陵杨道芳家。此只钞本，后有小序，零落不能详。其可考者，云太学生沈，又云孝、光时人，而关解元所传也。喜其叙事整比，虽涉怪而有据，故录置巾笥中，以贻同好。”作者姓沈，而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及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竟以为关汉卿作，大误。书凡四十八事，中十三事实剿自《太平广记》，余皆自撰。书名之义，乃本干宝“鬼之董狐”之说（《世说新语·排调》）。版本有《知不足斋丛书》、《龙威秘书》、《说库》等本，北京图书馆尚藏有钞本《鬼董狐》五卷。

绍兴初，北客陈监仓寓邵武军，笄女曰淑，美而慧。富子刘生欲娶之，刘父母以陈窭而挟官，恐侵其资，不许。陈亡，女不能自存，嫁同巷民黄生。黄母以罪系，家罄于吏，炊弗属，使淑质衣于市。过刘氏肆，刘子见之喜，呼入饮之，还其衣，予之千钱。他日复来，又益予之，寖挑谑及乱。淑归，视夫如仇，夫疑焉，侦而知其数过刘也。伪弗闻者，使淑厚要于刘，获既审其实，然后诟淑曰：“我虽极贫，义不食污，当执汝诣郡。妇奸，法不得用荫免也。”淑恨怒，饮夫醉杀而析其骸，置甕中。邻有闻者，捕淑赴官。刘生知女为己累，夜逸，逻者得之，黥隶沣州。淑坐杀夫支解入不道，以凌迟论。刑有日矣，狱卒谢德悦其貌，夜率同牢卒，负而出诸垣，与俱窜至兴国某山李氏邸舍中。李盗橐也，察其必窃而逃者，率家人持兵，绐以追至，德恐，穴壁遁去。淑为李生所得，诡言江州籍妓，不堪官役，故从尉曹谢士。李妻悍，不以归，置诸酒肆中。李蓄毒杀人掠财，淑久亦益习为之。谢德即脱去，为医褐衣，以药游荆鄂。又三四年而返，由故道饮李氏酒肆。李生已忘其为德，而淑怀德恩未替也，瞰无人焉，急走谓德：“伪醉卧于此，我复从君去。”德如其言。夜，淑堇酒饮李及两童婢，皆僵卧，呼德使就杀之。席卷肆中所有，与德西上适襄阳。李氏家人来，见尸纵横，独意李生视盗侣不谨，为所怒戕，不知淑实为之也。先是刘生既配流于沣，以贿免，不敢归，往襄阳依其舅崔观察。崔亦盗巨擘，以侠雄一方，暮年革故态，多为邸店自给。有邸在阛阓中，使刘生主之。德来，适入其舍，刘大惊，密以叩淑，淑率言之。刘欲执告德，而恐淑并诛，乃伪善视之。月余，携德出城饮，以铁击其脑，推置檀溪中，复纳淑而室之。亡何，刘父营得放停牒，呼使归，崔以一赤马、一奴送。刘至兴国，遣舅家奴去，乃迎淑，剪其发，衣以缁衣，赂尼寺而匿之。刘未至兴国十里，夜宿袁八店，袁窥见橐中物杀之。刘父以子失归期，走价质之崔，崔曰：“某日遣行，既累月矣。”刘父惊疑，自走襄阳访之。崔之妻，其妹也，姑讳日设斋尼寺中，挽使偕行。刘父见淑，大惊曰：“是吾乡杀夫者，当极刑。累吾子使黥，今胡为在是？其可乎？”乃械以陈邑，淑竟论死。嘻，异哉！

