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
似乎应该写一个总结
2009年12月20日星期日
被霾淹没的国度
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
读《极权主义的起源》
notes
1 见劳伦斯:《智慧的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引论(第1版,1926),后来再版时根据萧伯纳的劝告而略去。可参见劳伦斯:《书信集》,戴维·伽奈特(David Garnett)主编(纽约,1939),262页。
2 引自1918年的一封信。见劳伦斯:《书信集》,244页。
3 见劳伦斯:《智慧的七大柱石》,1938年版,第1章。
4 同上。
5 这一过程如何令人怀疑,如何困难,由下面一则轶事作了描述:“劳伦斯受邀请出席克拉里奇(Claridge)家的晚宴以及晚宴后在哈利·林赛夫人(Mrs.Harry Lindsay)家的晚会。他躲过了晚宴,但是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去赴晚会。“这事发生在1919年,见《书信集》,371页。
6 同1。
7 劳伦斯在1929年写道:“任何一个像我那样快速上升……并且在世界的上层看到这么多内幕的人,都可能失去抱负,厌倦于普通的行动。我不是国王或者宰相,但是我造就了他们,或者说玩弄了他们,自那以后,在这一方面我就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书信集》,616页。
8 见劳伦斯:《书信集》,尤可参照1918年的信(244页)以及1923年(447页)和1928的(616页)两封致萧伯纳的信。
9 萧伯纳在1928年问劳伦斯“你的游戏究竟是什么?并且劝告说他在军队里的角色或者他在寻找的一份守夜人的工作(他认为可以“有许多良好的关系”)不太正经。
10 见劳伦斯:《书信集》,264页。
11 见劳伦斯:《书信集》,1930年的信,693页。
12 见劳伦斯:《书信集》,1924年的信,456页。
13 见劳伦斯:《书信集》,1930年的信,693页。
14 见劳伦斯:《书信集》,第1章。
15 见拉歇尔(M.Lrcher):《论阿尔及利亚立法的基础》(Traité Elémentairé de Législation Algérienne)(1903),第二卷,150-152页:“法国所有的殖民地政府都是法令政府。”
16 尤见《城堡》(The Castle)(1930)中意义深远的巴那贝斯的故事,读起来像对俄罗斯文学中可怕情形的滑稽模仿。这个家族生活在诅咒之下,被当作麻风病人那样对待,一直到他们自己察觉,而这也只是因为他们的美貌女儿之一有一次敢于拒绝一位重要官吏的非礼。村民们事无巨细皆受官僚控制,奴隶们受到握有绝对权力的官吏们奇怪念头的支配,他们长久以来就明白,生活的好坏对他们来说只是“命运”,是他们无力改变的。小说揭露的不是无辜地送一封淫猥的信的K,而是腐败的收信人。村民们所说的“命运”就是这个意思。据K看来,“这不公平,太可恶,但是(他是)村里唯一有那种观点的人。”
17 根据常识,在俄国,“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之严厉,与国家变平静成正比。”(西利加:《俄国之谜》,224页)多伊切(《斯大林政治传记》,218页)认为,在胜利时,“革命的解放精神”消失的原因可以见诸农民的态度的改变:他们转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越是坚决,就越相信地主和白俄将军们的力量已经破灭。”根据1930年发生恐怖的方向来看,这一解释似乎相当无力。它也没说清完全的恐怖并非开始于20年代,而是开始于30年代,当时农民阶级的反抗在这种情势下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因素。赫鲁晓夫也指出:“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当时并未使用极端的镇压措施”来对付反对派,对付布哈林时也未用极端的镇压措施,而是在他们被击败之后很长时间,“才开始对他们镇压”。 纳粹政府的恐怖在战时达到巅峰,当时德国民族实际上“已经统一”。恐怖的准备阶段回溯到1936年,当时一切有组织的内部抵抗都已停止,希姆莱提议扩建集中营。1943年希姆莱在哈尔科夫对冲锋队领导人的演讲表明这种压迫的特点是无视反抗:“我们只有一项任务,毫不留情地执行种族斗争。我们绝不会让那种优秀武器,亦即在哈尔科夫战役中开始的可怕名声黯然失色,相反会使它经常增添新的意义。”
18 见芒兹:《警察的形式与权限》,5页和49页。纳粹很少想到自己颁布的法律和法规,这可以从他们的一名宪法法官的随意评论中看到。他觉得尽管缺少全面的法律新秩序,但是有一种“全面的改革”。(见恩斯特·休伯[Ernst R.Huber]:《论德国警察》[Die deutsche Polizei],载《总体国家学说研究期刊》,第101卷,1940年1月,273页。)
2009年12月10日星期四
用pes2009预测南非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用pes2009预测南非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
关于唐福珍事件几个问题的简单且不成熟的回答
2009年12月2日星期三
当官的逻辑和老百姓的逻辑是不同的
《通往奴役之路》之六:关于垄断
2009年11月30日星期一
《通往奴役之路》之三
《通往奴役之路》之五:关于一战
2009年11月29日星期日
《通往奴役之路》之四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
《通往奴役之路》之二
2009年11月27日星期五
《通往奴役之路》之一
2009年11月26日星期四
沉迷于这个世界
2009年11月22日星期日
她
那个“酸嘢“摊在X镇是最有名的一个,开这个”酸嘢“摊的是一对阿公阿婆,他们在自己家后门外搭了一个雨棚,雨棚下摆起一张木桌子放装”酸嘢“的玻璃缸子,再摆几张小圆桌子,每张桌子旁扔几只小板凳。木桌子上的玻璃缸子大概……我想不起来用什么来比喻它有多大,大概总可以装个十升的水吧,每个玻璃缸子里的”酸嘢“是不同的,有木瓜的、芒果的、萝卜的、菠萝的……总之好像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被扔进玻璃缸子里被做成”酸嘢“,我记得有一种青菜,我叫不出名字,做成”酸嘢“之后咬起来脆脆的、酸酸的,口感还真不错。那个卖”酸嘢“的阿公,因为”酸嘢”卖得好,所以后来索性就被我们简称为“酸嘢”阿公了,他白头发,稀疏的白胡子,穿着圆领白色的老头衫,笑咪咪的,他的“酸嘢”摊位置好,是中学生上下学必经的地方,又是人们上街买菜常常要走的地方,而且还是晚上人们出来纳凉吃宵夜的地方,再加上那些“酸嘢”确实也还不错,所以X镇的“酸嘢”,就成了他是头一份了。
“酸嘢”之所以叫“酸嘢”,大概就是因为吃下去会觉得特别的酸,以至于立刻就要张口叫“酸嘢!”的缘故吧,这是女孩子爱吃的东西,女孩子们或者独自,或者结伴,又或者成群结队地来买“酸嘢”吃,五毛钱或者一块钱就可以买一串,用竹签串起来,在辣椒水里一醮,或者木瓜,或者芒果,或者萝卜,一路走一路吃,当然也可以拿小碗装起来,舀一飘辣椒水在碗里,坐在小圆桌子边坐着吃,把嘴巴吃得又辣又酸,那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尤其是在夏天。
自然,也会有很多人是成双成对地来这里吃“酸嘢”的,吃“酸嘢”也花不到什么钱,又能讨女孩子的欢心,为什么不答应她们这个小小的要求呢?
