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应该写一个总结

　　2009年8月25日之前的事情，似乎已经变成了模糊的一团，然而认真回忆起来，似乎也还是记得的：陪神仙散步，她穿着孕妇裙；每天天黑了独自去跑步，一直跑到大汗淋漓；坐在彩超室门口的紧张，以及后来知道的神仙也是同样的紧张……然而所记得的事情似乎都与孩子有关，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被记住的。

　　结婚已经两年了，从前半年的磕磕碰碰，到后来的渐趋默契，再到后来的对孩子的越来越强烈的渴望，似乎都可以被遗忘，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记住的，我怀疑这种心态会扩散到与孩子有关的记忆——神仙已经在说：“我已经忘了他一个月时是什么样子了。”

　　而我在努力地从生活里跳出来，试图重新回到写作状态中。但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天。我突然地意识到我仍然必须有我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已经不再像头三个月时那样的需要我，或者是因为我已经不再像头三个月时那样的沉迷于与他有关的一切。

　　其实我似乎不是一个很关心自己孩子的父亲，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做类似于把孩子的照片四处散播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的孩子始终只是自己的孩子，对于别人而言他只是一个孩子，与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欣悦于他的成长，担心他会不会有某方面的缺陷，但也决没有疯狂到一定要把他陪养成一个天才，或者指望他能够超越正常的孩子的水准，或者再退一步，期望他能够实现我的梦想，于是我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他做的了，除了买吃的穿的玩的，除了抱一抱他，除了……好像没有什么更多的了，我觉得对他而言，最好的事情就是我能做好我自己。

　　年末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感到愤怒，这些事情与我个人没有什么大的紧迫的关系——除了ＦＣ２的博客被墙以外——但却开始让我感到恐惧。自从科学技术发展以来，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以为历史总是会向前发展，生活总会变得越来越好，然而最近这一段的事情，却突然让我意识到，原来我们也可能是处在一个向下的阶段，明天会比今天更黑暗。

　　然而郁闷和愤怒都无处发泄，我总以为我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会生活在一个比我更好的时代，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个恐怖的现实——他其实也有可能，而且是很大的可能，会生活在一个比我更糟的时代，而更恐怖的是，即便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也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我或许终于还是能够为他买下一套房子，虽然他长大了未必见得愿意住在里面，我或许能够赋予他健康的体魄和心智以及自信、勇敢的性格，我历年所买下来的书或许也可以成为他快乐的源泉之一，然而除此之外，我几乎都是无能为力的，这也是我感到绝望的原因。

　　我期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觉，然而我的理智却告诉我这里面委实是充满危险，那些对ＧＤＰ的疯狂，那些对ＷＷＷ的扫荡，与当年的革命与运动是何等的相象，他们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运动之外的一切全都扫除，凡是不支持他们的都会变成他们的敌人，他们在重新构筑秘密的警察部门，他们在人与人之间散播怀疑与不信任，他们用可能的罪名给人定罪，总有一天，他们也会逼迫和鼓励父母告发孩子，丈夫（妻子）告发妻子（丈夫），他们会重新将一个乌托邦强加于我们的头上，一切的人性与道德在这个乌托邦面前都将崩溃，新的人性将是没有人性的人性，新的道德将是没有道德的道德。

　　我期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觉，历史不会重复，因为已经有新的变量加入，因为我们已经有过经验，因为我们已经能够更早地用警惕的态度对待这一切；如果那黑暗的现实真的降临，那我期望我的儿子不要成为那可怕的刽子手，我期望他能带着洁净的灵魂与骄傲的心灵与我重逢。

　　

被霾淹没的国度

　　相对于因为污染和气候造成的灰霾，人心里的灰霾更可怕，这种霾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所不在，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底，我们唯一的疏解方式，似乎就只有张开喉咙嘶吼——然而我们不是应该可以有更多的方式疏解吗？然而我们现在却似乎连嘶吼的权利也不可得了——在这个连在钱柜里唱歌都要被监控的时代，我们只能在我们的心底里嘶吼了，而我们的面容却必须保持平和，或者不如说是保持在一层平和的面具里。

　　幸好陈楸帆还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的结尾。那就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老孙吧，用我们的笑与泪，一点一点地撕开人们心中那层层的阴霾，虽然我知道很快就会又有人来找老孙喝茶了，我也知道老孙这一回喝完茶后很有可能就要被送去疯人院，但总会有另一个老孙来到幼儿园的玻璃墙外，继续做一个勇敢的小丑！

——为《新幻界》所写的陈楸帆小说《霾》读后感

读《极权主义的起源》

1、资产阶级是另一种游牧民族，他们在地球上（如果可以他们希望他们的草原是整个宇宙）放牧他们的金色绵羊，他们与成吉思汗的部族最本质的不同是：成吉思汗的绵羊啃食青草，而资产阶级的绵羊啃食人类。