译文：
绍兴（1131-1162）初年，北人陈姓为监仓者客居邵武军（在福建），他有一个刚及笄的女儿，名叫陈淑，长得又美丽又漂亮。富家子刘生想娶陈淑为妻，但是刘生的父母觉得陈淑家里太穷，而且她父亲又是做官的，害怕他们借此侵夺刘家的资产，没有答应。不久之后，陈淑的父亲死了，陈淑无法自存，只好嫁给了同巷的小民黄生。黄生的母亲犯了罪，家产被官吏们剥夺罄尽，连饭都吃不起了，黄生只好让陈淑拿着衣服到当铺里去当，当得的钱好去买米。没想到陈淑一去就去到了刘生家里开的当铺，刘生看到她，喜出望外，把她叫进来给她水喝，不仅把衣服还给她，还给了她一千钱。过了几天，陈淑又来当东西，刘生又给了她更多的钱，并且拿甜言蜜语去挑逗她，陈淑就跟刘生行了非礼之事。陈淑本来就不喜欢黄生，跟陈生有了私情之后，对黄生愈发看不惯了，简直就是视之如仇。黄生觉得事情不对头，暗暗跟着她，发现她不断到刘生那里去，黄生假装不知道，要陈淑邀请刘生来做客，等刘生来了，他把刘生绑住，审得实情，就骂陈淑道：“我虽然是个穷光蛋，但也决不愿意戴个绿帽子吃老婆的软饭，我要把你绑到郡守那里去。”按律法，女人有了奸情，就算是父亲有官职也不能荫庇。陈淑听黄生要把自己送官，又恨又气，就找个机会，把黄生灌醉了把他杀死，还把他的尸体支解了装进大甕里。陈淑的邻居听到她的动静，就把她抓住送到衙门里去了。刘生听说陈淑为了自己杀了人，吓得在夜里逃走了，但是没跑多远就被巡逻的衙役捉住，被判流配沣州（今湖南沣县），脸上还被刺了字。
陈淑因为杀了自己的丈夫还把他肢解，被判凌迟。眼看就要行刑了，狱卒谢德被陈淑的美貌所悦，夜里和别的狱卒一起劫狱，背起陈淑翻过狱墙逃走了。两个人逃到兴国某山下一个姓李的人开的客栈中，这个李某本来就是个强盗，一眼就看出谢德是偷了陈淑逃出来的，就带着家人拿着兵仗鼓噪于外，骗谢德追兵已至，谢德当了真，丢下陈淑，从墙洞里逃走了。陈淑落到了李某手中，没有办法，只好骗李某说自己是一个官妓，因为不堪官役，才和尉曹谢德一起逃走。李某的妻子极是妒悍，不让陈淑回家，把她留在客栈的酒肆里干活。李某一直以来都是干着在酒里下药抢人钱财的勾当，陈淑在酒肆里待得久了，干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谢德从客栈里逃走之后，以行医为业，在荆鄂一带游荡。这样过了三四年，想回家去，又经过李某的客栈，在酒肆里饮酒。李某并没有把谢德认出来，而陈淑一直都很感激谢德的救命之恩，看到谢德在店里饮酒，就找个机会，急忙走过去对谢德道：“快假装喝醉了躺下，我要跟你一起走。”谢德就照着她所说，装醉躺下了。
到了夜里，陈淑把堇酒拿去给李某和另外两个童婢喝，他们喝了之后，全都倒在地上，陈淑就把谢德喊来，将他们全都杀了，然后将店内财物席卷一空，与谢德一起逃走，西上襄阳。李某的家人来到酒肆内，看到尸体纵横，只当是李某与他的强盗伙伴不和而被杀，根本就没想到其实是陈淑做的。
富家子刘生被判流配沣州之后，靠着行贿得免，但也不敢回到邵武军去，只好到襄阳去依靠他的舅舅崔观察。崔观察早年也曾为盗，以侠义雄霸一方，暮年才洗手不干，以经营客栈为生。他有一个客栈在襄阳闹市里，刘生过来以后，就让刘生主管这间客栈。谢德和陈淑到襄阳来，正好进到这间客栈里，刘生看到陈淑大惊，偷偷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陈淑把前因后果都说了。刘生想把谢德抓去送官，又害怕陈淑也被牵连进去一起送了命，只好先假装善待谢德，这样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他带谢德到城外饮酒，趁机用铁器击打谢德的头，将他打晕，推到了檀溪中。回来之后，他就重新把陈淑据为己有。
不久之后，陈生的父亲就想办法为陈生办得免罪的放停牒，叫陈生回到邵武军去，陈生的舅舅崔观察给了陈生一匹赤马，一个奴仆，让他回去。刘生走到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县），把舅舅给他的那个家奴遣回，然后自己回去把陈淑接来，把她的头发剪去，让她穿上尼姑穿的缁衣，将她带到尼姑庵里藏起。
刘生把陈淑安顿好之后，再回邵武军去，走到距兴国军十里远的地方，天黑了，就住在袁八的客店里，袁八看到刘生的囊橐里颇有银钱，就把刘生杀了。
刘生的父亲奇怪刘生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有回来，以为是崔观察不让他回来，派人到襄阳去问，崔观察道：“那天我就让他走了，现在都有一个多月了。”刘父又惊又疑，就自己到襄阳去找。崔观察的妻子是刘生父亲的妹妹，那时正好碰到崔观察母亲的忌日，崔观察在尼寺中设斋祭母，刘生的父亲也去了，哪里想到正好在那里碰到陈淑，刘生的父亲大惊：“这是我家乡那个杀了自己丈夫的女人啊！我的儿子就是因为她才受了黥刑被流配的，她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她的罪行已经被免去了？”于是把陈淑绑住送到衙门里，陈淑竟因此而丢了性命。唉，这件事真是太奇异了！