我也曾经和一个女子在“酸嘢”阿公的小圆桌子边吃过“酸嘢”,但她却不是我的女友。我忘了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总之那时我已经工作,但却还从未正式地有过女友(这是隐晦的说法,其实就是那时我还是处男),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到外婆家去,我一般晚上都在外婆家睡,而到外婆家去,常常要经过“酸嘢”阿公的“酸嘢”摊——之所以说“常常”是因为还有别的路可以走,那天晚上,我经过那里的时候,突然看见她正一个人坐在小圆桌子边,很无聊地用牙签吃着“酸嘢”,这时她也看见了我,我就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来。
她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女朋友,实际上已经相当于是未婚妻了,因为他们是住在一起的,她个子不高,腰细细的,有饱满的胸,白白的脸上长着淡淡的雀斑,眼睛细细长长。我忘了我们那天晚上究竟说了些什么了,大概就是我问她为什么独自在这里,然后她说她的男朋友出差了,她很无聊,于是独自来吃“酸嘢”,于是我就和她一起吃起来,我也忘了我们究竟吃了一些什么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确实一直在吃,也一直在说,后来她说她要回去,她住得并不远,大概走几百米就到,但是我仍然说我送她,她也答应了,我就送她回去,走到楼下的时候,她问我,要上去坐坐不?我说:“好。”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一个对我充满了诱惑的女人在一起,而且是在晚上,而且要到她住的地方去。我说“对我充满诱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在诱惑我,而是我觉得她对我而言充满了诱惑,而她究竟有没有在诱惑我呢?这一点一直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确定,或许她只是按照朋友之间常见的礼节问我要不要上去,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或许她当时确实感到无聊了,确实想让我上楼去再说说话,只有很少的可能性,是她在诱惑我,而这诱惑或许也仅仅是一种小游戏,当然也可能这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只不过它们在她的内心中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
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对我要上去感到意外,至少在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她的拒斥,我忘了她住在几楼了,或许是六楼,是没有电梯的,我们一层一层地走上去,楼梯昏暗,我的内心忐忑,又充满了希望,同时又对自己的充满希望感到鄙夷和可耻,而与此同时我又原谅了自己,或者说不是原谅,而是忘却,或假装忘却。但那时更多的却是忐忑,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应该说些什么?如果事情发生了,我将会遇到怎样的后果……这些现在想来似乎有些可笑,但此时此刻,当时那忐忑的心境似乎仍历历在目,以至于我无法把这件事当做一个笑话。
然而我很快就感觉到了她的拒斥,她用钥匙打开门,进屋,开了灯——是亮亮的灯管,换鞋。然而在我进去了之后,她并没有回身把门关上,她自己走过去坐在沙发上,然后打开电视,我忽然感觉到我上来错了,但是我不可能就这样下去,我无聊地在各个房间里乱转,问她一些可问可不问的问题,又跑去卫生间小便,又借了她男朋友一本书,在这期间她一直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对我的问题她有问必答,但是我清晰地感觉到她希望我快点走。
或许并不是如此吗?我怎么知道呢?在进门之前,她一直都表现地热情、可爱,甚至还会撒一些小小的娇,诉说男朋友离开的苦闷,那道门似乎是一道分界线,门里面的她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冰冷、刻制。于是我在借了书之后,就礼貌地道别离去了。
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起这件事,就仿佛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她对我的态度仍然跟以前一样,热情中包含着些许的亲昵,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跟男朋友提起过这件事,似乎没有,但她是如何解释我借了那本书这件事呢?这似乎只是一个小问题。
2009年9月13日星期日
2009年7月18日星期六
2009年7月12日星期日
《鲲与虫——被禁锢的中国神话与文人》的序言
2009年7月6日星期一
水青冈树
神仙说了一个跟水青冈树有关的故事:
2009年7月4日星期六
大着胆子给真理部提个建议
2009年6月30日星期二
成都报业八卦一则
2009年6月28日星期日
喝速溶咖啡,就像上妓院
2009年6月27日星期六
我是擎天柱,汽车人的总书记!
2009年6月23日星期二
他/她越来越近了
2009年6月18日星期四
禰衡
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
2009年6月14日星期日
羲之年谱(草稿)
2009年6月4日星期四
武林盟主成不我
2009年6月1日星期一
《三遂平妖传》的草根性及其他
2009年5月29日星期五
转一篇BBC的文章
李·达菲尔德 BBC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我可以说是幸运的,1989年6月4日,我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同一天我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
达菲尔德:天安门阴影清晰地印在记者的脑海中
当时,我刚刚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报道了波兰大选的新闻,漫步在华沙的维多利亚广场,我思索着这个选举是否真的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
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和其他记者一样,我也在报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新闻会受到多大的关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惊。
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另一个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最后证明,波兰选举的确是欧洲共产主义阵营走向末日的开始,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天安门模式"
五个月之后,我目睹了柏林围墙的倒塌。但事实上,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笼罩在东柏林的上空。
10月初,我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庆典。而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详的征兆。
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广场模式"解决问题,共产主义政权内部也出现了这种声音。
在东欧的外国记者更有同感,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亲历了那个难忘之夜。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接见姚依林的时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
东柏林的政治异议领袖告诉记者,政府高层官员提醒了他们:"别忘了中国刚发生了什么",是威胁还是劝解,只有听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
周末的东德40周年庆祝活动演变成了街头示威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这一幕幕却是在贵宾戈尔巴乔夫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这位苏联领导人几个月前在北京刚刚遇到过类似的场面,这次他又成为抗议人士的焦点。他听到东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们!"
千钧一发
那个周末的抗议活动后来发展成每个周一晚在莱比锡的示威。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
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然而,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
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当晚的示威。
此外,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媒体透露,莱比锡示威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也因为苏联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
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
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
柏林墙事件10年后,我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历史轨迹
为什么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
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
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
1989年柏林墙前的达菲尔德:见证东西半球不一样的历史轨迹
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
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
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
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惊人的增长,不过这也付出了代价:经济受到"牛仔资本主义"的驱使;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等。
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扩张,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外界也担心北京日益倾向用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的百姓无法像欧洲人那样自由地讨论问题。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仍有着我们1989年在东欧一样的牢骚--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众无法公开表达意见。
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碍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经济活动。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记忆永存。然而就像20年前一样,我们对于哪怕即将发生的事情,也总是那么知之甚少。
主动权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手中,但谁都无法知道历史会是怎样发展:是像当年东欧那样,人民从厌恶、不满,发展到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还是会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
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1989年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目前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新闻学讲师。刚刚出版了专著:《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
2009年5月21日星期四
转:不为权力写作——沙叶新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苏州有个德源文化研究所,是个民间机构,上个月四月十一号举行学术年会,请了这个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导师前来演讲,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先生,她在讲台上,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哗,此言即出,全场哑然。先声夺人,平地春雷!