2、如果资产阶级的唯一目的就是拥有更多的金钱，那么可不可以将地主阶级的唯一目的界定为“拥有更多的土地”？

3 、关于暴民，见第221-222页：

　　“暴民从资本主义组织过程中兴起，19世纪一切重要的历史学家都早已注意到它小心翼翼而又急不可耐地成长。从布克哈特（Jaclb Burckhardt）到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历史学家正是从这一思考中产生了历史悲观主义（historical pessimism）。但是，历史学家们悲观地对这一现象本身持有先入之见，他们未能抓住一点，即，不能将暴民同正在成长的工业工人阶级混为一谈，当然更不能同民众整体混为一谈，实际上它由各个阶级被排斥的人组成。这种构成似乎使得暴民及其代表像是泯除了阶级差异，站在划分为阶级的民族之外的就是人民本身（纳粹会称之为‘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而不是人民的扭曲和丑化形式。历史悲观论者懂得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实质上极不负责任，他们也准确地预见到暴民有可能将民主扭转为暴政，从暴民中会产生暴君，暴君须依靠暴民的支持。他们未能懂得的是，暴民不仅是渣滓，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直接产生的副产品，所以它同资产阶级从来不会完全分离。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未能注意到，上流社会常常滋生出对底层社会的钦羡，这像一条线贯穿于整个19世纪，它连续不断地、一步一步地在所有道德问题上退却，它越来越欣赏后辈们的无政府主义的玩世不恭态度。在世纪交替之际，德雷富斯事件显示出法国的底层社会和上流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明确地将任何一个反德雷富斯派的‘英雄’归入底层社会或上流社会。“

4、关于暴民，见第284页：

　　“南非的种族社会一向有着混乱的预兆，这极大地教育了暴民，一个被剥夺权利的群体可以通过暴力来造出一个比它更低贱的阶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需要一场革命，而是与统治阶级的各个群体结伙，而外国民族和落后民族则提供了实施这种策略的最佳机会。”

5、关于阿拉伯的劳伦斯，见第298-301页：

　　“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指极权主义的到来），帝国主义者们毁灭了像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这样从冒险家（在很大程度上混合了屠龙者[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有道德的官僚]性质）转变为间谍的最优秀的人。后来再未有过这样一个体面的人如此纯粹地从事过秘密政治活动。劳伦斯(T·E·Lawrence)无畏地以自身做实验，然后归来时却相信自己属于‘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他认为这是因为‘老人东山再起，攫取了我们的胜利’，目的是为了‘根据他们熟悉的先前世界的样子再造世界’¹。其实老人们在这方面收效甚差，于是将这胜利连同他们的权力，都移交给了同属‘失落的一代’中的其他人，这些人既不老，也同劳伦斯不一样。劳伦斯与他们的区别，唯在于他仍然坚持一种早已失去一切客观基础的、一种只包含私人的、必定是唐·吉诃德式骑士态度的道德观。

　　“劳伦斯受诱惑去当在阿拉伯的特务，因为他有强烈的愿望要离开一个充斥着愚妄尊荣的世界，它的单调沉闷简直毫无意义，因为他厌恶这个世界，也厌恶自己。阿拉伯文明中最吸引他的一点是它的‘质朴的教理……也明显包含了一种质朴的道德观’，它‘无需家庭的守护神就能使自己变得高尚’²。在他回到英国文明的环境之后，他最想避开的是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最后令人不可理解地居然报名在英国军队当一名士兵，军队明显地是一个以舍去他的个性来换得人的荣誉的唯一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劳伦斯被派去阿拉伯和近东，去唤起人们反抗土耳其人的压迫，站在英国一边作战，这时他真正投入了这场伟大游戏。只有当在阿拉伯各部落中间发动起一场民族运动，一场最终服务于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他才能达到目的。劳伦斯不得不表现出他的最大兴趣是在阿拉伯民族运动，他干得出色是因为他自己相信这个运动。但是他后来又不属于他们，他根本不能够‘想他们所想’和‘装扮他们的性格’。³ 他假装自己是一个阿拉伯人，这只会失去他的‘英国人的自我’(English self)，⁴ 并且醉心于用完全秘密状态来达到自我忘却，而不是用克洛默勋爵（1883-1907年任埃及的英国执政官，亦是‘屠龙者’之一）可能使用的对落后民族的仁慈统治的明显正当理由来欺骗自己。他比克洛默年长而且不幸，所以他最大的愉快是扮演一种角色，需要调整他的整个人格，直到他适应伟大游戏，直到他变成阿拉伯民族运动力量的化身，直到他在和必然大于他自身的各种力量的神秘连接中失去一切天然的虚荣，直到他自发地，而不是连接各种历史力量，达到一种极度的‘轻蔑，不是对别人，而是对他们所做的一切’。

　　“战争结束时，劳伦斯不得不放弃做特务的各种借口，恢复了他的‘英国人的自我’，⁵ 他‘用新的眼光打量着西方，以及它的一切习俗。对我而言，他们毁灭了一切。’⁶ 没有哪一种宣传力量能够赞美或限制伟大游戏，这个游戏提升了他，使他在20多岁时就超越国王和宰相们，因为他‘造就了他们，或者说玩弄了他们’，⁷ 他带着隐姓埋名的心理纠结回到故乡，深信他这一生中不可能再做令他满意的事情了。他从自己的准确知识中得出结论，不是他自己了不起，而是他扮演的角色了不起；是游戏的结果了不起，而不是他做的事了不起。现在他‘不想再做了不起的人了’，他决心‘不再做受人尊敬的人’，因此他就‘平息了……想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愿望’。⁸ 他曾经是一种力量的幻影，当那种力量、那种功能被拿走时，他变成众生之中的幻影。他疯狂地寻找的是想扮演另一种角色，而这正巧是‘游戏’，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和善而又不理解地向他询问的正是这场游戏，他的询问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纪说话，不明白一个有如此巨大成就的人为何不能拥有这些成就。⁹ 只有另一种角色、另一种作用才足以防止他自己或这个世界将他的事迹同阿拉伯等同起来，用一种新的个性取代他的旧的自我。他不想成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不想在失去旧的自我以后再去重新获得一个新的自我。他的伟大在于他有热情去拒绝廉价的妥协，轻而易举地进入受人尊重的现实，他从来不会不意识到，他一向只是一种功能，只扮演了一个角色，所以‘不应该以任何形式从他在阿拉伯所做的一切中受惠。他拒绝了自己争得的荣誉。他必须放弃根据他的名声而为他提供的工作，他也不允许自己利用成功而以劳伦斯的名字替报纸写文章获得报酬。’¹⁰

