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修改的原始版本，请勿转载，谢谢！
落日
川航晚上七点零五起飞的航班，因为是当天中午买的票，只买到八点五折，总共是九百三十块钱，在携程用招行的信用卡买的。
双流机场扩建，804改线了，机场站变成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幸好我提前半个小时走，下了公共汽车之后，又坐三轮车——居然收了我五块钱，其实乘坐的距离不会超过一公里，那个三轮车夫还有点不老实，他自称曾到广西伐木，但是我问他是不是在桂林一带他又回答不出来，下了三轮车之后，雨竟然变大的，我出门的时候只是若有若无，我拖着行李箱，背着背包——里面有电脑、书还有一些随身的物品，走了有好几百米才到航站楼，羽绒服因为外层是毛线，已经湿了，下回去机场应该坐三轮车到机场路去乘坐306或者300才对。
幸好没有买错票，我办票的时候一直在担心会不会像上一次一样说我买的是第二年三月二日的票，之后一切都很顺利，座位号是14F，是一个靠窗的位置，旁边的两个人看样子像是高级白领，一坐下来就聊起为什么没有坐到头等舱之类的话，靠近我的那个人穿着灯心绒的西服，很有礼貌，帮着空姐把食物和咖啡递给我。
我第一次在天上看到黄昏的景象。成都是一片阴霾，冲出云层之后，西边地平线上是一片金黄，其间又夹杂着红，然后是大片的逐渐加深的蓝，在之后的大约半个小时里那金黄的一片不断地变化，面积越来越小，到最后似乎变成了大地的金边，而蓝也越来越深，深到几乎变成了黑色。无论是蓝、黑、黄、金还是红，都是没有杂质的、均匀的，好像是用最好的工艺镀在了天空上，但又似乎不是镀上去的，因为镀毕竟还是有一种机器的色彩，而这些颜色是如此的柔和而又自然，绝不应加入一点儿的与人有关的因素，如果真是人做的，那么这个人也必定是神。
到机场时爸爸妈妈已经在等着我了，每次我回南宁去，他们都会从家里包一辆面的来接我，这一次也没有例外。我们直接走高速路回去，虽然高速比较贵，但我们都担心会赶不上见外公最后一面，走到高速路的出口，离家大概还有二十分钟的车程的时候，阿姨凤又打电话来说正在抢救，我们都不说话——之前我发现我说话的声音特别的大，一路说下来我的喉咙都已经哑了。
幸好外公还是抢救过来了，我们到医院的时候病床周围还围满了医生，阿姨凤、阿舅和两个姨丈都在哪里，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中年男人，看样子很热心，后来我才知道他也跟我外公一样姓钟，算是我们的本家，当时他正在住院，不过病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医生说外公不一定能够撑过今晚上了，姨丈庄平说要提前给外公准备好衣服，否则到时候只怕会穿不进去，我跟妈妈还有阿姨凤阿舅就回外公家去给他找衣服，外公家是一幢三层小楼，他们都住在二楼，我们到的时候一楼已经关门关灯了，阿姨秀问要不要扔钥匙下来给我们，我妈说不用，她有钥匙，但是我们几个人试了很久都没有能够把门打开，最后还是阿姨秀下来开的门。阿婆一个人睡在二楼她自己的床上，我上楼去的时候她已经躺进棉被里了，不过还穿着毛线衣和棉马甲，她坐起来，我坐在她的后面，想抱她，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抱，她跟我说阿公生病的事，她说她吓了一跳，我怕她冷，又坐到她的前面去，让她把棉被盖上。阿姨秀他们上来找阿公的衣服，阿婆问她们找什么衣服，她们说得有些不明不白的，我就说她们在帮阿公找棉衣，因为外面太冷。她又问我阿公怎么样了，我说阿公正在吊针，她又问阿公能不能坐起来了，我说还不行。后来我说我还没有吃饭，她说下面有饼干，阿姨秀又说还有饭和菜，我说我自己热，但是最后还是她抢着帮我热了，我也就顺势让她热了我吃。
她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他们找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服都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衣柜里，那些衣服全都是阿公自己叠的——阿公的衣服不是太旧，就是破了，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已经很久没有帮阿公买新衣服了，我们只好尽量挑出几件合适的出来，叠好装进一个塑料桶里，我们都希望阿公能够撑过今天晚上，这样明天一早我们就能够到武鸣去帮他买寿衣。他们又说起阿公一天都没有吃饭了，不能让他空着肚子走，一定要在他的嘴里塞进一些饭，或者牛奶也可以，妈就弄了一小块饭装进一个纸杯里，再用包鲜纸盖住杯口。我们带着塑料桶和饭到医院去。
晚上是我跟阿舅守夜，我从十二点守到了两点半，阿舅让我去睡，他自己又守到了五点半，然后由我来守，阿舅去睡。
阿公左边是显示心律血压等等的仪器，右边是呼吸机，呼吸机发出了强烈的有节奏的呼吸声，距离病房很远都能听到。