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台下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
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的」之后,就举起手中的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如果要现场查我,我就以讲稿为据,但我出门就不认账!」
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全在肚子里。如果查我呢?我只好剖腹产。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没腹稿,没文章。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痴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毛泽东宣称的文艺作用和目的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不为权力写作。
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
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
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又说:「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首先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
古今中外,有哪个帝王、哪个君主、哪个总统、哪个元首,敢像毛泽东主席这样公开宣称文艺的作用、文艺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
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延安的王实味不就是这么杀了吗?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反胡风,涉案几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艺术家,死了多少人?「文革」当中,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了不少人。当时全国各地的剧团、电影厂、文联、作协自杀的又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你的写作目的是反动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迫害致死。
怎能想象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会像在中国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呢?园林变成了刑场。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对权力的蔑视、嘲弄、解构
我为什么写作?起先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于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现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少」了,二十多岁了,快步入中年了。
虽然「悔其少作」,但还没有「悔之已晚」,还没有「悔之莫及」;还不「晚」,还可「及」,这是因为正当我悔之当初,就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今年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
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
草泥马戈壁。
用的都是谐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见怪!这不是我写的,我无此大才。
但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
生活在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
当然我说的权力,是指极权。极权或者极权主义最早出现于一九二五年,它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以前的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一九九四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于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
中国属于哪一种呢?有人说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中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中国是这两种的主义的混合体。这是从经济形态来分析的。我也早就这么分析过,写在了很早的文章里。
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从权力结构来分析,有人说中国是共和国,有人说中国是极权国。
我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三十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我的善意和期待。
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已经逐步开放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蹒跚前进,变化得已经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极权社会,而是松动的后极权社会,或者如我所说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但不论我们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
权力:腐败、愚蠢、折腾、残忍
为什么呢?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于造反而权力不至于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钟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的时期提出各种不同「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于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他们的水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造座大桥过河。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复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打错了,还坚持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明明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背景的《社会蓝皮书》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于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无常,认识上的反复折腾,带来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而打败了河蟹」。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攫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六个一、主旋律、献礼作品、政绩节目等等,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真正能传之久远、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的,绝不可能是权力意志的产品。老舍写过《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权力意志的作品,至今还有谁记得呢?后来他的《茶馆》恰恰不是根据权力意志,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写出来的;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任务,选择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所以才成为经典的。
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五十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恒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
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唯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
可见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总之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于犯忌。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2009年5月18日星期一
2009年5月15日星期五
2009年5月8日星期五
怎样才能活着吃到冷猪肉——读《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
2009年5月3日星期日
被情绪分割的国度
2009年4月30日星期四
《明清社会性爱风气》读后感两篇
2009年4月27日星期一
google今天的logo好囧,以及两本书
猛一看我还以为我的chrome又崩溃了。这个google自己开发的浏览器居然不支持blogger的中文插件添加页面,在那个页面上简体字全是方框,——繁体字究竟是什么我还没有试过。
2009年4月25日星期六
2009年4月22日星期三
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