 　　劳伦斯令人感动的苦难和伟大的全部故事，不是领取薪水的官员和雇用的间谍的简单故事，而是一个真正的特务或真正的官员的故事，他真诚地相信自己进入了——或者说被驱动着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潮流，变成了统治世界的秘密力量的一名官员或特务。“我将我的手推车推进永恒的潮流，所以它比横渡或上溯的速度更快。最后我并不是相信阿拉伯的运动：而是认为它在当时当地是必然的。”¹¹ 正如克洛默为了印度而统治埃及，罗德斯为了进一步扩张而统治南非，劳伦斯的行动是出于某种将来的、不可预测的目的。他从中唯一能感到满意的来自于一种作用感，或者受某种大运动的欢迎或驱动，但欠缺对某种有限的成就的冷静良知。他回到伦敦后，处于绝望之中，想找到一种事情来取代这类“自我满足”，“而只要（原文如此）从摩托车的狂飙中获得”。¹² 劳伦斯虽然并未被一种狂热运动的意识形态控制，或许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会受制于同时代的迷信，但他早就体验过那种魅力了，那些迷信是永恒的运动之潮流，而他已经对人类一切可能的责任感到绝望。他投身于其中，除了某种朦胧的庄重和以“正确行事”为自豪，此外一无所获。“我至今仍感到迷惑，个人的价值有多大？我猜想是很大的，只要他行事正确。”¹³ 那么，这就是西方人真正的骄傲，他不以自身为终点，就不再给世界规定法律而做“一件自己的事，或明显地属于他自己的事”，¹⁴ 而是“只要他正确行事”，他就有机会同“历史”和“必然”的各种秘密力量结盟——而他自己在其中只不过是一种功能。

6、关于多民族国家，见第244页：

　　“就它们（奥匈帝国和俄国）对多民族国家领土的统治而言，它们同其他政府的区别在于由一种官僚制度来直接地统治各民族，而不仅仅是剥削它们；政党难起有意义的作用，国会没有立法功能；国家通过发布命令来实施统治。议会对奥匈帝国来说只是一个草率含糊的辩论协会。在俄国和战前的奥地利，很难找到严肃的反对党，只有议会之外的团体才发挥反对派作用，它们知道，一旦进入了议会体系，只会失去群众对它们的广泛注意和支持。”

7、关于“国家通过发布命令来实施统治”，见第244-245页：

　　“从法律的角度看，官僚政制的政府靠命令来统治，这意味着权力变成了一切立法的直接来源，而在宪法政府中它只能加强法律。还有，命令发布是匿名的（而依据法律，总可以追溯到具体的人或会议），因此，总好像出自某种统治一切的权力而无须论证其合法性。波别耶多诺也夫嘲笑法律是‘圈套’，这是对执政者的永久性嘲笑，假设立法者缺乏自由，受囿于原则，司法者迟钝，受到解释法律的限制。官僚仅仅管辖一些命令，幻想经常性的行动，感到自己绝对优越于那些‘不求实际’的民众，认为他们永远只纠缠于‘法律细节’，所以总站在权力的范围之外，成为他获得一切的来源。

　　“统治者认为法律是无力的(powerless)，因为根据定义，法律与其实际应用是分离的。另一方面，命令只有在应用时才存在；除了可应用性之外，它无须证明其正当性。的确，一切政府在紧急状态下都使用命令，但是那里的紧急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合理性证明和自动的限制。在官僚制政府中，命令以它们赤裸裸的纯粹形式出现，似乎它们不再由权势人物发布，而是权力的化身，统治者则不过是偶然的代表。在命令的背后，没有哪一条一般原则是简单的原因可以理解的，专家所详细了解的也只有不断变化的环境。命令统治下的民众从来不知是什么在统治他们，因为命令本身也是不可理解的，一切统治者保持主体地位的方法是精心封锁具体情况及其实际意义。殖民帝国主义也靠命令来统治，有时甚至称之为‘法令的政府’(régime des décrets)，¹⁵ 这是很危险的；然而统治当地人民的人都是外来的，感觉像是篡位者，因此在被统治民族中的影响也减弱了。只有像在俄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地方，才认可当地统治者和当地官僚政制为合法政府，可以用命令的统治来创造独断和神秘的气氛，作为它的唯一有效手段。“