他已经一点知觉都没有了，我摸他的脚，即便是在棉被里都是冷的，我就一直握着，这样似乎就有些暖和了，但是我知道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他的线帽大概是抢救的时候掉过一边了，我去摸他的头，也是冷的，我就把线帽勉强给他戴上。他的头发和鼻毛全白了——他的鼻孔特别大——但是有一些胡子还是黑的，虽然只是很少的几根或者十几根，那些胡子长出来还没有多久。他的脸已经有一点浮肿，脸色蜡黄，眼睛紧闭，他的一直到八十岁之后才长出来的肚子在棉被下高高地鼓了起来，在呼吸机的作用下强烈地起伏着。我晚上刚到的时候，他的心率还有一百二三十，之后逐渐地下降，到三号清晨的时候已经跌到了八十多，血压也在下降，低压降到了四十以下，高压降到了九十以下，医生让护士调快了似乎是多巴胺的滴速，他的血压马上就升上去了，高压达到了一百多，低压也达到了六十多，但心率却一直没有升回去，到差不多七点的时候，丽梅终于回了我昨晚上发给她的短信，她说他们已经到伊岭岩了，那么离我们这儿就很近了，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我在心里跟外公说他们已经回来了，我看见心率很快就升到了九十，并且一直到他们——钟伟斌、钟伟敏、小红、阿五，还有两位，似乎是新泰和开明，他们的辈分比我大，跟我妈平辈，所以我并不熟——还有大舅一家人，还有从香港回来的阿姨珍、慧琴和她的两个孩子、钟伟良他们来到医院的时候，他的心率都还没有降下去。
我大概是九点钟的时候回到外婆那里，外婆问我外公的氧气是不是已经拔掉了，我说没有。我并没有吃早餐就跟着妈妈坐三轮车回去了，丽梅和黄建华正在睡觉，黄旭涛一个人在看电视，海棉宝宝，家里并没有什么吃的，只有他们先买的一些蛋糕什么的，咖啡也只有一包印尼产的速溶咖啡，我把咖啡泡了，吃那几块蛋糕当早餐。吃早餐的时候黄建华和丽梅都起来了，丽梅让黄旭涛做作业，黄建华的电话基本上都没有停过，明显比以前回来时电话要多很多，在他不打电话的时候，他问我阿公的情况，我说现在还稳定，他说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连夜赶回来，高速路上又在下雨，很危险。我说医生也不知道阿公昨晚能不能够撑过来，我回到的时候就已经又抢救了一次。他又接电话去了。丽梅说她也没有能睡，慧琴燕丽她们倒是能睡，但是黄建华不让她睡，因为如果连她也睡了黄建华一个人开车就会打瞌睡。
总共回来了三辆车，黄建华开一辆起亚，张胜开一辆旧的丰田，钟伟斌和阿五开一辆十二座的奔驰的面包车。
吃完早餐，我也懒得洗澡了，因为我的行李箱还在黄建华的车上，脸也没有洗，因为我并没有带洗脸的毛巾回来，牙我也没有刷，我上床睡觉去了。丽梅和黄建华也上床睡觉了，黄旭涛一个人看海棉宝宝，在我睡觉的时候，黄建华的电话一直没有中断。
中午起来，黄建华和丽梅还在睡，爸爸妈妈都没有在家里，我跟着黄旭涛看了一会儿电视，看到家里锅灶都是冷的，并没有中午饭吃，就走路到外婆家去。他们已经吃饱饭了，不过饭菜都还是热的，我自己端了一碟饭来吃，吃完了，又到医院里去。
晚餐是在家里吃的，黄建华把阿来阿姨给的鹌鹑杀了，和妈妈在那里拔毛，我洗了澡，黄建华说起以前他们还有广东人杀鹌鹑都是活着拔毛的，我说广东人真是残忍，为了好吃的什么都做。黄建华说但是你还是要吃。我本来想说不吃的，结果没有说。除了鹌鹑还有牛肉，好久没吃到家里弄的饭菜了，我吃得很饱。吃完我又睡觉，但是只睡到八点多丽梅就把我喊醒了，说是阿公情况不好，我们坐黄建华的车赶到医院去。到医院里的时候，人差不多都已经到了，但是一直等到十二点，阿公的情况又缓过来了，大家看看阿公还能坚持得下去，又都回去了。
那天晚上是我跟小舅守夜，之前，在大家离去之前，小舅和我并排坐在阿公旁边的病床上，旁边还有别的人，似乎是胜辉和张胜，好像还有姨丈庄平，小舅说起以前的事，他说阿公很厉害打鱼，他以前是帮阿公背鱼篓的，还说起阿公养过许多东西，猪（姨丈庄平说阿公养的猪毛都很长，而且还长得慢，不像他养的，都是白白净净，长得还快，因为阿公懒，不喜欢打扫猪舍，不像他，总是把猪舍打扫得干干净净，猪都是一吃完就睡，睡完又吃）、鸽子（姨丈庄平说阿公的鸽子把隔壁邻居的瓦都搞坏了）、羊、猫等等动物。小舅还说他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在鱼塘边，他差一点把我掐得没气，所以他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但是究竟为什么掐我他却已经忘记了。我说我一点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他带我去找“长个利”（蟋蟀）。后来他说起吸毒的事，他说他到梅州去找大舅的时候，刚打了安定，从南宁到梅州，花了两天两夜，但是他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因为觉得肚子不饿。他到梅州去的车票钱，那时候阿婆还不敢直接交给他。他到了八尺（大舅的农场所在地）之后，知道自己如果没有安定就撑不下去了，于是借了大舅的摩托车想去买安定，但是骑到不知道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他翻车了，但是那时候他一点都不知道，他完全辨不清方向，也不知道自己出来究竟是为什么了，他只是想回去，于是下意识地往前走，走到一户人家前面，那家的主人拿着菜刀出来了，站在他的对面，他说不敢在往前走了，但是又已经没力了，他就站在那里，直直地看着那个人，后来还盘腿坐在了地上，盯着别人看，这样看了可能有五分钟，他又站起来往别的地方走去。他看见又到白沙的车，他以为是南宁的白沙，就坐上去，昏昏沉沉的不知道坐了有多久，车上的人说白沙到了，让他下车去，但是他下车之后却一点也认不出来究竟是什么地方，他已经很累了，只好撑着继续往前走，人们看到他走近了都避开他，他求别人用摩托车拉他回去，但是别人都说“没闲”不愿意拉他，到最后终于有一家人，愿意帮他打电话，他居然学记得大舅的手机，他说那个人帮他拨这个手机，打通了大舅的电话，让大舅快点来接他。