我和阿波妹的短信对话
2009年4月19日星期日
从隐士到流氓
从隐士到流氓
在燕垒生的新作《斩鬼录》中,他写了一个贪财好色的小道士无心,其中的一些细节让人忍俊不禁,比如无心念念不忘于胜军寺的金佛,临走时还忍不住要偷一块去;比如在竹林中时,一开始他只希望“他们什么时候能走?早点把那两人杀了早点走吧,我也好吃完了回寺里睡觉去”,可是一听到那两个被围的人中有一个是“姑娘”,他又马上改了主意:“什么,那是个女子么?这可不成,修道之人,慈悲为怀,不能见死不救,只是不知这莎姑娘好不好看。”在《天行健》中那个处事总是犹豫不决的楚休红在《斩鬼录》中一变而成玩世不恭的小道士无心,楚休红的犹豫不绝源于他内心的迷茫,他知道一切皆不可把握,爱或恨、生或死、民主或独裁……所有这一切一旦进入残酷的现实就会变得虚假而脆弱,但迷茫无法支撑一个人的生存,于是燕垒生在《斩鬼录》里写了无心:他不再试图去把握什么,或者说,他假装要去把握一些什么,其实内心深处却深知他所假装要把握的一切并无意义。楚休红是在不断地对抗世界但最终仍不得不向这世界妥协,而无心则纯粹是在用流氓的方式来对抗着这个世界,因为,假如你无法对抗却又不愿妥协,那么你最终就只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流氓。在燕垒生这里,小说成为他的“狄奥根尼的桶”,却又不仅仅是“狄奥根尼的桶”,因为他不仅仅用这种方式隐藏自己、残害自己,亦在用这种方式向世界曲折地示威。
在那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中,亚历山大大帝问住在桶里的狄奥根尼:“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狄奥根尼的回答是,不要挡住他晒太阳。这个故事在卡尔维诺笔下被复制了一遍——不过角色的地位被互换了:皇帝拿破仑去看住在树上的男爵柯希莫,柯希莫问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而拿破仑所需要的与狄奥根尼恰恰相反,他需要柯希莫为他挡住阳光。
这种变化可以从狄奥根尼和柯希莫居住物的不同而看出来,桶是封闭的,而树是开放的:在狄奥根尼那里,世界是需要被对抗与逃避的,而在柯希莫那里,世界则是可以被和解并降服的。因此狄奥根尼只能是一个隐士,一个犬儒主义者,而柯希莫却可以成了一个世界之王,这个世界之王是如此之伟大,即便是拿破仑也愿意成为他治下的公民。
燕垒生的居住物不是桶,也不是树,而是小说,他用小说来对抗我们的世界,当他发现这种对抗并无意义的时候,他便把自己装扮成——或者是改造成——一个流氓,但我所知道的是,流氓并不是终结。
小说不同于桶,亦不同于树,它同时具备封闭与开放两种特性。当燕垒生写《天行健》的时候,小说于他而言是封闭的,同时又是圆滑的——它还可以滚动,所以他仍是一个怀抱着微茫希望的隐士,当他写《斩鬼录》的时候,小说已经不仅仅是封闭的了,小说成为了一把刀,封闭而且锐利,他亦由此而变成了一个完全虚无的流氓,用小说这种形式来对抗并刺杀我们的世界,这种变化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所有的人——无论是他的读者还是朋友——都能感觉得到。但我始终愿意相信并希望流氓并不是终结,我现在会急于看到他的下一篇小说,并期望在这篇小说中,小说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开放之物,而他也可以从一个流氓成长为一个世界之王。
纪念,以及阿童木新版预告片
2009年4月17日星期五
转《南都周刊》文:开心网“种地”经济学
如果你总是听到有人在办公室大呼小叫,我的玫瑰被人偷了;某某的南瓜成熟了;鄙视谁谁谁只种水稻?你准会和我一样,觉得这个世界很疯狂。
讽刺的是,随着开心网的买房子组件新增“花园”,“种地”和“偷菜”突然成为了白领们的时尚运动。刚开始,我对此非常不屑:偷菜有什么意思。
过了好几天,经过邻座的MM,她正自言自语,琢磨播什么的种子好。好奇心驱使我凑上去看看,才发现这个小游戏的玄妙很多。具体来说,她希望种茉莉,种子价格300元,产量8-24个,售价250元。茉莉是否比玉米更合算呢?(后者种子价格150元,产量10-26个,售价200元)。显然,产量是个重要因素,如果这个值的变动有规律可循,那么很容易算出哪种作物的经济价值高。另一个因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这就是生长周期:茉莉的成熟时间32小时,玉米则是40小时。
从投资回报率来看,最基本的判断就是单位时间的收益。
理论上,每块地日收益=(果实单价×果实产量-种子价格)/(生长时间÷24)。
根据我们的实际种植经验,产量是个稳定的平均数。我那位同事MM种茉莉,正常情况下,既不是8个,也不是24个,每次都会是平均数16个。哈,看来开心网也适用于回归平均理论。
特别说明的是,神秘玫瑰和郁金香里,只有三种例外。即绿玫瑰、绿郁金香和黑郁金香都比平均数6要少,只能产出4朵。
开心网的系统帮助里明确指出,“每次种植所收获的果实产量,取决于照料勤劳程度、土地肥沃度、你的技能级别、运气等因素。”“每个地块,累计种植作物的季数越多,土地就越肥沃,产量也就可能越高。”
一块地越种越肥沃?这倒是有悖常理。不过既然如此,当种植达到某一季(比方说50季),上述产量回归平均的原则是否失效呢?还有待检验,至少目前并没有显示出产量提高。我的好友里有个让人“不齿”的胡萝卜爱好者,一块地种到第30季,产量还是18个。
好吧,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当你处于不同技术能力时,每次顺利收获,种植什么作物最经济。
截至4月12日,计算显示,1级的理论最佳选择是牵牛花,日收益达1760元;2、3级收益最高的是茉莉花,2775元;4、5级首选杨梅、苹果或樱花,都是3933元;6级首选南瓜,日收益4200元;12级首推雪莲,日收益约14571元;13级最佳选择是灵芝,16000元。
7-11级之间争议最大:究竟神秘玫瑰还是郁金香划算?与神秘玫瑰类似,郁金香的最终花色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按照加权平均,那么单位收益上,神秘玫瑰将以7169元领先于郁金香的5782元。但是,最要命的问题是,各花色的出现概率不等,怎么能加权处理呢。
这就比较困扰了。好在有网友给出958朵神秘玫瑰的明细清单:黄330、粉267、白216、双81、黑30、蓝30、绿4。
按照该分布,那么神秘玫瑰的平均日收益为:(330/958×4050×6+267/958×4500×6+216/958×5000×6+81/958×5500×6+30/958×6000×6+30/958×6000×6+4/958×10050×4 - 4000)÷(80÷24)=7162元。
另一个关于郁金香的小样本统计(92朵),花色出现次数分别是:红35、白23、粉20、绿7、黑7。按此计算,郁金香的平均日收益为:(35/92×2500×6+23/92×2800×6+20/92×3000×6+7/92×6000×4+7/92×7000×4-4000)÷(52÷24)=5897元。
由此判断,虽然绝对收益上,黑、绿两种郁金香(日收益分别12092元、10615元)都不逊于神秘玫瑰里收益最高的绿玫瑰(日收益10860元),且出现概率更大,但决定玫瑰与郁金香盈利高低的关键因素是高概率花色的价值是多少——黄、粉、白三种相对便宜的玫瑰与红、白、粉郁金香的概率大致差不多,但售价高出不少,导致总体平均收益神秘玫瑰超过了郁金香。
2009年4月16日星期四
故乡很纯朴,也很暴力——《五月女王》读后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2009年4月14日星期二
转:震撼全场的女版Paul Potts-Susan Boyle
2009年4月13日星期一
虚无之上的世界与幻象中的真实
2009年4月11日星期六
小心别被忽悠了
晚上
2009年4月7日星期二
被鞭笞的少女
另外关于书号的事情,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系列关于此事的报道,不过都是官腔的居多,我最关心的是实名申领书号是不是真的能够抑制书号的买卖,不过我仔细看了他们的申领办法之后,看不出会对书号买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那些不进入市场的自费书有可能会减少,以及买卖双方的沟通成本可能会有所增加。
其实我今天最想说的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网站转载了一个塔利班鞭笞少女的录像,可以看见在两个人(一男一女)的按压下少女(啊,全身都蒙住了,不过看体形应该是少女)的挣扎,后来她还忍不住拿手去护自己的臀部,于是又走上来一个人摁住她的手。不过她最后还能坐在地上,并且自己站起来,在别人的搀扶下离开,而且最重要的,她的裤子没有被脱下来——对塔利班来说这大概就意味着让少女去自杀吧。
下面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加的解释:这段视频拍摄于巴基斯坦斯瓦特山谷,记录了一名女孩遭受鞭刑的场景。瓦特山谷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处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中。该视频已在巴基斯坦电视台播出。
原址点击这里。
老实说,比起中华帝国的廷杖,塔利班的鞭笞实在是小儿科,至于什么炮烙、醯醢、宫刑、劓、刖、黥、拶之类的,塔利班那些大胡子只怕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2009年4月6日星期一
2009年4月4日星期六
清代的文言武侠
以我的恶趣味,看一个时期的小说是不是好,首先是要看这个时期的悲剧是不是多,清朝的文言武侠,最早的悲剧,只怕就是蒲松龄的《田七郎》一篇了,这篇的情节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写田七郎的报恩,最后的刺杀,可谓荡气回肠。可惜之后这样的悲剧就非常少了,一直到管世灏的《影谈》,里面有一篇《绳技侠女》,也是写报恩,比《田七郎》稍逊,难得的是确实是纯粹的悲剧。之后还有三篇悲剧,却都集中在晚清了,一篇是宣鼎《夜雨秋灯录》中的《燕尾儿》,写侠盗燕尾儿因为不愿连累无辜,自愿投案,最后竟然死在了狱中,还有《虞初支志》所收郑昌时的《高二太爷》,写高二太爷虽然本领高强,最后竟然也被某“贵人”(暗指雍正)逼得走投无路,而不得不自刎而死,又还有徐珂《清稗类钞》中的《隐侠冯铁匠》,这篇情节类似《佐罗》,写冯铁匠暗中消灭强盗,最后竟还是被强盗将他的头给割去了。
一直很看不起清代的文言小说,以为除了蒲松龄之外一无是处,什么纪昀之类都是浪得虚名,但是看到这几篇悲剧,却才知道原来文人内里的那点骨鲠之气一直都是在的,只不过需要一个狭缝给它生长出来罢了。
比较好的集子,除了《聊斋》,还有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王韬的《遯窟澜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私以为此人是本少爷的师父),另外还有一些写得不错的单篇,这里不再一一指出。
另外还有不少写甘凤池以及大刀王五的小说,这些人虽然名气很大,但是若论风神,倒还不如那些纯虚构的人物,不提也罢。
2009年4月3日星期五
玉林以及玉林附近的小妹儿(二)