注：
监仓：应为宋时管理盐政之官员，品级未知。
参考：监仓
　　地名溯源：咸卤浸泡的地名

zt秋风：从精英到绅士 ——关于精英阶层社会担当的历史与现实分析

原址

一般社会中总有精英，但精英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社会学、政治学有复杂的讨论，本文则采取其最简单的定义：精英就是各个地方、各个领域掌握一定资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领先者。经过30年的变迁，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精英群体。但是，并不是每个时代、每个领域、每个地方都有“绅士”。所谓绅士，就是精英中具有公共情怀，并且具有从事公共事务之能力的人。社会正是依靠绅士的领导与组织而形成共同体，享有安宁与繁荣的基础性道德与治理秩序。中国社会优良治理秩序之形成，有赖于当代中国的精英群体中蝶化出一个有作为的绅士群体。

中国的绅士传统

中国历史演进，秦的皇权专制取代周的封建为一大变；汉武帝独尊儒术，形成钱穆先生所说的“文人政府”，形成皇权与士大夫共治的政治结构，又为一大变。唐之前士大夫的形态及其治理理念比较复杂，宋明以来则基本形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皇权”与“绅权”共同进行治理的大格局。传统上，皇权不下县，除了维持政治与司法秩序、承担重大公共工程建设职能之外，皇权不承担地方、社区公共品供应的职能，这些职能由“士绅”以自治方式承担。

“士绅”是一个同质性群体：他们都接受儒家教育，获得科举功名，随后或者出外担任官职，离职之后又返回乡里，或者长期留在乡里。他们的心智结构是相当独特的。在教育过程中，儒家的伦理、政治、社会理念必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比如讲求君子人格，标榜忠孝两全的伦理，多少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这种伦理意识指向的是这样的治理实践：担任官职从事国家管理，留在乡里从事社会治理。

因此，士绅既是国家权力的使者，同时又是社会自治的中坚。在后一领域，他们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宋代几乎所有大儒都积极地创办独立书院，推动形成自由讲学之风，这是宋代思想学术繁荣的制度前提。儒者也积极从事社会自治，蓝田吕氏兄弟制定出最早的“乡约”，并被各地士绅模仿。士绅们也先后倡导建立社会的自我救助体系，比如，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创办了范氏义庄，苏东坡在杭州创办了多家慈善性质的施医局，这两者均维持了数百年而不坠。当然，像修桥铺路、教育文化等当时最主要的公共品，基本上也是由士绅来组织供应的。同时，绅士们也承担部分非国家的司法职能，负责维持乡里治安。