8、旧式官僚统治和极权主义的区别，见第245页：

　　“旧式的官僚统治和最新的权权主义之间最显眼的区别之一，是俄国和奥地利战前的统治者们满足于一种权力虚耗的光芒，满足于对外在的命运的控制，而使灵魂的内在生命保持完整。极权主义的官僚政制对绝对权力的含义有更完整的理解，用同样的粗暴态度践踏私人生活和他的内心生命。这种极端有效的统治，造成了它统治下的人的内在天性随同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一起被扼杀，以致旧有官僚政制的单纯政治衰竭变成了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整体的衰竭。”

9、关于卡夫卡，见第246页：

　　“奥地利的官僚政制并未激发起深刻的谎话，而是造就了它的一位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使他成为针对全部现实的幽默作家和批评家。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很懂得那种对命运的迷信，它主宰了生活在偶然事件之永恒规则下的人，一种必然倾向是将具体的超人类含义读解为偶发事件，其理性意义是无法了解和理解的。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类民族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的哀婉而优美的悲惨民间故事大大高于幸运民族的轻松而欢快的文学作品。他提示了必然性——甚至是恶的必然性——的傲慢，也提示了令人作呕的比喻，将恶与不幸解释成命运。他的作品所创造的奇迹，仅仅是因为他能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创作，生活氛围的主要因素还没有完全显现；他相信自己想象力的巨大力量，能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而且本身能完成现实生活未曾集中关注的问题。¹⁶ “

10、群众与暴民的区别，见第314-315页：

　　“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和它的崩溃后出现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副产品暴民之间的关系。群众与暴民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支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暴民继承了——尽管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标准和态度，而群众则只反映、并且多少有些歪曲一切阶级对公共事务的标准和态度。人在群众中的标准不仅仅是取决于、而且首先是不取决于他曾经从属过的具体阶级，而是取决于普遍的影响和社会上一切阶级心照不宣和不言而喻地共有的信念。”

11、逃避似乎是群众的本能，他们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12、关于对群众的宣传，见第353页：

　　“换言之，如果说群众被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所蛊惑，因为在他们本质上无家可归的存在中，他们不再能忍受事实的偶然性和不可理解性，那么同样地，他们对虚构的渴望也与人类思维的能力有关，人类思维结构的一致性高于纯粹的思维现象。群众逃避现实，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判决，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又不能在其中生存，因为偶然性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最高主宰，人类需要经常地将混乱的、偶然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相对地比较一致的人为条件。群众反对‘现实主义’、常识，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实’(plausibilities of the world)（伯克语），原因是他们的分子化，他们失去社会地位，随之失去整个社群关系，而常识本来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意义。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有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

13、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权，见第393-395页：

　　“非极权主义世界在它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外交事务上许多错误（最显著的例子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时相信希特勒，在雅尔塔会议时相信斯大林）可以清晰地追溯，是由于经验和常识突然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与一切期望相反，重要的让步和国际声望的极大提高，无助于将极权主义国家重新纳入国际礼让，或使它们放弃谎言抱怨，反而促使它们利用暴力工具，导致在一切情况下都增加了对愿意和它们妥协的其他大国的敌视。

　　“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失望与早先背着的观察家和同情者对新革命政府的失望一样。他们原选期望的是建立新的机构，创造新的法规，无论其内容多么具革命性，都能导致稳定的状态，由此至少在极权主义运动奢政权的国家里阻止它的势头。实际情况正相反，在苏联和纳粹德国，恐怖的增加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成反比，所以，政治反对派看来不是实施恐怖的借口（正如自由派批评者们对政府不会下这样的结论），而是它在盛怒时的最后障碍。¹⁷

　　“更令极权主义政体烦恼的是处理宪法问题。纳粹在掌权初期发布过大量的法律和法令，但是从不正式废除魏玛宪法；他们甚至让政府部门多少还有点作用——这一事实引起当地和外国许多观察家们希望对纳粹党有所限制，新政权能够迅速正常化。但是，随着纽伦堡法律的颁布，这种情况的发展就终止了，结果是纳粹本身对自己的立法毫不关心。相反，‘只有时常走向更新领域’，以致最后由纳粹制造的‘国家秘密警察的目标和范围’以及其他一切国家或正常机构的目标与范围，能够‘不受针对它们而发布的法律与规定的约束’。¹⁸ 

14、关于集中营事件在现代的危险性，见第460页，是第十二章最后一段的一部分：

　　“死尸工厂和遗弃人的洞穴的危险性在于，如今人口到处在增长，无家可归的现象也到处在增长，如果我们继续根据功利主义来思考世界，那么，人民群众仍然会变成多余者。在每一个地方，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变成多余物的极权主义工具共谋。群众的功利主义常识能明白暗藏的诱惑，在大多数国家里，大众仍然十分恐惧死亡。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可以确信，他们的杀人工厂显示了能够迅速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清除从经济上来看是多余的、在社会上是无根的人类群众，这既是一种吸引，也是一种警告。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

notes

¹ 见劳伦斯：《智慧的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引论（第1版，1926），后来再版时根据萧伯纳的劝告而略去。可参见劳伦斯：《书信集》，戴维·伽奈特(David Garnett)主编（纽约，1939），262页。