我那个院子出来,左手边有一个干洗铺,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中年妇女在里面,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个小妹儿在那里守店,大概是店主的女儿。成都人说一个女孩子长得好,不说漂亮,而会说“乖”,这里面的意思并不仅仅是她长得漂亮,或许她竟也可以长得并不十分漂亮,但因为她那样的温柔体贴伶俐,因此也就“乖”了,那个干洗店里的小妹儿就是属于这种,她皮肤有点黑,身体也是没有长开的样子,整天的牛仔裤T恤马尾辫,但因为那种安静温柔的气息,她也就有了成都的小妹儿所特有的“乖”的特质了。玉林东街里还有一个馆子,我现在已经忘了它的名字了,店老板似乎有特殊的品味,专门召一些胖胖的小妹儿,这些小妹儿更不能说是“漂亮”了,但是却不能说她们不“乖”,因为那种伶俐和活泼,那种聪明劲儿和体贴劲儿,都是成都的小妹儿才有的。因此成都人说“小妹”,是绝不会只说“小妹”的,而是“小妹儿”,因为只有在那一声“儿”里,才见得出成都的小妹儿的“乖”。
对我来说在北京的饭馆里吃饭或者在北京的商店里购物如同噩梦——在上海的饭馆里吃饭或者在上海的商店里购物就真的是噩梦的。我们在北京的那三个月,闹了不少笑话,最可笑的是张进步——他身体有一点点(只是一点点)肥胖,有一次他去买T恤,嫌人家T恤不好,那北京的女服务员就用“旁光”看着他,说:“就您着身板儿,穿什么也不好看呀!”(张进步你来证明一下吧。)把张进步给憋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你说他在成都什么时候被人家这样挤兑过呀!人家成都的小妹儿,必定要笑咪咪的,说:“你试一下这件嘛,这件肯定合适,你穿上肯定好看!”所以张进步总是对成都念念不忘,虽然他是山东人,在西安广州北京都生活过,但是他最后还是想回到成都啊。
那一段时间在王府花园上班,上班要走大概二十五分钟的路,早上的时候,就在王府花园对面一个苍蝇馆子门口买肉包子吃,那个卖肉包子的小妹儿(他家的肉包子虽然确实好吃,但吸引我天天去买他家的肉包子吃的,其实就是这个小妹儿啊),肉肉的、白白的,最让人喜欢的是她的机灵劲儿,不管有多少人在那儿买包子(有时候同时会有十几个人,少的时候也有四五个挤在那儿),她总是能够及时地招呼到,谁先谁后,谁要什么,谁多少钱,她是绝不会弄错的,她总是能够很快地记住主顾,你在她那儿买上一两次的包子,她就把你记住了,糖包肉包豆沙包叉烧包馒头豆浆油条,绝没有弄不清的时候,即便有时候或者人太多了,或者包子还没出来,她让你在那儿等上五分钟,你也绝不会抱怨,因为看着她在那儿忙,那样的干净麻利,那样的——我真想用“春情荡漾”这个词,实在是很大的享受。
2009年3月31日星期二
玉林以及玉林附近的小妹儿(一)
玉林这块地方,大约就是在成都的南边,在一环路南三段和二环路南三段之间,西到永丰路,东到人民南部四段,中间被玉林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十字贯通。
自从我到成都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生活,可以说我对城市的印象大部分都是来自这里,之前我虽然在桂林生活过两年,但那时是学生,学校又在郊区,难得进城一次,深圳、梅州、北京,都是匆匆路过,唯有在玉林,我是实打实地生活了,一草一木,一烟一火,都是切身的体会。
成都不能说是大城,但也绝不能说是小城,但是在玉林过日子,却往往会产生自己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小城里的错觉,因为那些道路都是窄小而又错杂的,蓝天路、彩虹路、玉林东街、玉林北街、玉林南街……两边或者全都是店铺,或者就紧邻着人家的住宅,那些住宅又都是灰扑扑的七层的楼,被围墙围住,围墙上冒出蓬杂的绿枝绿叶,春天的时候偶尔还有蓬勃的花。更有小城意味的是那种小巷子,两边都是红砖的两层的楼,小发廊、租书店、冒菜店、菜摊儿……完全还是八十年代的样子,里面甚至还有卖活鸡的,还有替人洗衣服的,像我这种七十年代生的人,到里面去,会产生很亲切的感觉。
最先是在沼气所里租的单间,那地方在人民南路四段的东侧,出了大门,横过马路,就是玉林东街,那个大院里的房子就是刚才说的那种灰扑扑的七层楼,大约是八十年代建的,自然是没有电梯,楼与楼之间总是种了花,海棠、腊梅,是必不可少的,沼气所比较好,还有院子,那里又种得有桂花、樱花、茶花,玉林的小区总是这样,老归老,旧归旧,但总归还是要在这些罅隙里见缝插针地种上植物去,里面的人养狗、养猫、喝茶、打麻将,虽然不是住在别墅里,但是似乎却比住在别墅里还有闲情逸致。不过沼气所大院里最惹眼的却是猫,我在那里住了有一年,但是总是能看见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猫在里面闲荡,中午的时候看他们在人家屋顶上悠闲来去,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总觉得他们其实是有什么秘密的,比如像《猫的恩返》那样,另外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
金卡、书和农奴
先去春熙路,结果——排队的没有一千人,也有五百人,而且我到那里时已经四点钟了,而五点半发卡的人就要下班,我不知道那些排在最后的人还等在那里有什么意思。我想起宽巷子也有发,就骑电动车过去,结果我找到地方的时候(在宽巷子后门,我从金河路过去就蠢了,应该从长顺上街过去),那里排队的,没有五百人,也有三百人,而那时已经快五点了,我决定先不领了,过一段再去领,反正我人在成都。特别强调,现在还只办金卡,不能代领,使用时要出示身份证,需要一元工本费。
回去走的琴台路,我突然想起琴台路也可以领的,就注意看,果然有一个旅游办事处在那里,我还听见有人说“没想到那么快就领到了”,我急忙过去,刚进去就听见里面一个又胖又贱的姑娘在喊:“还有没有人要办!”——她想下班了,我急忙喊:“我要办,我要办!”我原本以为还要用上那个打印凭证,结果人家只验了身份证,问是不是我本人,问记不记得身份证号,我说记得,她就让我自己填(小姑娘不是一般的懒),然后问我要了一元钱,就把卡给我了。卡弄得好像有点粗糙,我还没有仔细看。按现在这个情形看,其实是不用在网上申请的,只需要身份证即可,只要你是外地的身份证,一元就可以拿到金卡。
走锦里中路回去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家淘书斋,跑过去一问,果然是草堂那家淘书斋搬过去的,他们说那里房租越来越贵,只好搬过来了。我就顺便淘了三本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侠义风月传》——就是《好逑传》,这是第二次印刷,我一看印刷数,我的天,470,000,没有错,就是四个零,就这本书也印了四十七万册,那时的人民真命苦。还有一本是《小奇酸志》,[清]讷音居士著,《金瓶梅》的续书,之前我没有听说过,是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的版本,这本书的印数也有四万。最后一本是[清]天花藏主人(不是天花主人)编的《梁武帝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印数,可怜的一万,跟我的书差不多。
最后要转一个文:我们村的“农奴们”,转此文不代表我同意此文的观点,当然,也不代表我不同意,我只是想增加一个讨论T独的维度,或者增加一个观察此事的视角,因为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我们只有一个视角。
2009年3月28日星期六
想象的崩塌与重建
这个实话就是——其实这篇小说不是我写的,呃,其实我只是在开玩笑,我真正想说的是,从这篇小说完成伊始,我就一直觉得这篇小说并不完美(其实我并没有哪篇小说是完美的,我的意思是它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那种完美),我并不喜欢它,虽然它是我的所有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但它绝不是我最喜欢的小说。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写它的时候没有用尽全力,我仍然记得那些苦思冥想的夜晚,当时的我充满了表现的欲望,我要写出最辉煌最灿烂的想象,而这些想象同时又是充满了生命的,因此我在冰冷的月亮上加上了鹿与熊,在炎热的太阳上加上的蝶,在荒凉的星海里加上了星农,我想假如没有所有这些生命——鹿、熊、蝶、鱼、鲸和人,那么所有的想象都是没有意义的炫技,离奇的想象到处都有,而能够打动人的、有生命力的想象之得以完成,却必须依赖于想象中的生命本身,这些生命在我的想象中活着,勇敢而且顽强,正如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所有生命一样。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觉得我应该是已经努力地按着这个想法去完成这篇小说了,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我所想表现的并不是我的想象力,而是世界,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
我曾经以为对我来说这就是极境,如果我没有在《归墟》中完成这个想法,那么我可以在后来的小说中继续去完成这个想法,后来我写了《寻找地狱的那提》,那是《归墟》的姐妹篇,我喜欢它甚于《归墟》,虽然似乎喜欢那篇小说的人并没有喜欢《归墟》的人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厌倦于想象——甚至虚构了,我觉得虚构毫无意义,或者即便不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太轻浮的、太虚飘的,我几乎不再阅读小说(如果不是逼不得已的话),我更喜欢阅读历史和杂文,因为我觉得真实比虚构更有力、更离奇、更尖锐、更不可思议,一句话,我觉得现实比小说更小说化。
难道不是吗?如果有哪个人,能够虚构出芙蓉姐姐,虚构出周正龙,虚构出郭敬明,那么我将俯伏在他的脚下,亲吻他的趾尖,如同我想对托尔斯泰做的那样。甚至,再退一步,有哪个人能够虚构出在现实中存在的任意一个人吗?那样的完美而又矛盾的存在体,没有一丝的漏洞,每一个细节都是那样地符合逻辑,每一个细节又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这就是一个虚构者/说谎者面对上帝时所不得不感到的绝望和自卑,如果你现在问我,我想写出一部怎样的作品,那么我将告诉你,我希望马苏第的《黄金草原》是我写的,我希望希罗多德的《历史》是我写的,我希望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写的,这就是我的梦想,为此我愿意献出生命,——如果我能够献出的话。
最后我要补充一句:《归墟》的结构来源于两个人,一个是特德·蒋,一个是博尔赫斯,我要向他们表达我的敬意。
2009年3月27日星期五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和老爷上床了
不过目前还是在河北省试点,有消息说国家将在三年内完全放开,政府不再负担小出版社的财政支出,当然我最希望的是书号的备案制,不过这个在十年内都不太可能实现,还是先满足于当当小妾吧。
2009年3月26日星期四
俺们不害怕互联网
2009年3月25日星期三
转贴BBC中文网关于《中国不高兴》一书的报道
据此书作者之一宋晓军称,他去年10月和一帮朋友在一起闲聊,后来把聊天内容整理出来,形成这本书。
所以,也许应该称该书是一个谈话记录。