至于组织这些地方公共品供应所需的资源，很大部分来自商人，这一点在明清尤其明显。余英时先生的研究表明，到明中后期，商业在中国社会上的比重日益增加，有才智的人便渐渐被商业所吸引。由此，地位上升的商人与士人之间发生了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商人普遍接受儒家观念熏陶，以儒家伦理为本发展出商人伦理，并承担起社会自治领导者的功能，从事诸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书院、寺庙、道路、桥梁等活动。商人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总是会与儒生合作，两者在从事社会自治事业中所产生的交集，就构成了当时的绅士群体。

由此可见，传统的绅士一身挑起国家管理者与社会管理者的双重责任，他们的地位既来自教育，也来自权力的认可。反过来，他们代替国家承担了直接管理民众的责任，部分地阻止了专制权力直接侵害民众。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体系以绅士为核心，将社会自治与国家管制融为一体。

到晚清，绅士群体又经历一次变化。伴随着现代工商业发育，出现了一个“绅商”群体，其代表人物是南通张謇先生。这群人是由官场、学界进入商界，在立足商业后，仍与学界保持联络，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念，使他们终究不甘只做一个商人，而是利用自己从事商业所积累的资源、人脉、经验，积极从事于社会自治活动。在当时，不光是商业、教育本身基本上是自治的，绅商们甚至在中央权威涣散之时直接接管了一些城市、市镇，维持市面稳定繁荣。

清末立宪，即由这些绅士推动。立宪的本质就是把本来就巨大的绅权纳入政府正式架构中。或许可以说，清末立宪就是由绅士推动、旨在建立一种绅士共和体制的努力。对于宪政运动来说，这其实是常态的：英国革命、美国建国同样是绅士们建立绅士共和体制的事业，以至于历史上有“绅士宪政主义”（gentry constitutionalism）的说法。

革命反对精英

清末废科举，新式教育兴起，逐渐形成了一个接受现代教育（包括留学）的现代专业人士群体，从中兴起具有公共关怀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现代大学、报刊、社团、政党等制度兴起，为后者议论公共问题、参与政治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这样一个群体逐渐替代绅士群体，成为日益现代的中国社会的精英的主要构成部分。这是两代完全不同的精英。传统士绅忠诚、信仰中国固有文化。他们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不仅具有文化、社会上的权威，也参与地方行政。现代知识分子却与中国固有文化没有有机联系，倒是西方价值、思想的信奉者。他们脱离了基层社会，寄居于现代城市。他们无法参与地方治理，因而在政治上属于边缘人物。但是，借助现代的文化、政治制度，他们在文化上、观念上、政治上的影响力异乎寻常的巨大。他们成了思想领域和政治舆论的主宰者，也成为政治活动的参与主体。

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精英群体的思想、观念急剧激进化：比如，在文化上形成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以《新青年》社同仁积极参与政治及国民党改组为标志，形成了一种新式政治，其基本特征就是意识形态化、激进化，即便是相对保守的国民党也走上了革命之路。在革命逻辑中，唯一的精英就是革命党人自己，整个社会都是革命党人要改造、甚至摧毁的对象。以武力夺取权力之外，革命党人则是当然的权力垄断者。孙中山设想，军政之后实行训政，训政的基本制度安排就是“党治”。这样的观念与政制格局支配着后来的历史。

当然，最后一批绅士，比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进入民国之后成为所谓“社会贤达”，甚至组织政党。即便是新式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也接受过传统教育，很多新式商人也具有儒家救国救民的情怀。这样，绅士群体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国民党的训政固然是以党代政，但其目的是训练人民自治能力，培植地方自治社会的基础。因而，自治是党所认可的，精英始终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和渠道。至于学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宗教、慈善公益等领域，国家权力也无力控制，而留给社会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新旧混合、中西交织，中国社会反而焕发出一种活力。

