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之三

　　以下文字出现在第九章“保障与自由”中：

　　“在那些想要获得荣誉和地位，几乎只有靠当一个国家薪给人员来实现的地方，在那些担任被委派的任务比选择自己擅长的工作被认为是更应受到称赞的地方，在所有那些官阶制度中没有一个被认可的地位，没有要求固定收入的权利的职业，都被看作是低级的，或者甚至是不体面的地方，要想有很多人都长期地宁愿要自由而不要保障，这未免是奢望。在那些除了从属位置上获得的保障外其它一切位置都很不安全，并且处于其中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同样会受到轻视的地方，只有少数的人才能抵抗得住那种以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保障的诱惑。事情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自由在实际上就差不多成了一种笑柄，因为只有牺牲世界上大多数的好东西才能买到它。在这种状态下，难怪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到，没有经济保障，自由就是‘没有占有的价值’，并且，都感到情愿牺牲自由来争取保障。但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发现拉斯基教授所采用的正是同样的一个论证，这个论证比其他任何论证都更有助于诱导德国人民牺牲自由。”

　　以下是关于“拉斯基教授的论证”的注解：

　　“Ｈ·Ｊ·拉斯基：《现代国家里的自由》（塘鹅版，1937年，，第51页）：‘那些了解穷人的日常生活的人，那些了解他们时时刻刻有大祸临头之感的人，那些了解他们不时追求美的事物始终得不到的人，就会很好地体会到：没有经济保障，自由是不值一文的。‘“

　　——拉斯基教授的观点在我国应该会得到即使不是大多数人但至少肯定是很多人的赞同，但其实有一种方法是不需要牺牲自由就可以获得经济保障的，只要这种经济保障不是来自某种等级制度（比如科举或者某种阶级划分），比如，来自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个市场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工作，同时失业者又可以得到最基本的接济。

《通往奴役之路》之五：关于一战

　　我记得中学时学习世界历史，关于一战有一个定性，大约就是帝国主义的狗咬狗，不像二战，还有一个正义和邪恶之分，但是今天看到《通往奴役之路》的第十二章“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却明明地看到，原来在一战之前德国人已经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而同盟国与协约国的战争，自然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战争。

　　以下的文字出现在第170-171页中：

　　“与此仅相差一步的是（指施本格勒的观点，应该由国家来统治商业），国家社会主义的守护神缪勒·范·登·布鲁克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反西方的战争失败了。¹ 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战争失败了。‘因此，同施本格勒的看法一样，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首要的敌人。他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

　　今天在德国没有自由主义者，而有青年革命者，有青年保守主义者。但谁会是自由主义者呢？……自由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德国青年现在却怀着厌恶、愤怒和十分轻蔑的心情摈弃了它。因为对它的哲学来说，没有一种东西比它更格格不入、更令人反感和更相对立的了。今天的德国青年把自由主义当作他们首要的敌人。

缪勒·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企图给德国人一个适应他们的天性而又不为西方思想所玷污的社会主义。它做到了这一点。”

notes

¹ 缪勒·范·登·布鲁克：《社会主义与对外政策》（１９３３年），第８７、９０及１００页。在这里重印的那些论文，尤其是对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作了最充分的讨论的那篇论文《列宁和凯恩斯》是在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３年初次出版的。社会主

《通往奴役之路》之四

　　第十章谈到了社会主义的宣传策略和原则等问题，题目是“真理的终结”，以下是出现在此章的两段文字，在第153页：

　　“因此，事实和理论必须和关于价值标准的意见一样成为一种官方学说的对象。而且，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将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在极权主义国家，各个方面存在着的情况，可能引起永远是和其它地方在战争时期存在于某些方面的情况一样。凡是可能引起对政府的智慧产生怀疑，或者可能造成不满的东西都是不会与人民见面的。同其它国家的情况作不利的对比的根据，关于实际采取的方针是否可能有替代性方案的知识，可能说明政府没能履行诺言或没能利用机会来改善现状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止之列。因此，对信息不加以系统管制，不强制推行统一意见的领域是不会有的。