此书的全名是《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这本扬扬三十四万字的新书之所以抢人眼球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大胆,甚至有些偏激的建言。
书中观点颇具冲击力,充斥着诸如"撕破西方的面纱"、"西方人的自以为是,是被我们惯出来的"以及"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等字眼。
该书建议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应该"持剑经商",中国对西方要"有条件地决裂",不应一味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
美国《时代》周刊在3月20日的报道中称,《中国不高兴》是继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发表以来又一部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影响的民族主义畅销书。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曾风靡中国大陆,青年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
"说不"的作者之一张小波回忆说,当时是受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启发,加之"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兴起,促使他和其他几名年轻学者重新思考美国以及中国应该如何面对美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首次激发了针对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
13年后,当年发表《中国可以说不》的几名"愤青"重新聚首,对北京奥运前后一些西方国家和政界人士因人权和西藏问题抵制奥运、"围堵"中国的作法再次抒发义愤之情。
该出手时就出手
和《中国可以说不》的相对内敛明显不同的是,《中国不高兴》开始提倡主动出击,作者之一王小东在谈到中法关系时明确提出"惩罚外交"的概念。认为既然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对中国采取的翻云覆雨、出尔反尔的态度,就要旗帜鲜明地去惩罚报复。
他认为,中国总理温家宝绕开法国的欧洲之行是一次到位的抗议,显示"中国外交终于站直了"。
不过,他不赞称中国政府经常采用的通过奖励听话的西方国家惩罚制造麻烦的西方国家的做法。例如,美国闹事我就去买空客,欧洲滋事我就去买波音。
“中国渔政311”船是在南海宣誓主权
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对于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今天甲出面,明天乙出面。他说,在对付西方的问题上,中国不能采取像在幼儿园里的交友策略,今天我和你好,明天我和他好。
其次,王小东还建议中国的主流媒体停止对西方的美化、神话,让国人认清西方的"丑陋真相"。
"韬光养晦"与"解气外交"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基本上是遵循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政策,也就是不当头、不扛旗但同时有所作为。
根据这一策略,中国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搁置争议、双赢互利的原则,如在解决东海油气田和南海海洋资源开发的问题上就采取了这个策略。
但30年过去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提升,在与西方打交道的时候是还要延续这种含蓄有余、强硬不足的外交政策,还是也应该按照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采取一些"解气"外交呢?
换言之,抵制家乐福、抗议CNN、对国宝拍而不买等各种形式的民间壮举是否应被列入中国官方的的对外议程中去?
前中国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3月7号做客搜狐网再次肯定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
他说,有网友对他讲,中国外交太软了,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三了,该凶要凶,该狠要狠,这看起来很解气,但实际上仔细想想,这个想法是浅薄的、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吴建民认为,"软和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所谓强硬、凶这不是中国的传统,并不是我们的政策。"
没头脑和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在中国民间也引起不同反响,有人将其称为狭隘的极左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有的则认为这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气节。
大陆博客作家王小峰干脆将此书与60年代中国有一部名为《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动画片相提并论,认为这本书是“中国左派精英的牢骚文集,触到了国人的某些G点”。
该动画片讲了一对活宝"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故事。"没头脑"设计了一座没有电梯的99层高楼,"不高兴"到顶层演戏,扮老虎,但因为不满常年被武松殴打,奋起反抗,百打不死,导演气得翻白眼……
那么,究竟是这种"不高兴"的思潮没头脑呢,还是"韬光养晦"导致了某些人的不高兴了呢?
问题是"该凶就凶,该狠就狠"能让中国拥有真正的大国地位吗?真的就能起到"万邦来朝,唯我独尊"的作用吗?
也许,《中国不高兴》提出的问题多于它给出的答案。
2009年3月21日星期六
关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
下面这篇叶檀的评论没有涉及政治因素,不过从经济角度看则是我看过的评论中最专业的,所以转在这里,原址:
叶檀:从汇源到东星,如此逼迫民企实属目光短浅
从汇源到东星,民企受到逼迫,受到经济环境的逼迫,受到审核的逼迫,受到大资金的逼迫和地方政府的逼迫,民企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
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在其网站发布公告,否决了可口可乐对汇源果汁收购这一交易,自去年8月1日实施以来的反垄断法首个未获通过的案例,以充分竞争的行业为突破口,显示了中国对于垄断行业定义不清,对于国际竞争的关键之处认识模糊,反而给国际竞争对手以打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口实。
举个例子,即便中国成为世界成衣制造厂,也不会激起欧美跨国企业的强烈反弹,因为定价权仍然在国外销售商手中。对于缺乏品牌的制造企业来说,销售与专利才是关键,恰恰在这两方面,中国企业落于人后。果汁行业同样如此,宗庆后之所以与达能的争夺战中屡占先手,主要不是因为政府的庇护,而是因为宗庆后掌握了国内的销售渠道,对于产品推广颇有心得。反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也曾经试图在果汁与乳品业一展伸手,最终难以如愿,可见在碳酸饮料行业获得龙头地位的,在其他细分的饮料行业未必能够重演。
要树立民族产业大旗,不是通过禁止无进入门槛的行业的并购,而在于通过公平的规则把握关键市场。我国的大豆市场被国际企业攻陷,源于上游农户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以及在豆油的终端消费市场没有严格细分转基因油与天然油,没有给予两者完全不同的定价,任由国外在本土低价销售的转基因油攻陷中国的天然油市场,中国大豆几乎全军覆没。市场不细分,政府收储就是为国外企业买单,果然,在国内外差价的吸引下,国外进口大豆源源而入攻占了市场。
政府就是想保护国内生产商的利益,也得保护到位才行。
否决汇源并购购,损失最大的是汇源而不是可口可乐公司。去年9月6日宣布并购案对汇源有溢价,以179.2亿港元的价格将全部已发行股份出售给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旗下子公司,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通过全资控股的汇源控股,坐收超过74亿港元的股份出让款,而法国达能集团同时退出汇源果汁,进账41亿港元。如果是为了抑制达能获得高溢价而停止并购案是得不偿失,朱新礼遭到最大的伤害,他不仅丧失了并购溢价,产业蓝图也化为泡影,他希望利用80亿的资金全面投入上游产业种植业,建立全国水果生产加工基地、建立下游罐装企业等愿望也无疾而终。
朱新礼的布局是正确的,他放弃了果汁生产,转而布局上下游产业链,而政府的有形之手表面上抑制了国际垄断企业,实际上很难达到做大民族企业的目标。在反垄断法出台后,笔者担心中小企业被率先祭旗,到时候恐怕高压锅、方便面的垄断诉讼满天飞,而真正获取垄断暴利的重化工业、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反而被轻轻放过,恐怕并非杞人忧天。
不仅汇源遭受重创,中国的民营航空也遭遇生死劫。在经济危机中,民营企业以各种方式退出阵地。
2008年年底,因股东关系导致奥凯航空停航,成为全国首家停航的民营航空公司。2009年3月17日传出消息,四川航空集团公司为鹰联航空注资2亿元资金,持有鹰联航空76.2%的股份。鹰联航空成为了以国资为主,民营参股为辅的多元化投资的航空公司,成为全国第一个宣告退出民营航空公司阵营的航空公司。此前两天,国内另外一家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因债务问题,被民航局要求全面停航。东星航空断裂的资金链,武汉政府急于建成航空枢纽的雄心,与中航集团整合市场的霸气,让东星航空走投无路。
中国航空市场的多元化之路告终,国退民进是大势所趋。也许有人会额手称庆,认为民资本就不该进入资金与技术密集的航空市场,中国市场只有通过国企大重组、大并购才能做大做强。我只想提醒这些人,三大国有航空公司中的两大已经获得巨额注资,他们的亏损还没有止血,拖欠的机场费用等不比民营航空少,竞争力如纸老虎的大企业受到信任,就因为他们受到政府信用的托底。如果说国企为了市场占有率逼迫民企还有情可原,政府以制度性的歧视逼迫则将断绝市场的根脉。
民营企业是中国竞争效率增长与解决就业的关键,如果民营企业在融资、行业进入等领域继续遭受歧视,则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难以熬过经济紧缩的寒冬,到时候,只能让国企有解决竞争力与国内的就业、城市化等等问题了。他们解决得了吗?