但这只是绅士传统的回光返照。沿着革命的逻辑，中国历史走向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府建立起来了，个人、家庭被统合到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和控制的“单位”之中。除了政府及政府控制的社会组织之外，不再存在民众自愿组织的任何其他机构。大陆已经没有“社会”，人的全部生活由国家来安排。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文化革命，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也基本上断裂。与此同时，不再存在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制度，经济活动基本上由国家组织、由国有单位或城乡集体单位来承担，商人不复存在。

这样，除了“干部”及国家认可的先进分子——他们最终也都会成为干部——之外，不再存在任何精英。这样的干部，只是国家机器的工具而已，他们也没有自主的地位与意识。因而，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是没有精英的，更不要说绅士了。

精英再次登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在中国逐渐恢复，精英群体随之出现并壮大。

首先是商业精英快速崛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不断松动、瓦解，不论在乡村、在城市，私人企业部门迅速成长。中国固有文化本来就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中国传统的经济活动本来就是以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方式组织的。国家控制松动之后，民众创造财富的自然冲动就逐渐被释放出来，一批一批商人成长起来。

这些商人同时活跃在当代中国的商业舞台上。随着其规模扩张，原来由国家借助权力来安排的经济活动，逐渐由私人企业家接管，私人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由于大量人口的生计从依赖国家转向依赖私人企业，也就是依赖私人企业家，后者对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具有了较大影响力。

其次，社会精英渐成气候。在国家权力无力控制、不得不退让的领域，或者掌权者没有预料到的新兴领域，社会力量应运而生。比如，围绕着艾滋病的防治，出现了大量民间社团。由于城市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的居委会组织难以覆盖居住在新建小区的大多数居民，居民们开始进行社区自治。还有，自80年代以来，与整个世界、尤其是苏联东欧等国一起，中国经历了一次强劲的宗教复兴。

在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乡村社会重新向自治方向回归，宗族、宗教、商业等领域的精英在相当部分乡村社会取得实质领导地位，官定的村民自治制度经常变成肯定这些精英权力的程序。

同时，在官方媒体之外，出现了一批面向受众的媒体。尤其是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新锐媒体，网络媒体也迅速获得支配性地位，他们拓展出了较为自由的舆论空间。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问题的讨论场所已经从官方媒体转到这些新兴媒体。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是由这些媒体塑造、支配的。

还有很多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社会企业家”，或者“社会活动家”，这些人士在相关社会领域中享有广泛的影响力。

第三，文化与知识精英具有了独立意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知识、文化精英就已放弃正统意识形态，转而开拓出另外一番文化与知识天地，由此发展成为80年代的文化运动。这些文化、知识群体的价值观念虽然有很大变化，但都与国家拉开了距离。今天，社会、人文学科的课题已经基本上由学者自行安排。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表达着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观念，并且逐渐地改变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今天，法治、市场经济、甚至宪政都为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

最后，随着上述精英群体的形成、发育，作为国家控制体系之螺丝钉的“干部”群体也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是干部，而成了“公务员”。名词的变化，意味着其意识的变化。他们具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们刻意地扩展自己的选择空间。在官员群体中似乎也形成一个政治企业家群体。他们乐于在自己管辖的部门或地方进行一些制度创新试验，或者对民众的创新予以默认甚至公开支持。

过去30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社会”逐渐形成，精英与社会同步成长，这个群体是过去30年增长、繁荣及制度变迁的创造者、推动者。但是，当代中国的精英群体还远不够成熟。

精英群体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所谓后天失调是指国家与精英之间的扭曲关系，妨碍了精英群体的健全成长。

当代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都是在国家控制体系松动的缝隙中发育出来的。但是，国家权力的控制虽然松动了，却始终保持着其革命党的信念，没有放弃全盘控制社会的意图。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精英的自发成长，经常不恰当地采取压制态度。

在经济领域，私人企业经常受到歧视。在某些当权者眼里，私人企业家始终不具有道德上、政治上的正当性。这一点，甚至体现在宪法的相关条款中。自愿组织社团更为某些行政部门所厌恶。尽管执政党曾经提出过吸纳这些精英的设想，但是，国家与自发形成的社会各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太和谐的关系。