² 引自1918年的一封信。见劳伦斯：《书信集》，244页。

³ 见劳伦斯：《智慧的七大柱石》，1938年版，第1章。

⁴ 同上。

⁵ 这一过程如何令人怀疑，如何困难，由下面一则轶事作了描述：“劳伦斯受邀请出席克拉里奇(Claridge)家的晚宴以及晚宴后在哈利·林赛夫人(Mrs.Harry Lindsay)家的晚会。他躲过了晚宴，但是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去赴晚会。“这事发生在1919年，见《书信集》，371页。 

⁶ 同1。

⁷ 劳伦斯在1929年写道：“任何一个像我那样快速上升……并且在世界的上层看到这么多内幕的人，都可能失去抱负，厌倦于普通的行动。我不是国王或者宰相，但是我造就了他们，或者说玩弄了他们，自那以后，在这一方面我就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书信集》，616页。

⁸ 见劳伦斯：《书信集》，尤可参照1918年的信（244页）以及1923年（447页）和1928的（616页）两封致萧伯纳的信。

⁹ 萧伯纳在1928年问劳伦斯“你的游戏究竟是什么？并且劝告说他在军队里的角色或者他在寻找的一份守夜人的工作（他认为可以“有许多良好的关系”）不太正经。

¹⁰ 见劳伦斯：《书信集》，264页。

¹¹ 见劳伦斯：《书信集》，1930年的信，693页。

¹² 见劳伦斯：《书信集》，1924年的信，456页。

¹³ 见劳伦斯：《书信集》，1930年的信，693页。

¹⁴ 见劳伦斯：《书信集》，第1章。

¹⁵ 见拉歇尔(M.Lrcher)：《论阿尔及利亚立法的基础》(Traité Elémentairé de Législation Algérienne)(1903)，第二卷，150-152页：“法国所有的殖民地政府都是法令政府。”

¹⁶ 尤见《城堡》(The Castle)(1930)中意义深远的巴那贝斯的故事，读起来像对俄罗斯文学中可怕情形的滑稽模仿。这个家族生活在诅咒之下，被当作麻风病人那样对待，一直到他们自己察觉，而这也只是因为他们的美貌女儿之一有一次敢于拒绝一位重要官吏的非礼。村民们事无巨细皆受官僚控制，奴隶们受到握有绝对权力的官吏们奇怪念头的支配，他们长久以来就明白，生活的好坏对他们来说只是“命运”，是他们无力改变的。小说揭露的不是无辜地送一封淫猥的信的K，而是腐败的收信人。村民们所说的“命运”就是这个意思。据K看来，“这不公平，太可恶，但是（他是）村里唯一有那种观点的人。”

¹⁷ 　　根据常识，在俄国，“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之严厉，与国家变平静成正比。”（西利加：《俄国之谜》，224页）多伊切（《斯大林政治传记》，218页）认为，在胜利时，“革命的解放精神”消失的原因可以见诸农民的态度的改变：他们转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越是坚决，就越相信地主和白俄将军们的力量已经破灭。”根据1930年发生恐怖的方向来看，这一解释似乎相当无力。它也没说清完全的恐怖并非开始于20年代，而是开始于30年代，当时农民阶级的反抗在这种情势下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因素。赫鲁晓夫也指出：“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当时并未使用极端的镇压措施”来对付反对派，对付布哈林时也未用极端的镇压措施，而是在他们被击败之后很长时间，“才开始对他们镇压”。　　纳粹政府的恐怖在战时达到巅峰，当时德国民族实际上“已经统一”。恐怖的准备阶段回溯到1936年，当时一切有组织的内部抵抗都已停止，希姆莱提议扩建集中营。1943年希姆莱在哈尔科夫对冲锋队领导人的演讲表明这种压迫的特点是无视反抗：“我们只有一项任务，毫不留情地执行种族斗争。我们绝不会让那种优秀武器，亦即在哈尔科夫战役中开始的可怕名声黯然失色，相反会使它经常增添新的意义。”

¹⁸ 见芒兹：《警察的形式与权限》，5页和49页。纳粹很少想到自己颁布的法律和法规，这可以从他们的一名宪法法官的随意评论中看到。他觉得尽管缺少全面的法律新秩序，但是有一种“全面的改革”。（见恩斯特·休伯[Ernst R.Huber]：《论德国警察》[Die deutsche Polizei]，载《总体国家学说研究期刊》，第101卷，1940年1月，273页。） 

用pes2009预测南非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Ａ组　南非0:1乌拉圭　　　　　　　　　  墨西哥1:5法国

　　Ｂ组　阿根廷2:2韩国　　　　　　　　     尼日利亚1:3希腊

　　Ｃ组　英格兰3:0阿尔及利亚（突尼斯）　　美国1:1斯洛文尼亚

　　Ｄ组　德国2:2塞维利亚　　　　　　　　　澳大利亚0:3加纳

　　Ｅ组　荷兰1:1日本　　　　　　　　　　　丹麦1:2喀麦隆

　　Ｆ组　意大利4:1新西兰（伊朗）　　　　　巴拉圭3:3斯洛伐克

　　Ｇ组　巴西6:1科特迪瓦　　　　　          葡萄牙4:1朝鲜（阿联酋）

　　Ｈ组　西班牙3:1瑞士                          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4:2智利

　　游戏果然是日本人出品的，小日本上一轮战胜喀麦隆，这一轮又战平强敌荷兰，出线在望，南非果然是阿斗扶不起来，这一轮拼了命仍然一球输给乌拉圭，已经被淘汰，太惨了。墨西哥被法国灌进五个球的可能性比较小，韩国战平阿根廷倒不是没有可能，最惨的是德国，连平澳大利亚和塞维利亚，两轮仅居两分，有可能小组即被淘汰。