　　“这甚至适用于那些显然是同任何政治利害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特别是一切科学领域，甚至是最抽象的科学领域。很容易观察到并且由经验充分证实了的是，在直接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的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因此，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什么学说应当传授和发表都由当局来决定，这是不足为奇的。”

　　——以上观点来还可以从最近一则尚未得到证实的传言得到验证，即据说朝鲜当局将只播放朝鲜队在世界杯中获胜的电视画面，朝鲜队失败或者失球的电视画面将不被播出，之所以说即使尚未得到验证也可以证明哈耶克观点的正确性，是因为看到这则传言的人似乎都认为此事在朝鲜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至于在中国已经发生的事情，比如关于社会黑暗面是否应该得到报道以及报道的比例又应该是多少等等，也证实了以上观点。而且我可以确定的是，持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应该被用来作为官方的宣传工具这样的观点的人，仍然掌握着宣传部、出版总署、教育部等部门的大权。

《通往奴役之路》之二

　　以下这一段或许可以为“文革”的解读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年轻的一代“与”文革“中的红卫兵有些相似，出现在114－115页，是第八章“谁战胜谁”的最末两个自然段：

　　“给这个中产阶级的下层，即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从中获得很大一部分支持者的那个阶级的不满火上浇油是下面这一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在很多场合下使他们对领导地位怀有渴望，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领导阶级的成员。虽然年轻的一代，由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了他们对牟利伎俩感到轻蔑的原故，摈弃了带有风险性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多地蜂拥到稳定的薪金岗位上去，但他们所要求的是既有收入又有权力的一种地位，这在他们看来，是他们所受训练使他们有资格享受的。虽然他们信仰一种有组织的社会，但他们希望在那个社会里得到的地位，是与一个由劳工统治的社会可能提供的那种地位很不相同的。他们用来为另外一个不同的阶级服务。这个运动能够吸引所有那些承认国家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但不承认产业工人贵族用其政治力量所要达到的目标的人。

　　“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在策略上具有若干有利条件。在此之前，劳工社会主义已在一个民主的和自由的世界里成长起来，它使它的策略适应这个世界并且接受许多自由主义的理想。它的首倡者仍然相信，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即可解决一切问题。而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却是从这样一种越来越受到控制的社会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个社会已警觉到民主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目标是一些互不相容的理想这个事实。它们的策略，是在一个已经被社会主义政策和这个政策所引起的问题所支配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并不幻想有可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那些需要人们有相当一致意见才能解决的问题，而这种一致意见的取得是没有根据的。它们不幻想用理智的力量来解决一切不同人们和集团的需要之前哪个比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计划’所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的，它们也不幻想用平等的公式来提供答案。它们知道，一个最强大的集团，集合了足够的支持者拥护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秩序，同时又对它所号召的那些阶级公开地许以特权，它是易于获得所有感觉失望人们的支持的，因为这些人起初曾获得过实现平等的许诺，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促进了某个阶级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或者一个世界观，这个理论或者世界观似乎足以证明他们所许诺他们支持者的那些特权是正当的。“

《通往奴役之路》之一

　　正在阅读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让我惊讶，因为在这本书里我看到那样多的语句，仿佛是对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国度的诅咒和预言。于是决定建一个文件夹，把这本书里让我感到惊讶的语句原原本本地摘录出来。我所看的版本，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

　　以下的语句摘录自第一百一十一页，出现在第八章”谁战胜谁“中：

　　”虽然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比其它的社会主义者更前进了一些，但其它地方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使其成员不受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的模仿而已。“

　　以下是九十一页的脚注，出现在第七章”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中：

　　”经济控制所造成的对全部生活的控制的程度，表现得最突出的莫过于国外的汇兑方面。初看起来，国家管制外汇买卖对于私人生活的影响是再小不过的了，因此多数人对于这种管制都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多数大陆国家的经验，教育了富于思考的人们，把这一步骤看作是向极权主义道路前进的决定性的一步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实际上，这是使个人完全屈服于国家的专制之下，是把一切后路都断绝掉的杀手——不只是对富人，而是对每一个人。一旦个人不再能自由旅行，不再能订购外国书报杂志，一旦一切对外联系的工具只限于那些为官方意见所认可的人，或者官方认为必要的人，则它对舆论的有效控制，将远远超过１７和１８世纪任何专制主义政府所曾经施行过的控制的程度。“