这种情形与传统中国完全不同。传统士绅脚踩国家与社会两条船，因而能够在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两方面同时发挥重大作用。在当代，精英群体的功能受到政体结构的限制，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也就难以真正承担起精英的公共责任。已经有一些企业家愿意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但相关部门对于此类活动却一直有所限制，不让其自由进入这个领域。民众却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商人是狭隘而自私的。

这样的精英与国家格局也给精英带来了另外一重毁灭性影响：掌握权力的精英与商业、知识等领域的精英相互腐化。以商业精英为例，私人企业的市场准入始终受到法律、政策的严厉限制。商人如欲进入某一领域，必须以各种形式贿买官员。商人由此获得的，并不是所有人可以普遍享有的权利，而是贿买者自己独享的特权。特权可以为企业家带来垄断利润，为了保有这种利润，商人会继续向官员投资。

长此以往，商人的心灵就会腐败。公众看到官商之间这重关系，自然对商人财富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原罪”问题被不断提出，就反映了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心理。这种不信任又让商人恐惧。事实上，当初为获得市场准入而进行的贿买行为，也确实让他们随时可能被官员有选择地拿出作为牺牲品。为了躲避这种法律与政治风险，他们要么通过移民的办法躲避，要么把自己与权力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其他领域同样如此，精英同样因为权力的挤压而走向腐败。南方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引来40位教授争抢，显示了在行政权力覆盖学术的体制下，知识精英也倾向于借助行政权力来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一旦行政评价体系压倒学术标准和学术伦理，学术腐败及学者的丧德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总之，置身于与国家的扭曲关系中，精英群体同时是受害者和施害者。他们固然遭受了不合理的压制，但他们又利用了各种不合理的制度来获得特殊利益，因而被普通民众视为特权享有者。他们发挥正常作用的空间被挤压，因而对国家时有怨言；但受道德形象拖累，在已有的空间中他们又不能充分发挥正面作用。

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不止于此，另有更深层次的精神根源：当代中国的精英群体成长于道德真空的精神氛围中，因而先天不足。

20世纪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反道德的观念与政治力量的冲击。随着传统的毁灭，人们的道德感趋向微弱。因为，道德总是与传统联系在一起，唯一能够发挥作用的道德是传统道德。唯理主义者、革命者所构造的所谓“新道德”总是反道德的。

从50年代开始，整个社会被灌输了一种物质主义的哲学信念。到90年代，主流经济学建立了霸权地位，把“经济人”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学理假设，当成唯一普遍的伦理准则向全社会贩卖。中国人刚刚因为幻灭而抛弃一种物质主义，很快又被另外一种似乎带有自由主义气息的物质主义所征服。人们追求金钱，进而否认金钱之外的一切价值。人们肯定肉体，进而相信，肉体享乐就是灵魂的归宿。

当代中国的精英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气氛中形成、发育的。大部分精英就是物质主义的信徒。很有可能，精英的心灵普遍地比普通民众更为卑污。这样的商业、文化、知识精英，生活在物质之城中，听不见灵魂的召唤；他们把自己封闭在俱乐部、高尚社区中，看不到其他群体的悲苦，缺乏最起码的同情心；面对行政权力的某些不公正对待，他们缺乏基本的道德勇气，哪怕是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时；面对社会公益事业，他们缺乏普通市民也具备的伦理担当，汶川大地震之后房地产商们的集体表演就是一个例证。

在权力控制体系松动之际，精英在当代中国再度出现，中国社会因而表现出活力。但是，这个精英又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被腐败症纠缠，中国社会也因此朝着黑暗的深渊狂奔。精英的精神分裂症状与当代中国繁荣与贫困并存、活力与腐败共处的双面性，是互为因果的。