那个帮他打电话的人让他蹲在角落等大舅来，但是他不愿意蹲在那里，他就走出去，想在路边等大舅，但是他没有力了，他就在路边找了一个地方躺下来，但是他觉得那个地方全是茅草，扎得他全身疼，后来他就躺在了路上，他睡在那里，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大舅开着车来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外面游荡了整整一天一夜。如果他当时甚至连大舅的手机号码都记不住，那么他一定已经没命了。大舅一找到他，他就让大舅赶快送他去医院，在路上车子的每一点颠簸都让他觉得头痛万分，他在医院里住了十天，每天三百块钱，花了三千块钱，身体倒是好受多了，但是他觉得不能这样子一直花钱下去，就出了院，到农场去住。舅妈让他不要老是待在房子里，但是舅妈根本不知道他当时已经是站起来都摇摇晃晃的了，怎么可能再出去走动。一个多月之后，他渐渐好了，甚至能够上到山上去了。现在他们跟舅妈他们四个人做饭，一个月拿九百块钱的工资，其中两百块钱作为伙食费扣掉了（其实这两百块钱是大舅和舅妈帮他存起的），所以他一个月还有七百块钱。他的状态一直都很好，到去年春节的时候，大舅和舅妈回广西去过年，留他在八尺看守果园。那一年的春节，阿艳（他的第二个妻子，前年因为他吸毒，跟他离婚了）来给阿公拜年，他的心里就开始安定不下来，睡不着觉，在八尺又不能轻易买到安定，要医生开证明，而且一次只能买十粒，他晚上就只好靠打牌来消磨时间，只有打牌才能让他忘记一切，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也往往要在打牌之后，再躺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勉强入睡。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我跟大舅妈从外婆家到医院去，那是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大舅妈说起春节阿艳来给阿公拜年的事，阿公那时又突然说阿艳很好了（他一直都对阿艳不满意，从来不理阿艳，一直在希望小舅能跟他的第一个妻子复婚，即便在阿艳已经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就是钟燕霞之后），他希望阿艳能够跟小舅复婚，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还有谁愿意嫁给小舅呢？只有阿艳这样的人才会嫁给一个吸毒的男人，但是即便是她也不可能再一次把自己嫁给小舅吧，虽然小舅现在已经不再吸毒了。
那天晚上是我先睡的，小舅说他习惯了晚睡，所以让我先睡，但是我也没有能够睡多久，大概从十二点多睡到一点半，我就醒了，我让小舅睡，他上了床之后很快就打起呼噜来。我守到大概三点的时候，外公的心率和血压都下降到很危险的程度了，心率六十左右，血压高压八十多，低压三十多，护士看了之后也没有加什么药，多巴胺的滴速已经开到最快，但是外公的血压始终没有能够升上去，护士让我先做好准备，我很担心外公在这时候去世而所有人都不在，这样只靠我跟小舅两个人可没有办法给外公换上衣服——衣服是我妈还有和元开着张胜的车到南宁的解放路去买来的，花了三百多块钱，还有枕头、盖的绸布还有垫的绸布。到三点半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外婆那里，让他们到医院来，过了大概十分钟他们就来了，不过广东老家来的人并没有来，大概是他们觉得半夜里如果不是确实需要没有必要叫醒他们，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外公的血压和心率确始终稳定着，二舅说我叫他们叫得太早了，我有点沮丧，又觉得有点不高兴，姨丈庄平说以他的经验来判断外公至少还可以撑到天亮，于是大家又回去了，不过姨丈庄平和胜辉留了下来，他们让我回去睡，我没有回去，我们就三个人在那儿一边聊天一边守着，小舅仍然在床上打着呼噜，我因为有人说话，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后来也一直没有叫醒小舅，我们三个人一直守到了天亮。
早上七点的时候我回去了，那时候外公的心率和血压都很低，但是我觉得很累了，又觉得或许外公会像以前那样又撑过去，就没有再守下去。我回去吃了早餐——是他们从外面买回来的包子，还有油条，不过我只吃了包子——又上二楼去跟外婆说了一会儿话，外婆让我睡在外公的床上，那里原来是大舅一个人睡的，大舅妈不愿意睡在那里，是睡在一楼的沙发上。我脱去棉衣和裤子，钻到被窝里去的时候，被窝还是暖的，但是我刚躺上去没有多久，可能只有五分钟，就听到电话响了，我听到他们说“在抢救”，跟着又有电话来，说“阿公走了”，很快阿姨凤就跑上来，弯下身来，在我耳边说：“快点起来，阿公走了。”我知道她的意思并不是要告诉我阿公已经走了，而是让我快点起来，让我不要再睡在这张床上。我就起床了，并没有很特别的感觉，因为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但是也决不能说不特别。外公走的时间是三月四号的早上八点零七分。