　　小水呀，不是我不待见德国，除了南非的比赛，其他的赛事都是电脑自己预测的，实在不能怪我呀。

用pes2009预测南非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

　　有四个队是pes2009中没有的，分别是朝鲜、洪都拉斯、新西兰和阿尔及利亚，其中，朝鲜用阿联酋代替，洪都拉斯用哥斯达黎加代替，新西兰用伊朗代替，阿尔及利亚用突尼斯代替，除了阿联酋相对显得稍弱之外，其它三个队的替代国家实力应该大致相当。

　　我自己用南非队来打，第一轮对墨西哥，选择了慎重，改变了默认的阵形，用四五一对敌，主要的进攻战术是祖玛的中路突破，上半场0:0，因为中场人数较多，控球还稍占上风，祖马还获得了两次射门机会，可惜都射飞了，下半场开始不久风云突变，左路突然被墨西哥的左后卫埃斯帕尔萨突破传中，墨西哥中锋卡乔抢点攻入一球，我只好换上皮纳尔打双影锋，替下一个中场，很快收效，祖马在中路突破后被铲倒，主罚点球被扑出补射入网，但是大概十分钟之后墨西哥再一次从左路突破，卡乔再进一球，随后皮纳尔受伤（他的受伤耐性是C），我用一个中锋来替换他，但是已经扳不回来了。

　　全部场次的比分：

　　Ａ组　南非1:2墨西哥　　　　　　　　　　乌拉圭0:3法国

　　Ｂ组　阿根廷3:1尼日利亚　　　　　　　　韩国0:2希腊

　　Ｃ组　英格兰3:1美国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2:1斯洛文尼亚

　　Ｄ组　德国2:2澳大利亚　　　　　　　　　加纳3:0塞维利亚

　　Ｅ组　荷兰4:2丹麦　　　　　　　　　　　日本2:1喀麦隆

　　Ｆ组　意大利3:1巴拉圭　　　　　　　　　新西兰（伊朗）3:2斯洛伐克

　　Ｇ组　巴西5:0朝鲜（阿联酋）　　　　　　葡萄牙2:1科特迪瓦

　　Ｈ组　西班牙3:2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　瑞士1:1智利

　　总的结果比较正常，稍有不对的地方，一是朝鲜应该不至于被巴西5:0痛殴（不知道金正日会不会后悔让朝鲜队去打世界杯决赛，幸好他们没有跟美国分在一组），二是如果考虑世界杯在南非主办的因素，日本胜喀麦隆2:1的可能性不太大，当然也不是全无可能，三是阿尔及利亚不太可能战胜淘汰了俄罗斯的斯洛文尼亚，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说总的结果，第一轮还算正常。

（小组赛第二轮待续）

关于唐福珍事件几个问题的简单且不成熟的回答

　　１、唐福珍的家是违法建筑，所以政府去拆是正确的合法的。

　　关于违法建筑的事情，新闻中是这么解释的：“事件中被拆除的建筑官方认定为违法建筑。据介绍，1996年，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金华社区(原金华村)4组私营企业主胡昌明，支付4万元青苗补偿费、1万元建房占地款后，以租地的名义与金牛区天回镇金华社区(原金华村)签订了《建房用地协议》，在一直未办理《规划建设许可证》及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违法修建了面积约为16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及简易结构房屋，用于企业经营。”这个“据介绍”所据的应该是官方的介绍，新闻的原址在此：http://news.163.com/09/1202/10/5PH8P8TV000120GU.html

　　根据这个介绍，唐福珍的家早在1996年就建起来了，当时还支付了４万元青苗补偿费和１万元建房占地款，同时与天回镇金华村还签了租地协议，究竟租了多少年新闻里没有说，按照常理推测，只要不出意外，金华村应该会同意唐福珍一家长久租下去。金牛区政府认为唐福珍的家是违章建筑的理由是他们一直没有办理《规划建设许可证》，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在2007年８月成都市政府的规划出来之前，唐福珍就已经试图去办《规划建设许可证》了，但是没有办下来，另一种则是在2007年8月之后，规划已经出来了，唐福珍才去办而没有办成。假设是前一种情况，则金牛区政府有失职之嫌，一幢1996年就建起来的违章建筑，一直到2007年足足过了11年依然存在，这个不是政府的失职是什么；假设是后一种情况，则金牛区政府判定唐福珍的家是违法建筑的依据是因为政府规划已经出来了，这一块地恰好被规划进去了，所以不能再发给唐福珍《规划建设许可证》，也就是说，假如唐福珍是在2007年8月规划出来之前就去办《规划建设许可证》的话，那么她的家就是合法建筑了，而2007年8月之后再去办的话，就已经变成了违法建筑，即使他们一家人已经在这里居住了有11年之久，即使他们已经为此支付了4万元青苗补偿费和1万元的占地款，同时跟天回镇金华村也签了租地协议。