成长为绅士

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国家权力，没有多元化的精英群体，那这个社会其实没有“社会”，其国家体制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完全堕落，那这个社会必然走向全面的腐烂，国家也将与这样的社会同步走向衰败。好在，中国社会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事实上，在我们上面所描述的也许有点过于灰暗的精英图景中，还是依稀可以看到很多亮点的。

在当代中国，并不是所有精英都在腐败。相反，考虑到当下中国的基本制度结构，很多精英的出现、发育，本身就是其精神自觉的产物。他们依凭着道德勇气、伦理担当而与特权抗争，与贪婪对峙，在夹缝中获得生存之地，并在公众心目中塑造了正面形象。大量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甚至商业精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接受着某种道德约束。不少企业家保持着草根本色，积极地对乡里承担责任。

换言之，在当代中国的精英群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绅士群体。当然，这个群体的规模还很小，他们的公共伦理意识也不是十分强烈。

但是，这个弱小的绅士群体却是中国社会重整并再出发的先锋。正是他们，在过去20多年，推动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变迁。优良的社会治理机制，未来的进一步发育，有赖于这个绅士群体的成长，有赖于更多精英转身为绅士，更为积极地承担公共责任，在各个领域发挥更为广泛的领导作用。

实现这一点，当然需要国家与精英的良性互动。就此而言，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需要寻找与政府沟通、合作的更为有效的途径和话语表达体系。但是，国家、精英关系的改进，主要是要看掌握权力者能否经历一次国家意识的自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任何国家，不论最初是以何种方式建立，如果它要长久统治，最终都必须转换为某种形式的共同治理。任何形态的全能国家都不能长期自我维系。

罗马哲人西塞罗说，“国家是人民共同的事业”。源于罗马的“共和国”概念，传达的正是这样的政治理念。其实，回首中国历史，每个阶段也都在寻找这种“共同事业”得以成立的政体架构：秦一家专制二世而亡，汉武帝与董仲舒共同谋划的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奠定华夏两千年文明大格局。慈禧晚年幡然醒悟，开放立宪，欲与绅士共建现代民族国家，弥平朝野、满汉、官民鸿沟。孙中山先生虽倡言军政、训政的革命纲领，但这不过是通往人民自我统治的“宪政”的手段而已。

权力分享当然始于与精英的分享。合理地保留精英在国家架构中的位置，容纳精英从事广泛的公共治理，是合乎权力运作的经济原则。精英发育成为绅士，进行社会自我治理，也是为权力创造和维系基础性社会。唯有在此基础上，权力才能在其所保留的领域中有效地运转。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性秩序，权力的运行代价将会非常高，甚至根本不能奏效。

从根本上说，国家既然是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治理就不只是政府管理。甚至可以说，政府管理是次要的，完整的国家治理乃是社会自治基础上的政府管理。如果掌握权力者能够具有这样的国家认知，自可消除对绅士的敌意，转而与其进行协商、合作。

另一方面，精英群体的伦理自觉对于中国未来优良治理秩序的形成，同样十分重要。历史上，宋代的绅士群体最为令人瞩目。眼见得唐末五代之礼义扫地，胡安定、孙明复、欧阳修、范仲淹诸公发起一场道德振兴运动。这些士人在私生活方面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甚至带上某种宗教狂的意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更是被士人传诵，激发了强烈的公共情怀。经由这样的道德自觉，士人才重新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以天下为己任最终落实为以公益为己任、以治理为己任，推动社会“再文明化”。

在经历了物质主义的不断清洗之后，中国重新出现一个绅士群体的前提，恐怕也是精英群体的道德自觉，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责任伦理自觉。精英们需要抛弃那些冒充伦理学家的经济学家所贩卖的利益最大化教条，向传统回归，面向自己的灵魂，在信仰、自由、服务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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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博客建了很久，但一直没怎么用。清韵那里停了很久了，没有博客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呀。以后如果清韵的博客恢复了，会两边同时更新。这个博客功能比较其全，至少可以订阅了，但服务器在国外，谁知道什么时候就打不开了呢？总之，还是有点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