我到医院去，他们已经在准备给外公擦身和换衣服，我爸扶着我外公的身体哭得站不住了，我妈哭得也很厉害，还有阿姨秀和阿姨珍，我没有哭，只是差点流出眼泪来，我让我爸别哭了，我觉得一个男人这样子哭很丢脸，当我三月二号中午接到我爸的电话说阿公正在抢救让我马上回去的时候我也曾经控制不住，但挂了电话之后我就不哭了，后来我一直没有哭，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哭过。还有两个医生留在那里，正在收拾那个医疗器具和药品，等他们收拾清楚了，我们就着手给外公擦身。因为他生前一直都不准女儿们给他擦身的，所以只有他的三个儿子，还有胜辉还有我给他擦身，我妈还有阿姨秀离得远远地给我们打下手，热水和毛巾是早就准备好的了，外公的身体还是软的，但是从拔去输氧管里的嘴里流出了水，他的没有牙齿的嘴瘪下去很深，似乎比他生前更深，在给他翻身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已经变黑的牙根，有很多年他就靠着这些牙根和牙床吃饭，他的脸变得灰暗了，那是死亡的印记，这样的印记在刚才还是没有的。
我们先给他擦上身，他的肚子在八十岁的时候突然就变大了，后来越来越大，但是也决没有大到现在这样的程度，似乎已经扩展到两边腰上了，这一定是因为输了那么多的液造成的，我们几个人合力给他擦身，不过真正用毛巾给他擦身的是小舅，因为他生前最爱的其实是小舅，他跟二舅的关系一直都不好，似乎是因为婆太很爱二舅，而外公跟婆太的关系又很糟造成的。一边跟他擦身，我们一边商量着，决定不等全部擦完，先跟他穿上衣服，然后再擦下身，穿衣服的工作仍然交给了小舅，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他太紧张了还是因为方法不对，老是不能让外公的手穿进袖子里去，后来还是二舅动手才穿上去的，一边给他穿衣服，我们一边用客家话说给他着衫，因为我们之前听到了很多给亡人穿衣服的神奇的事，说是有些人死了之后，非得要什么什么人给他穿衣服才穿得上去，二舅妈（她是医生）还看过一本书，说人心跳之后半个小时内听觉都还存在。衣服比较难穿，因为外公很重，不过裤子很快就穿上去了，还有袜子，鞋子，还有三角形的红色枕头（妈说枕尖应该向下），还有黑布鞋，最后是给他盖上那块红绸。然后大家再一次进去跟他告别，姨丈庄平已经打电话让火葬场的人来了（之前他说即便是半夜他都能叫火葬场的人来，只不过需要多交四五百块钱，因为他以前在团结做工会主席的时候，跟火葬场的人混得很熟，有一次有一家人跟他有仇，结果人死的时候就没有叫他，结果火葬场的人来子之后连车都不下，最后没有办法，还是叫了他去了才行），我们很担心医院会让我们把外公推到太平间去，不过医院并没有这么做。
我们在楼道里和住院部的后门外等待，下着很小的小雨，因为从一开始就说过阿公的死是一件喜事，不允许大哭，最多只准抽泣，所以大家都很平静，小辈们还说说笑笑的互相打闹。九点多的时候姨丈庄平让张胜到十一点十五分开车去帮他接钟燕霞，因为他自己没有空去了，他又安排起送外公去火葬场的人数来，他说火葬场的车能坐五六个人，可以让大舅二舅三舅还有钟胜辉钟伟良坐在上面，别的女儿想去的可以坐那辆奔驰的面包车（他说那辆车一听声音就知道保养不好），十点多的时候火葬场的车来了，是一辆有点像依维柯的小面包车，装死人的地方只是一个小洞，入口的宽度不会超过半米，黑洞洞地开在那里，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男一女，女人已经到中年了，瘦高个子，长得竟然还不错，他们从那个口子里抽出一个金属的担架，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挑着担架出来了，他们的步子整齐而又迅速，外公躺在上面，被一块塑料布胡乱的裹住了，又被一根好像是黑色的绳子绑在担架上，他的右手掉在了担架的外面，我很担心他们把外公推进去的时候会碰到外公的人，就喊起来，不过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把外公的手扔回了担架上，然后把那个口子的盖子盖上了。没有一个人能送外公到火葬场去，姨丈庄平说，火葬场的人不让去，他们说没有什么好送的。
我们就回去了。小舅找了一个地方，把外公在医院里用的棉被和枕头都烧了。回到外婆那里，他们已经在安排搭篷子的事情，黄建华要到武鸣去取外公的遗像，问我要不要去，我就上车去了，丽梅和黄旭涛已经在里面，跟着姨丈小陈也进来了，他们是在公安局旁边的一家店里弄的，那应该是一家做门做丧事的店，那一带是武鸣的老城区，还有不少店是做墓碑的，到那里的时候遗像还没有开始做的呢，黄建华说就得催着他们做他们才做得快，丽梅带着黄旭涛在店里面等，姨丈小陈也下车到店里面去了，只剩我跟黄建华在车上，我们聊起了他在东莞开的那家直销店，之前丽梅跟我提到过，黄建华被老板派到东莞去开了一家直销店，弄得很辛苦，而且风险很大，不过听黄建华的口气倒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这家店虽然是直销，但是却不能卖得比当地的经销商便宜，一年的利润比须至少到二十万才能平本，然后多出来的黄建华跟老板四六分，这家店所联系的必须是新客户。
他们回来了，带着一个相框，里面是阿公的遗像，是从以前的一张彩照里切出来的，大概应该是去年的照片，那张照片里除了阿公之外，还有阿婆和钟伟良。相框是黑色的，挂着黑纱，阿公看起来还很年轻，面色红润，目光平静，微微带笑，是一张很不错的照片。