　　这里还存在别的疑问，可以推测的是，在金华村应该还有别的人，也以唐福珍家的这种方式建起了房子，同时也没有想过要去办《规划建设许可证》，一直到2007年8月规划出来之后，才被迫去办的，那么这些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办下来了而唐福珍家却没有办下来？或者这些人也没有办下来但是他们接受了政府的出价迁走了？如果可能的话，金牛区政府能不能进一步介绍一下这些人的情况呢？

　　还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农户，跟村里签了协议，付出了补偿，用自己的钱建起了房子，而且还住了11年，却突然有一伙人冲过来，说他们代表国家，你这块地被国家征用了要建污水处理厂所以你的家现在是违法建筑所以必须被拆除而你们也必须滚蛋（这里且不论金牛区政府出价的合理与否，实际上就算出价合理，唐福珍一家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前提条件，即土地国有，这意味着只要国家需要，任何人，就算你有《规划建设许可证》也一样必须从你的家里滚蛋，因为政府的规划随时都有可能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无需征得你的同意的，而一旦规划改变，则原有的《规划建设许可证》就必须做废，而你的家也就不得不变成了违法建筑，按照这个逻辑，实际上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幢建筑都是违法建筑，只要国家需要你是违法建筑，你就得是违法建筑。

　　2、唐福珍之所以自焚而死都是因为开发商太无良。

　　首先这一次的强制拆迁的主导是金牛区城管执法局而不是开发商，虽然参与这次事件的人里面很可能也有开发商存在，甚至我们也可以猜测开发商就是幕后黑手，但是如果仅就这次事件我们从新闻中所看到的而论，逼死唐福珍的是城管执法局，而不是开发商。但是也确实有开发商强制拆迁而逼死人的事件发生过，而且不止一起，因此人们斥责开发商利欲熏心也是正当的，这里我想讨论的是为什么这样的事件会接二连三的发生。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逐利和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商人的本能，这样的本能并没有什么错，就跟老虎肚子饿了难免要吃人一样，我们可以说这是恶的，但这只是就我们而言，对老虎来说或许反倒是善的了，关键的是，为什么政府没有成为制止老虎吃人的主体，反倒跟老虎联合起来一起来吃人，或者至少也是躲在老虎背后，等老虎把人扑倒之后来分一杯羹？是因为有太多的官员腐败或者愚蠢吗？当然有腐败或者愚蠢的官员存在，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接二连三不断地发生，那么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仅仅因为官员腐败或者愚蠢了，除非我们承认全国的官员都是腐败或愚蠢的。

　　我们已经看到，城官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一直都是义正辞严的，而且成都市政府也已经判定这次的强制拆迁是合法拆迁，而钟昌林之所以被停职检查也不是因为他拆唐福珍的房子拆错了而只是因为拆房子的时候唐福珍死了，假如唐福珍没有死，又或者唐福珍虽然死了但是并不是在拆房子的时候死的而是之前或者之后，又或者确实是在拆房子的时候死的但是并没有引起这么多的舆论谴责，那么钟昌林不仅不会因为这件事停职检查，反倒要因为强制拆迁成功受到嘉奖甚至还有可能升官，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没，钟昌林在上级的眼里很有可能是一个好官，他可能很廉洁也很精干，现在金牛区政府里可能还有很多人为钟昌林报不平，而把唐福珍视为刁民死有余辜。

　　那么，钟昌林为什么一直都是义正辞严的呢？钟昌林为什么会得到他的同僚的同情呢？因为他代表了政府，因为他是在完成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因为唐福珍的家确实是违法建筑，更因为唐福珍确实是“刁民“，对于钟昌林来说，对于我国各个层级的官员来说，发展经济并没有错，不仅没有错，而且还是第一要务，在这一目标面前，其他的任何考量都必须被排在其次，因此为了发展经济逼死个把人并不是什么大错（虽然确实是错了，但最多也就是方法上错了，目的并没有错，因此也只需要停职检查就足够了检查完了只怕还要升官），真正的大错是没有把唐福珍的家拆掉反倒让它一直屹立在那里，这就是钟昌林的逻辑，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的各级官员的逻辑。

　　我们必须清楚这个逻辑其实一直存在，而且在不久以前——这个不久可能还没有超过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这个逻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如果那时也可以被视为公民的话）的逻辑，即为了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付出生命。

　　但这个问题不是现在要讨论的，还是回到开发商的问题上来，既然我们已经承认商人的逐利本能，那么我们在跟商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如何才能限制商人的这种本能，使他们不至于因这个本能而造恶，一直以来，对这个事情的解决，只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完全取消商人的存在或者允许商人存在但却把商业交给国家来控制，另一种则是在市场中引入竞争，利用竞争来制止商人为恶。前一种情况，我们已经经历过，代价是商业的逐渐萎缩以至于无，后一种情况则是我们目前正在追求的目标，即能够为世界所承认的市场经济的地位。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商业因为已经部分地放开而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是市场又还没有成为有足够的竞争存在的市场，而这种情况在房地产市场中，因为土地国有而变得更为严重，这样所造成的情况就是政府与开发商穿同一条裤子，而这又进一步造成了房地产市场中竞争的极度萎缩和利润的极度放大，这也正是开发商黑社会化的真正原因。