沉迷于这个世界

　　对孩子的关注使我无法虚构，现在仿佛已经有一条锁链将我系在这个世界之内了，它可以被暂时地遗忘，但是却没有办法彻底地解脱。它甚至不能被比喻为系着风筝的线，它沉重、结实，甚至在某些时候也可以说是冰冷，而我也无法做到像风筝那样逍遥而轻飘，飞翔于高处，将生活的一切尽收眼底。我似乎更像一个被系于石牢里的囚徒，唯一的不同仅仅是我的锁链由爱铸造，而且是由我自己来铸造。

　　我目前的状态确实类似于囚徒，被囚于一个小室，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到监狱里的工厂去干活，即便偶尔有空余的时间，我也无法从那种囚徒状态中摆脱出来，以至于我只能用一种颓废的方式把这个时间消耗掉；我不能想象自己可以把那沉重的锁链解下，即便只有短短的一秒，因为那没有锁链的轻松感仿佛比锁链更沉重，令我感到胆怯，甚至于仅仅是想象一下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仿佛已经沉迷于这个世界了，或者也可以说是沉迷于目前这个现实了，这是一种带着负罪感的沉迷，仿佛是一个孩子逃学去网吧玩游戏，但其实又是如此的不同，因为我实在是在努力地想摆脱这种类似沉迷的状态，然而让我无奈的是，我无法摆脱，我最多只能做到一种物理学上的摆脱，或者更多一些，化学上的，但这并不是我所想要的摆脱，这种摆脱不过如同用对另一种游戏的沉迷来摆脱对此游戏的沉迷。

　　然而有某些时候，我似乎是对我目前所沉迷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就像一个老兵对战争和死亡的漠不关心，我也对我的爱漠不关心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爱不存在了了，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暗示，我就会突然地从这种漠不关心的状态中惊醒，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被那根深蒂固的爱所掩埋。

　　让我无奈和些许有些惊讶的是我似乎仅仅沉迷于爱本身，这种沉迷接近于疯狂，或者换一种说法，接近于丧失理性，我可以清楚地预见到未来，但我似乎已经对未来漠不关心，仿佛我已经对未来无能为力，我沉迷于现在，偶尔回忆过去，却尽量不展望未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有这样的状态，或者仅仅存在于我身上，或者仅仅存在于中国人身上。

　　然而我难道不是真的对未来无能为力吗？难道竟然是这种对未来无能为力的感觉导致了我的沉迷？难道我还能够有所动作吗？那样一个沉重的未来，我所能做的，似乎仅仅只有在上面雕上一些细小的花。

她

　　那个“酸嘢“摊在X镇是最有名的一个，开这个”酸嘢“摊的是一对阿公阿婆，他们在自己家后门外搭了一个雨棚，雨棚下摆起一张木桌子放装”酸嘢“的玻璃缸子，再摆几张小圆桌子，每张桌子旁扔几只小板凳。木桌子上的玻璃缸子大概……我想不起来用什么来比喻它有多大，大概总可以装个十升的水吧，每个玻璃缸子里的”酸嘢“是不同的，有木瓜的、芒果的、萝卜的、菠萝的……总之好像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被扔进玻璃缸子里被做成”酸嘢“，我记得有一种青菜，我叫不出名字，做成”酸嘢“之后咬起来脆脆的、酸酸的，口感还真不错。那个卖”酸嘢“的阿公，因为”酸嘢”卖得好，所以后来索性就被我们简称为“酸嘢”阿公了，他白头发，稀疏的白胡子，穿着圆领白色的老头衫，笑咪咪的，他的“酸嘢”摊位置好，是中学生上下学必经的地方，又是人们上街买菜常常要走的地方，而且还是晚上人们出来纳凉吃宵夜的地方，再加上那些“酸嘢”确实也还不错，所以X镇的“酸嘢”，就成了他是头一份了。