半路上我们又到银行里去换零钱，因为我们要给来吊丧的人红包，里面只需要两毛钱就够了，后来在一家建行里换到了二十块钱的一毛钱，运气真是不错。
回到家里他们已经在搭篷了，是钟伟斌爬到脚手架上，其他人在下面帮忙，那些铁架子彩条布还有让客人们坐的小圆桌和木的小折叠椅都是我姑丈联系租来的，租金似乎是一天一百块钱。
灵位也摆起来了，是在客厅里原来放电视机的地方，电视机被推到了旁边，一张木桌上被铺了黑纱，上面摆上祭品，有酒，茶水，水果，鸡等等，还有我妈帮阿公新买的老花镜（其实他看报纸不用老花镜），他订的每天必看的《参考消息》，钟铭寄给他的他进了医院后才收到但是已经来不及看的信。遗像是挂在桌子后面的门上，那扇门一直都不开的，遗像下面就是一个圆的香炉，遗像挂上去之后，黑纱就垂下来一点，遮住了外公的额头，姨丈小陈就想办法把黑纱往上推一点，好露出阿公的额头来，不过过了一天之后，那块黑纱还是垂下来了。
我们商量好了是明天的早上十点钟火化，爸爸负责花圈上那些白纸条的写法，他问我我的花圈是要单独送呢还是跟他一起送，我也没有什么主意，就说单独送好了，但是大舅妈又说男孩应该跟着家里，女孩成家了之后才应该单独送，我觉得爸爸根本就不想按这个样子送花圈，但是他又不好说女孩也应该跟着家里送才对，于是就罗罗嗦嗦的争起来，为这件事大家在客厅里很大声地说话，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爸爸做事太胆小罗嗦，至于怎么写还是各家自己定好了，爸爸只好一家一家地去问。
我晚上要守灵，吃了晚饭后就跟爸妈先回家去洗了澡，大概十点多的时候再到外婆那里去。他们计划要到麻将，拉我去打，我说我只顶一下姨丈小陈，等他下来了我就让他打，他们说好啊好啊，就打起来，商量好的打的是广西打法，就是没有门前清，可以吃碰的那种，除了我，打的人还有二舅妈，张胜和钟伟斌，正在打着的时候，阿艳带着她的姐姐还有谁总共四个人一起来了，小舅搬了一张小折叠椅，凑到阿艳旁边跟他说话，那个晚上他们一直没有再分开，后来我又让小舅来顶我的位（姨丈小陈一直没有下来，后来他说他感冒头痛睡觉，说对不起，我说不要紧，小舅顶我的位了），小舅让阿艳来打，他在旁边指挥，他们大概打到了三点多钟，一两点钟的时候张胜不想打了，让我去顶他，但是我也不想打了，最后输的是钟伟斌（他不习惯广西这种会放炮的打法）和二舅妈，张胜和阿艳赢了。
钟伟良钟铭钟燕丽慧琴她们在外面烧烤，钟伟良很喜欢烤东西，他烤得很认真，而且味道也很不错，他到香港去之后懂事了很多，但是也变得很看重钱，小舅回来的时候，给了钟燕霞两百块钱，钟伟良在旁边，他说他也要，小舅就又拿了一百块钱给他，阿姨秀说你要说“谢谢爸爸”，他才说了，之前他一直是不喊爸爸的。钟伟良跟我说阿公跟他说过，要给我一万块钱，跟钟胜辉两万块钱，给他四万块钱，还说阿公住的那幢楼，第一层给胜辉，第二层给他，第三层给我，我没有理他，因为知道这事情说不清楚，况且我也不想要这个钱，后来他又跑去跟大舅他们说了，结果大舅就来问我阿公是不是有这样说过，我说我没听到过，只听过钟伟良刚才跟我说过。大舅跟钟伟良说帮他存了两万块钱的定期，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再取出来给他用，其他的钱，应该还是在阿婆那里。
顺带说昨晚上，我们在阿婆的床上聊这些事情，那时还有我妈和阿姨珍在，阿婆把钟伟良找烧烤棍下楼去了，阿姨珍指着一个大大的嘉顿的饼干盒子（外面还包着一层塑料袋），说这个盒子里全是阿婆的财产，阿姨秀告诉她如果地震的话就带着这个盒子还有床边的一个包包（里面大概是药）躲到床底下去，阿婆就很听话的把所有的存折房契都放进这铁盒子里，一直放在床上，等着危急的时候好抓起就走。
那天晚上我守灵，但是因为他们之前还在打麻将，所以我就抱了枕头棉被到灵位前的那张沙发先睡了，但是也没有睡好，一会儿就醒一次，看香还有没有在烧。到四点的时候他们不打了，但是小舅和阿艳似乎是找不到床睡，我醒了，拿出电脑（钟铭他们一直想用这个电脑看电影，我没有给）来，写了有一个多小时，到五点的时候，小舅和阿艳还在说话，我就又跑回沙发上睡了，让他们来守灵，我觉得阿公应该是很乐意让他们来守灵的，我听到小舅要给阿艳钱但是阿艳不收，他说小舅也没有钱，小舅又说他在广东还有钱……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七点多醒来，他们已经在吃早餐，是阿姨秀煮的一大锅粉条，八点之后就陆续有送葬的人来，他们上香的时候，有时候是大舅二舅站在灵位旁，有时候是我爸，我爸总是鞠着九十度的躬直到他们上香结束。跟着是团结的人来了，因为阿公六零年从印尼回国后大部分地间是住在团结，因此团结来的人最多，足足坐了四辆还是五辆小面包车，有几十个人，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还有刚搭起来的篷子下面，大概坐了有四五张圆桌子，我姑丈也来了，看见我就说他们那个桌子上没有花生，要我拿花生过来，我笑吟吟地找到花生，装在一次性的纸碟里，让陈学智递给他，然后我又装了第二碟想放到别的桌子上，却发现别的桌子已经有了，我就索性把两碟都放到了我的姑丈坐的那张圆桌上了。
说起陈学智，他是一直到今天早上才跟着阿娟他们的车过来的，因为他爸爸不准他请假过来，他正在南宁一个学校里学电脑硬件。他长得又胖又大，当他从那辆车的副手座里钻出来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辆车居然能把他装进去。