注:保护民族企业,首先得明白什么是民族企业,应该按照纳税地来区分,还得保护得法。团结跨国企业的力量,是反击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所必须的。可口可乐也许得感谢商务部帮助他们摆脱了一个过早的决策。
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
艾未未发起:“5.12汶川地震死亡学生”调查
“5.12汶川地震死亡学生”调查
汶川地震过去300多天了。四川政府机构迟迟推衍的神秘的死亡数据和名单,模糊了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死亡于“豆腐渣工程”的事实。
2008年12月15日,我们开始了“5.12汶川地震死亡学生”的调查整理工作,在多次向四川省政府民政,公安和教育机构要求公布死亡学生人数及名单,遭到拒绝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信息线索,对地震重灾区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感谢对遇难孩子关注的人们,希望看到这个名单的人都能参与进来,提供信息并广为转帖。在2009年5月12日的地震周年到来之前,完善这份“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名单。
拒绝死亡,尊重生命,寄托哀思,告慰亡灵。
提供信息可在本博客(指艾未未博客)留言或发送电子邮件至xuesheng512@gmail.com
感谢你的参与。
2009年3月17日星期二
北外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
另外,我得说,我觉得教育部是目前中国最保守的一个机构,很多时候还是按文革的方式来办事。
原址,建议你们点击原址查看,因为那里有香奈儿漂亮的照片。
妈妈:我被北外强制退学了。
学校责令我的爸爸和妈妈必须今天赶到北京,因为他们的女儿闯下了大祸,他们在星期一当天必须到北京到学校,负责后果自负。 天亮的时候,妈妈就会赶到北京,爸爸已经来了,我百口莫辩。 我无法向爸爸和妈妈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在突然间变的如此糟糕。 所以想了很久,博客还是继续更新把。既然我已经闯祸了,就继续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错在那里?难道我很个人的表达观点会引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也不知道继续写什么。 为了给妈妈解释清楚,刚才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准备明天交给她,面对她流泪的情形,我真不知道如何表达。只好用信,这个最传统的、比较正式的沟通方式。 我知道她为我这个事情流泪是必然的,可怜天下父母心。 今天就把这个信公开一下,也算为关心的朋友解释一下。无奈有时候也是一种勇气。因为有些事只有面对,我无法逃避。 亲爱的妈妈: 在此,我十分惭愧的告诉您一件事。我被学校强行退学了。希望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要担心和难过。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惹的祸,但你和爸爸、奶奶都要相信:你们的孩子是个好孩子。她没有做出什么不可饶恕的坏事,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会用时间来证明:我没有错。如果说真话会成为不可原谅的罪过,那么我宁愿不要这个毕业证,我不想用失去尊严和说谎来交换一个基本没有价值的学历。 我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只会听你们安排的小女孩。 我觉的很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发生的真实过程告诉您: 3月4号,我在一个网站开了自己的个人博客,陆续写了些小文章。我上网时候知道最近在召开两会,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在讨论关于教育改革和就业的问题,自己也就一时冲动,马上结合自己的感受写了几个小文章,内容主要是关于当今外语强制教育的,而且戏称让赵本山当教育部长,这句真是开玩笑的,因为是个人日记,就娱乐了一下。本来自己闹着玩的,没有想到被网站推荐到了首页,然后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3月12号,有报纸报道了这件事.该报道被其他多家报纸和媒体转载.报道的题目是这样的:北外女生炮轰外语强制教育。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麻烦,13日上午和下午,我们系的刘老师2次找我谈话,先是了解关于学生和找工作情况的,接下来就直接问我博客的事情,说我的博客直接攻击教育部,攻击教育部就是攻击国家政权,给学校领导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学校要求我立刻停止博客更新,撤掉文章,否则后果很严重。接着刘老师拿出了学生守则,说你在外面实习没有办注册手续,按照规定是旷课,已经连续2周了,所以你已经违反校规,达到了被除名的条件。说实话,我再过三个月就毕业了,找到工作的很多学生和我一样都在外面实习,像我这样的情况也很多,为什么以前好好的没事,我一批评教育部就问题来了,今年就业形势这么紧张,谁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我恨不得天天加班讨好上司,表达我是有工作热情的,可以和男同学一样天天加班,不辞劳苦。 妈妈,你是知道的,我在公司实习,每天回来都很晚了,学校注册的地方是关了门的.我休息的时间,它也不开门.于是就拖了下来。接着,刘老师告诉我:你这已经没有注册两周了,这得按流程走.看你这心思也不在学习上,听说你一直写文章什么的,挺耽误学习.你在这方面有专长也挺好,发展发展.但你违反学校规定了,要是不尽快办手续,学校是不会保留你学籍的,连肄业证明也不会给你.到时候什么都没有就不大好了.接着她就给我纸和笔.催着我写退学申请.我当时一下就慌了.我很怕.其实近20年的学生生涯,我最怕的就是老师找谈话.虽然我是成年人了,但我对此有着习惯性的本能的畏惧.我翻着学生守则,开除和自愿退学是有区别的.开除是要通报批评,好象还要在教委备案的.不尽快退学,学校不给保留学籍和户口,那样我是不是就是黑户了? 我多年的书白读了? 如果真是这样,你和爸爸该有多伤心? 我还有资格最你们的女儿么? 我不想伤害你们,我当时脑中是一片空白.我问老师该怎么写,怎么个格式.老师说,写学习跟不上吧.我说,这也不实际啊.我学习还可以吧。于是,我含糊的写了工作原因,没能按时上课.这还算和学校列出的借口接近。 我很沉重的签下了我的名字. 我相信老师和我一样清楚,强制逼迫我退学的原因是因为我写了博客。批评了教育部。而且老师也很明确的告诉我,如果博客不写了,承认错误了,一切都可以商量。 我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违背自己的良心,已经批评了,就不改口了。我不想拿自己的尊严来和学校交换毕业证。 妈妈,我承认我冒然批评教育部的做法有点傻,有点自以为是。但我没有认为自己做这个事情有什么错误,现在也一样。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就是这样想的,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说过的话我一定会承认,做过的事情会自己担当。 我长大了,妈妈,我知道我做这个事情的后果。上大学这四年,尤其是找工作这半年,我对社会有了自己的认识。我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反正说假话你也找不到工作,说真话自己会过的舒服一点。 在我签字的时候,妈妈,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你和爸爸. 我知道你们一直为自己的女儿感到自豪和骄傲.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乖孩子,学习也很好,在考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选择:北大、北外或者其他学校都不是问题。但最后是你让我上的北外。你认为女孩学外语会很时尚,以后当个老师很安稳。我也就听了您的话,报考了北外最好的系之一:德语系。 但我如果不签这个申请,学校会不会还找出各种理由证明我是个坏学生,然后把我开除,不要再继续给学校捣乱抹黑?如果你们知道我连肄业证都拿不了,也许连学籍资料都没有了,你们该是什么样的反应?该是何等的伤心?那你和爸爸是不是会更加伤心,会想,你们的女儿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离开老师办公室的时候,脑中映出的,是妈妈,你的容颜. 妈妈,我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最高兴的应该是您.让女儿进外语学院学外语,是您的心愿.按照您的意思,我放弃了我最爱的北大中文系.来到最好的外语学院,最好的专业.终于圆了您一个外语的梦. 我仍记得七岁的时候,您和爸爸就送我去学外语.东北的冬天很冷.爸爸骑自行车载着我去上课。我仍记得,从小学到高中,你们对我寄予厚望,让我一直在最好的重点学校读书.