　　“酸嘢”之所以叫“酸嘢”，大概就是因为吃下去会觉得特别的酸，以至于立刻就要张口叫“酸嘢！”的缘故吧，这是女孩子爱吃的东西，女孩子们或者独自，或者结伴，又或者成群结队地来买“酸嘢”吃，五毛钱或者一块钱就可以买一串，用竹签串起来，在辣椒水里一醮，或者木瓜，或者芒果，或者萝卜，一路走一路吃，当然也可以拿小碗装起来，舀一飘辣椒水在碗里，坐在小圆桌子边坐着吃，把嘴巴吃得又辣又酸，那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尤其是在夏天。

　　自然，也会有很多人是成双成对地来这里吃“酸嘢”的，吃“酸嘢”也花不到什么钱，又能讨女孩子的欢心，为什么不答应她们这个小小的要求呢？

　　我也曾经和一个女子在“酸嘢”阿公的小圆桌子边吃过“酸嘢”，但她却不是我的女友。我忘了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总之那时我已经工作，但却还从未正式地有过女友（这是隐晦的说法，其实就是那时我还是处男），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到外婆家去，我一般晚上都在外婆家睡，而到外婆家去，常常要经过“酸嘢”阿公的“酸嘢”摊——之所以说“常常”是因为还有别的路可以走，那天晚上，我经过那里的时候，突然看见她正一个人坐在小圆桌子边，很无聊地用牙签吃着“酸嘢”，这时她也看见了我，我就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来。

　　她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女朋友，实际上已经相当于是未婚妻了，因为他们是住在一起的，她个子不高，腰细细的，有饱满的胸，白白的脸上长着淡淡的雀斑，眼睛细细长长。我忘了我们那天晚上究竟说了些什么了，大概就是我问她为什么独自在这里，然后她说她的男朋友出差了，她很无聊，于是独自来吃“酸嘢”，于是我就和她一起吃起来，我也忘了我们究竟吃了一些什么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确实一直在吃，也一直在说，后来她说她要回去，她住得并不远，大概走几百米就到，但是我仍然说我送她，她也答应了，我就送她回去，走到楼下的时候，她问我，要上去坐坐不？我说：“好。”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一个对我充满了诱惑的女人在一起，而且是在晚上，而且要到她住的地方去。我说“对我充满诱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在诱惑我，而是我觉得她对我而言充满了诱惑，而她究竟有没有在诱惑我呢？这一点一直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确定，或许她只是按照朋友之间常见的礼节问我要不要上去，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或许她当时确实感到无聊了，确实想让我上楼去再说说话，只有很少的可能性，是她在诱惑我，而这诱惑或许也仅仅是一种小游戏，当然也可能这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只不过它们在她的内心中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

　　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对我要上去感到意外，至少在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她的拒斥，我忘了她住在几楼了，或许是六楼，是没有电梯的，我们一层一层地走上去，楼梯昏暗，我的内心忐忑，又充满了希望，同时又对自己的充满希望感到鄙夷和可耻，而与此同时我又原谅了自己，或者说不是原谅，而是忘却，或假装忘却。但那时更多的却是忐忑，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应该说些什么？如果事情发生了，我将会遇到怎样的后果……这些现在想来似乎有些可笑，但此时此刻，当时那忐忑的心境似乎仍历历在目，以至于我无法把这件事当做一个笑话。

　　然而我很快就感觉到了她的拒斥，她用钥匙打开门，进屋，开了灯——是亮亮的灯管，换鞋。然而在我进去了之后，她并没有回身把门关上，她自己走过去坐在沙发上，然后打开电视，我忽然感觉到我上来错了，但是我不可能就这样下去，我无聊地在各个房间里乱转，问她一些可问可不问的问题，又跑去卫生间小便，又借了她男朋友一本书，在这期间她一直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对我的问题她有问必答，但是我清晰地感觉到她希望我快点走。

　　或许并不是如此吗？我怎么知道呢？在进门之前，她一直都表现地热情、可爱，甚至还会撒一些小小的娇，诉说男朋友离开的苦闷，那道门似乎是一道分界线，门里面的她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冰冷、刻制。于是我在借了书之后，就礼貌地道别离去了。

　　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起这件事，就仿佛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她对我的态度仍然跟以前一样，热情中包含着些许的亲昵，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跟男朋友提起过这件事，似乎没有，但她是如何解释我借了那本书这件事呢？这似乎只是一个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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