大概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出发到火葬场去，后来我妈说当时阿姨凤是准备了一袋阿公的衣服要带到火葬场去烧的，但是姨丈庄平很大声地反对，所以就没有带成，后来我们是在家里烧的阿公的衣服。我本来想跟着他们第一批的人一起走的，但是似乎找不到座位了，转着看到黄建华的车停在一边，上面似乎没有什么人，就过去坐进副手座里，但是等了半天都没有人来坐黄建华的车，我叫陈学智过来，但是陈学智说他要跟阿娟他们那辆车去，结果黄建华的车就没有走成，我只好从车上下来，后来是等那辆面包车转回来，跟着我妈妈一起坐那辆车去的。火葬场在武鸣县城西边，靠近更昌医院，我以前经常路过的，但是从来没有进去过，它的正式的名字并不是叫火葬场，而是叫殡仪馆，从大路拐进去还有大概一两公里的一段是只容一辆车过的小路，路两旁是松树林，很安静，车也几乎没有。火葬场里面正在修路，面包车只能停在火葬场的外面，但是黄建华和张胜的车却是已经停在里面了，我没有在火葬场里发现烟囱，感觉有些奇怪，但是当时也并没有意识到。
灵堂很大，大约能容纳下几百人，我们进去的时候，阿公的名字已经换上去了，花圈也已经摆好，不过阿公的遗体还没有推过来，我们在那里等了一阵，有人叫我们到灵堂旁边去，那里有一个简陋的棚子，是给大家最后上香烧纸钱的地方，阿公停在担架上，他已经化好妆了，看起来就像在睡觉，只不过脸上的颜色化得太深，使他的皮肤变得偏褐色了。我们轮流给他上了香，下跪磕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的下跪磕头，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想去大概七八年以前，我生了病，在医院里被抢救过来，那时阿公行动也已经不太方便了，他到医院里来看我，在我床边孩子一样地哭喊），烧纸钱，然后阿公就被推走了，我们都到灵堂去。
只是一个简单的追悼会，昨晚上大舅找我，让我为他准备悼词，我说还是让姨丈庄平来写好了，他做过工会主席，比较有经验，我下一楼去让姨丈庄平上去，后来他大概是写了一篇四五百字的悼词给大舅，但是大舅最好并没有全部念完，他念得断断续续的，大概是把中间的一些段落跳过去了，我记得他说阿公是十六岁就到印尼去的，六零年回的国，他最后感谢大家来送葬，鞠了两次躬。
遗体告别的时候是我姨丈走在最前面，他走得很快，团结的工会主席让他走慢一点，但是他似乎没有听到，跟家属握手的时候，因为家属是站成两排，他就两排都握了，但结果后面的人都是只给站在第一排的人握手，他于是又回头去，跟着别人跟第一排的人再握了一次手。
最后是轮到我们跟阿公告别，大家再一次跪下磕头，爸爸再一次哭得站不住了，妈妈稍好一些，但是我也很害怕她会哭得太厉害，我在后面让爸爸不要哭了，我说你再哭妈妈也要跟着哭，阿姨珍一边哭一边说阿叔（他们都叫外公叔叔）最爱她，再也见不到阿叔了，我跟她说人都是这样的，把她拉出了灵堂。
大家渐渐都散去了，还有几个人，包括大舅和大舅妈留在后面，火葬场的人说我们还可以最后再看一看，我们就走进去，有人说可以再叫我妈进来，我说还是别叫了，再叫她还会再哭的，于是我们就没有叫，我看到阿公已经被装进了一个红色的棺材里，他们正在把他往炉子里推，但是我从那里并不能看能炉子的火光。
出灵堂之后下雨了，我们在走廊上等，不知道谁过来说他们挑了一个六百八十块钱的景德镇出的骨灰盒，后来我们又到卖骨灰盒那一排房子去（那里大概是火葬场办公的地方），大家都在那里，没有足够的地方让大家坐，又下着雨，还刮着风，阿姨凤说是不是让送葬的人先到饭店里去坐着比较好，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姨丈庄平就大声地喊起来，让来送葬的人先到饭店里去吃饭，吃完了就好回去，然后亲属们再自己过去吃饭，但是结果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走，我听我爸说，那些人说他们是来送葬的，不是来吃饭的，最后还是大家都在那里等。我爸又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都坐下，让大家都到那里去，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都宁愿在风里站着，也不愿意换地方。
我正在站着的时候，陈学智叫我，我就跟着他过去，我们都到张胜的车里去，还有钟铭钟燕丽张胜在那里，我跟钟铭说让她暑假的时候找工作，积累工作经验，以后好找工作。钟燕丽半开玩笑地要我帮他介绍男朋友，但是她是在广州，我在广州可认不到什么人。我们正在说的时候，和元过来了，他硬挤进来，我们四个人坐在后座上，但是他坐了一会儿就受不了走了。陈学智后来又问我用柚子叶水洗手了没有，我才想起是要用柚子叶水洗手的，我的手本来在跪下磕头的时候就弄得很脏，我就让张胜把车后厢打开——装柚子叶水的桶在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水了，我就用里面的柚子手擦手，也擦干净了。
然后就说阿公已经出来了，那时大概已经十一点半，我们都到炉子的出口处去，有人跟我说可以去看看他们把阿公的骨灰摆进骨灰盒里，我就过去，看到亲属们都聚在一个小门前，我凑过去，看到门里有一个男人，正在把最后几块骨灰摆去骨灰盒里，盒里已经摆满了，骨头是灰白的。我看到那个人的右手只剩下一根手指——已经看不出是那根手指了。我跟大舅说阿公腿上的钉子（他的腿在最后的十年里断过两次，都是打上了钢钉的）怎么处理，后来大舅出来说，火葬场的人说这些钉子他们都另外包好了，没有放进骨灰盒里。