您一直监督我的功课,三四岁的时候就教我认世界地图,记历史朝代.您自己省钱,却买大量的课外书给我,从儿时起的积淀至今都让我收益菲浅.原本学俄语的您,为了我艰难而努力的学起了英语,每天考我单词,听我背课文.我的每点进步都让你们激动不已,我的每个个挫折都让你们无比焦心.高考成绩出来后的电视台采访我,让我谈学校心得,在旁边坐着的您,露出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笑容. 二十几年过去,你们的女儿,在你们细心的培养和呵护下,长大了.而你们,却老了. 在爸爸五十岁生日的那天,我很刹风景的泪流满面.因为我没想到,像钢铁一样的父亲,曾经为我撑起一片天的你们,也会老. 流泪的那一刻,我知道我长大了. 长大,意味着我要承担做为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意味着,我不该再让你们为我操心.意味着,今后的几十年,轮到我,作为女儿,来悉心的照顾你们. 而今天的事情,让我很羞愧.我很怕.很怕伤害到你们. 。。。。。。 可是现在,可我所说的,让我和您引以为荣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却在以我为耻. 妈妈,从小你和爸爸就教我一个做人最基本的道理,就是诚实,要说真话. 我认为自己一直是个活的很真实的人.我遵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想法.难道在中国,不会说外语的人是没有活路的,说真话的人是可耻的么? 我真的认为,外语强制教育制度是不对的. 爸爸也是个党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的无比热爱我的国家.我丝毫没有反叛国家的意思.受教育,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受教育的机会上,应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事情都是客观的.我只是从很善良的角度提出了我的看法.我想我们的教育制度变得更好.人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我是为了国家更好.国家强大了我们才更加有地位. 只是我有点天真,以为自己读了几年书,看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以为说真话,提建议是一种提醒公民价值的行为。 所以很傻天真,很天真的人是我。对不起,妈妈。我错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但是,妈妈,爸爸,请你们不要为你们的女儿担心.这件事情,不会改变我的人生.请你们坚信你们的女儿是优秀的,这件事并不会代表什么.我会继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继续为我自己的未来而努力的。 我一定会让你们继续骄傲的,像以往一样,让你们充满自豪,为我。 发一些即将离开我生活四年的北外的几张照片作为留念 。
2009年3月15日星期日
在宅中
1955年12月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完成,1957年斯普特尼克一号就被发射到了太空中,作为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是被放逐的,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被苏联放逐了一样——苏联作协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并建议剥夺其国籍。
“sputnik”传播到美国之后被恶搞成了“beatnik”——现在我们把这个词翻译成“垮掉的一代”,在谈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重心往往放在“垮掉”之上,以为这些颓废的美国人,这些吸毒者、浪游者、盗窃者、嫖妓者必定是如同一堆烂泥一样地垮塌在路边,一无是处,令人恶心,但我们恰恰忘了,如果你不曾站立过,如果你根本就不曾有过足以支撑你站立起来的坚硬的骨头,则你竟是连垮掉的资格都没有的。
所以“sputnik”与“beatnik”不过是硬币的两面罢了,斯普特尼克何尝愿意被放逐到那黑暗而荒凉的太空中去呢?孤独是如此的可怕,甚至比死亡更可怕,为了回到所爱的人的怀抱中,失去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在三个月之后斯普特尼克重新回到了地球中,并在大气层里燃烧起来,那瞬间的温暖,比生命更重要。正如帕斯捷尔纳克,终于还是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放弃了写作的权利,满足于成为一个苏联人,因为在那个被强权统治的国家里有他的爱人。
凯鲁亚克在他的《达摩流浪者》里说:“想想看,如果整个世界到处都是背着背包的流浪汉,都是拒绝为消费而活的达摩流浪者,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一代人为了买得起冰箱、电视、汽车(至少是新款汽车)和其他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被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系统里,真是可怜又可叹。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我期待着一场伟大的背包革命的诞生。”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被精神的强权放逐的“sputnik”的话,那么凯鲁亚克就是被物质的强权放逐的“beatnik”,面对着那个被物质所统治的国家,他宁愿垮掉,也不愿意假装自己仍然在坚定地站立着,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选择垮掉,才是真正的站立,才意味着你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心灵的自由,因此凯鲁亚克才会在日记中说:“文字并不能说明什么,它展现出的急流才更为重要。”
这就是“sputnik”和“beatnik”的最初的意义,然而到了1999年,村上春树写《斯普特尼克恋人》的时候,“sputnik”被他巧妙地解释成一种永远在靠近却永远也无法接触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漠然——我们相互将对方放逐了,在这里的放逐不再是一种绝对的被动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当帕斯捷尔纳克试图回到他的爱人的怀抱中的时候,他却惊讶地发现,他的爱人早已将他放逐,于是在绝望之中,他也将他的爱人放逐了,这便是村上春树笔下的“sputnik”。这种变化是令人惊讶的,冷战结束,铁幕已不存在,似乎人类理想的世界已经到来,然而在一阵狂欢之后(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我们却发现强权依然存在,只不过它更隐蔽了,更温柔了,然而也更无所不在了。
我们已经无处可去,格林尼治时间2月10日下午6时14分的美俄卫星相撞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告诉我们即便在外太空也已经是无比的拥挤了,当村上春树说“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蒂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金属块。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上我们不外乎是被幽禁在里面的、哪也去不了的囚徒,当两颗卫星的轨道偶尔交叉时,我们就这样相会了。也可能两颗心相碰,但不过一瞬之间。下一瞬间就重新陷入绝对的孤独中”的时候,他还以为人们可以在外太空的孤独中找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心灵自由,但结果现在连那唯一的出路也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在人们热烈地讨论夜神月究竟是善还是恶的时候,大场鸫才会冷冰冰地跳出来,漠然地说道:“那些去深入探讨月的善恶和网上社会等主题性东西的评论,可能和我们所想的《Death Note》完全是两回事。什么‘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正如在访问中所说的一样,我们并没有深入着眼于这方面,因为觉得只是纯粹将之做为一种娱乐就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宅”的状态吧,经过了漫长的五十年,浪游者们的骨头终于被抽去了,变成了真正的垮掉的一代,他们蹲在沙发上看电视,蓬头垢面,没日没夜地坐在电脑前,善恶美丑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了,唯一剩下的只有那一点点所谓的娱乐,凯鲁亚克曾经开着车来回穿越美洲大陆,斯普特尼克曾经孤独地在宇宙里转圈,而L们却只满足于待在家里,紧闭房门,与并不存在的死神角力,并假装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