　　3、唐福珍为什么不去法院？

　　唐福珍曾经尝试过上述到上一级的城官执法局，结果很明显，因为拆唐福珍的家的命令很有可能就是上一级城管执法局下达给钟昌林的，即使他们没有直接下达这个命令，从情理上说，他们也没有理由反对自己的下级。作为一个有推理能力的人，我们可以想到，唐福珍到法院去的结果也决不会比之前的结果更好，实际上几乎可以确定去法院就是多此一举，而且甚至还可能会起到反作用，给城管执法局更多的拆房子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关于拆房子的法律实际上就是把城管执法局弄出来的那些人主导制定的，而把城管执法局弄出来的那些人同时也弄出了法院，而他们弄出法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让城管执法局能更好更方便的执法，所以，不要问我唐福珍为什么不去法院。

　　

当官的逻辑和老百姓的逻辑是不同的

　　我常常都有这样的错觉，就是我总是会错以为我们应该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可能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可能是一个帝国主义社会，也可能是一个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能是一个奴隶资本主义社会，总之不管我们已经是什么社会了，总之肯定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均富的，但是我们这里的贫富分化比美国还严重；社会主义社会是按劳分配的，但是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靠炒股和买彩票致富——比如我妹妹，她刚刚靠炒股赚了四千块钱，这个万恶的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允许有资本家的，但是我们现在不仅有一堆堆的资本家，而且他们还都入了党，就算没入党也都成了人大代表，就算不是人大代表至少也是政协委员……

　　但是自从我今天看了那条新闻之后，我就明白过来了，原来我们这里毕竟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呀！红旗还在高高地飘扬，镰刀和斧头还在闪闪发光……这个新闻的标题是这样的：成都：拆迁户自焚死亡 城管官员介绍事件过程。为什么我看了这条新闻之后就知道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呢？因为我发现成都金牛区的官员们和城管们还是遵循着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官员的办事逻辑的呀？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呢？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只要能够实先国家利益最大化，就算是杀人放火，就算是发动战争，就算是烧杀掳掠，就算是扔原子弹，就算是包养二奶，就算是贪污腐败……都是正当且正义的，他们都没有必要遭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如果他们还有良心的话，不过按照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官员的逻辑，他们是没有必要有良心的，他们只需要有一颗为党为国的红心就足够了。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个唐福珍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刁民呀！她为了个人私利，居然置广大金牛区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居然置广大金牛区官员的前途于不顾，居然置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于不顾，简直是太可耻太可恶了！简直万死不能辞其咎。我们金牛区的政府官员，任劳任怨地强制拆迁，不都是为了发展成都的经济，增加四川省的ＧＤＰ吗？这难道不是一件为国为民的大好事吗？这难道不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一件最重要的任务吗？你唐福珍居然敢用自焚来威胁我们，这不是与国家做对与人民做对吗？所以你自焚而死，简直就是罪有应得呀！所以我们金牛区的官员是没有什么过错的，他们办事果决，忠于党忠于人民，与恶势力做斗争，应该受到大大的表彰，应该送给他们一张大大的奖状再顺便升一升他们的官，而且他们后来还不辞辛劳把唐福珍送到医院抢救，这就更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真是太值得我们尊敬了，作为老百姓，我们应该给他们送鸡蛋，递开水，赠锦旗，——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太喜欢这一套了，当然，如果我们送的是金鸡蛋的话又另当别论。

　　网上有人诬蔑说金牛区官员强制拆迁，里面肯定有猫腻，这就太不了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了，如果他们干的这件事情里面真的有什么猫腻，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勇敢，这么无畏呢？你看，人家投燃烧瓶他们都还向前冲，人家自焚了他们都还不收手，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呀！这是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呀！如果他们真的有什么猫腻，当他们面对唐福珍的威胁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害怕把事情闹大，肯定会想着不如多给唐福珍一些钱，牺牲国家的利益保护他们的猫腻，但是他们恰恰没有这么做，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他们大公无私的精神，而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网友，居然还怀疑他们有什么猫腻，简直是太无耻了，我很怀疑他们是拿了美国政府的美元，虽然我还没有什么证据，不过根据他们丑恶的行径，我这么怀疑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我建议成都市政府立即升这些官员的官，在他们肩上压上更多的责任，他们都是人才啊！那些城管应该全部升为武警，派他们去打台湾，那些拆迁官员，科员的变科长，科长的变处长，处长的变局长，局长的变厅长……看到他们，我就看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无论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都信心满满，我们一定能排除万难，实现我们的大康社会的理想！

　　

《通往奴役之路》之六：关于垄断

　　以下文字出现在第188页，是第十三章“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中的一段：

　　“即使在垄断无法避免的条件下，控制它的最好方法是不是让政府来掌握它，这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只是单独一种产业，那或许可以这样做。但当我们必须讨论许多不同的垄断产业时，那就很有理由主张，宁可让它们存留在不同的个人手中，而不要把它们合为一体而由政府单独管理。即使像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或者煤气和电的供应都成了无法避免的垄断产业，只要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垄断组织时，消费者所处的地位比它们受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协调’时要强固得多。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如果理应用来抑止和管制垄断的权力现在热衷于包庇和保护它所委派的人们，如果本来要由政府消除的一种弊端现在却要政府负责管理它，如果批评垄断的行为就等于批评政府，那么，要想使垄断替公众服务的希望是很小的。政府在各方面都被经管垄断企业的事务所缠身，虽然它对个人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力，但就它在制定政策的自由方面而论，它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垄断机构等同于政府机构，从而政府本身也越来越认同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一般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