放骨灰盒的地方也在火葬场里，是一幢绿圆顶有柱子的建筑，建筑周围有草坪，建筑旁有一排棚子给送葬的人最后再跟死者告一次别，我们就在那个棚子里再一次给阿公上香、烧纸钱，还把祭品——苹果和糖果——分着吃了，然后放炮，就把骨灰盒送去那建筑里去，二舅捧骨灰盒，大舅捧遗相，胜辉给骨灰盒打伞（一把黑伞），已经有两个穿黑西装的人等在里面，有一个人已经上了人字梯等在那里了，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摆放骨灰盒的仪式，上香，有净水擦过那个木格子，念祝词，好像有天门天地门开各路牛鬼蛇神都让位等等，骨灰盒摆上去之后我们又鞠躬，就算仪式结束了。大家都出去，大舅妈留在后面，要给那两位小伙子红包，但是蹲在那里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出来，弄得有些狼狈。陈学智因为是拿了一个苹果吃，他想等吃了苹果再进来，结果进来时仪式都快结束了。在举行仪式的时候，钟铭的手机QQ不断地想，被我瞪了两眼。
之后大家到灵水边的那个培训中心去吃饭，我们这一批人是最后到的，到的时候饭菜都冷了。回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最后一批，送葬的人还坐在外婆家里，一直到下午才陆续走了。
那天下午到晚上发生了一件乌龙又暴笑的事情，回去之后，我们商量要把阿公的床拆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说在拆之前人人都要上去踩过，我妈让我和黄旭涛都上去踩，黄旭涛就跳上床去蹦了两下，我也没有问为什么要踩，就脱了鞋，上床去走了一圈。阿公的床是一张老式的大铁床，应该是从印尼带回来的，铺了自己做的厚厚的床垫，挂着蚊帐，虽然棉被什么都已经被拿走了，但是床上还残留着一点阿公的味道。后来一直不断都有人问谁谁谁上去踩床了没有，结果大概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去踩了床，我大舅妈觉得踩阿公的床是不是对阿公不够尊重，一开始是跪着绕圈的，但是不知道是谁又说应该是踩，她急忙又站起来，差点跌倒在床上。后来红梅回来了，不知道之前她到哪里去了，有人问她红梅你踩床了没有？红梅就很奇怪，问为什么要踩阿公的床。就有人说都说了要全部人都踩过了才能拆，红梅就醒悟了，就什么踩过了才能拆，我是叫阿舅上去拆床，后来一问阿舅，果然是这个样子，他是把红梅说的“拆床”听成“踩床”了，结果后来大家都乖乖地上去踩床，后来一直以晚上，我们都一个个地问你到底踩了床没有，结果都是踩了，于是大家都暴笑，连一直都是很严肃的大舅都踩了啊。
本来广东老家来的人是要送完葬当天下午就走的，但是又被我们挽留下来了，说好明天早上八点钟走。一共回来了六个人，五男一女，两个舅舅我不熟，钟伟斌阿五和钟伟敏我是很熟的，钟伟敏还和我大舅在八尺的农场里，他是准备接我大舅的班的，阿五是一直都住在我大舅的楼上，钟伟斌则是默认的广东那边钟家兄弟的首领，小红也来了，她很小的时候曾经到团结来过，还带过和元，她个子很小，大概要比我大四五岁，她在团结的时候，我记得是一直被我们欺负的，现在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最大的都已经十七八岁，竟然也已经是快要做婆婆的人了。
小舅那天晚上是出去跟阿艳（她叫王媛，虽然按理我应该叫她舅妈，但是都是叫阿艳叫惯了，我还是习惯叫钟伟良的妈妈舅妈，虽然她跟我舅舅已经离婚很久了）在旅馆里睡的，我跟爸爸和妈妈一早起来就到阿婆那里去，为的是能送一送钟伟斌他们，我们大概是七点半到的，他们正在吃早餐，还是猪肉芹菜粉条，好像还买了包子，但是一直到他们吃完早餐，八点钟了，我的小舅还没有回来，打电话又打不了，因为我小舅并没有电话，而我们又不知道阿艳的电话，阿姨秀说他们一定是在前面那个林业的旅馆里面，姨丈庄平就骑车单车去找，很快回来了，说昨天是有一个叫王媛的人开了房，但是已经退房了，我们都很郁闷，觉得小舅是不是又跑掉了，姨丈庄平还骂小舅是改不了的了，但是很快又有电话来，说阿艳和小舅马上就回来，原来是阿姨秀打电话找到了阿艳的妈妈，让她妈妈打电话给阿艳，原来他们昨天去开房就没有再登记，直接去三楼开的房，早上他们还在看电视，小舅还说广东的人肯定没有这么快起，至少也要等到十二点钟，后来他们一接到阿艳妈妈的电话，就回来了。我们一直很担心小舅留在这里太久，会重新犯上毒瘾。
后来小舅就和他们一起回去了，大舅妈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袋的印尼糕点，还有路上吃的面包水果矿泉水什么的，他们要回到梅县去大概需要十二个小时，他们就要走的时候，阿婆又拿出了一包嘉顿的咖啡糖，让大舅妈拿给他们吃，阿五说不用了不用了，大舅妈说这是叔婆（我外公在兄弟里面是最小的）的心意，哪里能够不要，他们就乖乖地收了。
广东来的舅舅对我妈说，叔公已经一百岁了，按广东人的风俗，要挂红，要准备红布还有莲子红枣什么的，先带到女儿家去，过了三天之后再带回来，把红布挂在门上，莲子红枣什么的好像是煮吃了，而且那天还必须是男人做饭。
结果那天中午是二舅，就是我们平常喊阿舅的，他来做饭，我早上并不在外婆那里，等我中午过去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把饭吃完了，我妈又另外炒了一个芹菜腐竹肉片给我吃，听他们说的是结果中午炒出来竟然没有肉，而且阿舅炒的菜又太辣了（柳州人喜欢吃辣），姨丈庄平见人就说今天没有肉吃哦，后来我大舅妈示意他不要再说了，他才住了嘴。结果下午就似乎是女人们炒的菜，下午我去吃饭的时候见到阿舅在厨房里，我就问是不是他炒的菜，他说没有，我就没有再问了。
黄建华是送葬的当天下午就跟丽梅和黄旭涛先回增城的，跟广东来的人相比，他们走的时候就冷清得多，除了我和妈妈，没有人送他们。而且不知道怎么回事，黄建华回去还走多了路，搞多最后竟然没有油了，而且当时还打雷下雨，最后他们一直搞到很晚才回到家。
后来他们商量定了，让阿姨秀下来陪阿婆，阿姨秀说她的女儿庄菁不愿下来，梅猪也不愿意下来睡，暂时就由阿姨秀晚上过来陪阿婆，姨丈庄平晚上还是在家里睡。阿公本来对梅猪（就是钟燕霞，因为他的父母已经都在梅州，所以她的小名又叫梅猪，其实叫起来更近于美猪）是爱理不理的，但是知道怎么回事，到最后又说也要像给钟伟良那样，给梅猪两万块钱。
那天晚上十二点之后，我们把香撤了，把阿公的遗相拿下来，又在门前垒起一个砖头的坑，在那儿烧阿公生前穿的衣物，我们还在一口漏了的生了锈的铁锅里给阿公烧纸钱，钟伟良自己还去街上买了纸钱（那些纸钱的数额都很大，最大的一张就有八千亿，我们一边烧一边说阴间本来没有通货膨胀的，结果我们一烧之后就通货膨胀了，不过也有数额比较正常的，另外还有金元宝，金元宝的数量最多，因为我妈听人说那些钱在阴间不通用，还是金元宝最实在）。
我的外公生于1910年的农历三月十四，死于2009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我的外公头顶上很早就秃了（团结的人叫他钟鹁大，就是印尼语里钟秃头的意思），但是他的身体一直很好，我记得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我跟他走路都要小跑才追得上，他在居民点住的时候，那时应该也是七十多岁，他还每天穿着大短裤，在院子里冲冷水澡，到他八十多快九十岁的时候，他还每天自己上街买菜，他的腿第一次断，就是因为要自己做羊肉吃，才摔断的，那时他穿着水鞋，拿着两碟羊肉要送到饭厅里去，正好那时是梅雨，屋里很潮湿，再加上厨房里的水也被带出来不少，地上又铺的瓷砖，很滑，他才不小心摔倒了，当时断的应该是右腿，我们送他到农场的医院里去，一个月了，一直没有好，我们又送他到南宁的骨科医院里去，那里有一个老医生，以前也是在团结的，他给外公做了手术，打上了一个钢钉，他回来养了半年，又渐渐能走路了，不过就已经不能再上街买菜了。那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前年我的外公又跌了一次，是从二楼走下来时，因为最后一级的楼梯踩空才摔倒的，那一次他跌断了左腿，这一次还是在骨科医院做的手术，他左腿上被打上了八只钢钉，但是他还是在半年内恢复过来了，后来他能从床上下来自己走路了，能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不过就没有以前那样有力了，他后为已经很少下楼，总是在二楼上，吃饭，看电视，看报纸，种花（他种的三角梅已经开了，每次他住院都会叮嘱我们要给花浇水）扔糖果下来给红梅的孩子李锦丰。他是在三月二号的早上突然脑溢血的，他的血压按理说并不太高，但是我妈说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晚上睡不好觉了，那到是星期一，他本来还要去医院输液，因为之前几天他输了液之后就能睡着了，所以那天他想继续输，但是他刚起床，不知道是已经从厕所里出来，还是要厕所里去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头昏，他告诉阿婆，然后坐在床边的折叠椅上，等着姨丈庄平来送他去医院。他到医院后还有知觉，让我妈妈给他按摩头部，他说头很痛，但是后来他就睡着了，我妈那时并不知道他已经昏迷了，医院里本来要送他到武鸣去照CT，但是正要送去的时候外公就不行了，当时就抢救了一次，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他也并没有醒来，并且一直都没有再醒来。
我妈妈说，她刚从增城回来，去看阿公，阿公就说，他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但是我妈并不在意，因为他以前也曾经这样说过，我妈说阿叔你不要多想，外公说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我的妻子，神仙，他只见过我外公一次（至少我在他生前结婚了，并且带着妻子去给他看了，本来我还想带着我的孩子给他看的，但是来不及了），神仙说，我的外公长得像龙王。
他的鼻孔随着他的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大，他的耳朵也随着他的年龄的增大而变长，他的头发和胡子还有一些是黑的，掺杂在大片的白里面，一直到最后，他看报纸都不用带眼镜，但是他的耳朵在他八十多岁时就开始聋了，到他九十多岁时，他看电视就总是要放很大的声音，大到惊天动地。
在外公死去的第二天，当我一个人走路回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国王已经死了，就是这样的感觉，我的国王，死了。
2009-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