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后汉“党人群体”到邺下文人
后汉“党人群体”的人格建构中，有正统孔儒的圣人崇拜，忧患于国事的大群体自觉，以及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行为准则。邺下人格的心理构成中，同样有着“忧患”与“崇拜”。然而，忧患或崇拜的内容，已多半不是大一统的皇室社稷，以及为此舍生的壮行义举。王粲自己“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邺下文人，为血泊中的大地与饥民而哭泣。对现实丧乱与民生疾苦的忧患，在他们的生活与艺术行为中，升腾为对建功立业的渴示（原文如此，似应为“求”），对乱世豪杰的咏歌：“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诗》）
邺下人格的深层建构中，与“慨当以慷”之高亢相伴随的，是“去日苦多”之低回。邺下人格的英雄主义，早已没有党人的那种义无无反顾式的执著，没有那种政治色彩浓郁的生命行为。他们更重的文人气质，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并打上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印记，全然是一种个体性咏唱，既是唱征夫、思妇、孤儿、游子等别人的歌，更是唱诗人自己的歌，倾诉诗人内心深处的郁闷，以及对生命对感性的独特感受。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诗体之变与诗人之变》第三章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一版一印 朱光宝 著
2、竹林七贤
竹林中人不是邺城中人，至少在游于竹林时，无须与统治者保持一致。……竹林文人淡化邺城文人很强的忧患感和功名心，他们的人格理想，是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是“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是“逍遥浮世，与道俱成”。（阮籍《大人先生传》）
邺下文人那种外化于政治军事行为的执著，在竹林文人这里，却内聚为心灵深处的徘徊。……首先是在“出”与“入”之间徘徊。……（其次是在“狂”与“慎”之间徘徊，最后，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以“大人先生”为人格理想，以“越名任心”为行为方式，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还原为人格建构中的心灵徘徊——这便是“竹林七贤”的基本特征。
——同上
3、西晋文人
人格自然说始于东汉，汉魏之际已颇为流行，……正始时期思想活跃而多元化，各型人物都可以自由地表现个性，发展各自的人格。当时，即使那些服膺儒术、谨守礼教的正统儒士，也受自然人格和清谈风气的影响。……循礼教者也可以体自然。这当然不是极端派的自然，更非反礼教者的自然，而是礼教基础上的自然。这种自然实际上只是有节制地表现言谈、容止之美，表现一点风流雅尚的潇洒。正始玄学将体自然当做重要的问题来论辩，出现了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和王弼的在自然基础上建立名教这样两种观点。嵇阮诸人具有自由浪漫的精神，他们的体自然中包含了许多批判精神。
……
西晋诗人似乎领会吸取了“自然”之义，但这是循礼教者的“自然”。高平陵政变后，思想与人格上的纯任自然者，即使不被杀害、黜除，也要经受很大的压力，行为也要做相应的调节。西晋文人追求的风流雅尚和正始诗人包含批判性的自由浪漫精神，“视之虽近，邈若山河”。嵇康、阮籍作为某种人格典范，在晋人处只存了一个“影子”，是西晋人理解的嵇阮，而非历史上存在的真实的嵇阮，这是魏晋之际人格模式转变的微妙处。这种转变，首先跟西晋文人的出身和生存处境有关。
西晋文人以寒素为主体，多学而优则仕，行事著文自然与士族不一样。他们博学、慎思、明辨，学问渊博超过前代文人，但他们缺乏磅礴的激情和笃行的信念，也缺乏创造的精神和能力。他们对文学的技巧、体制、风格、渊源流变的研精探微，超过了明几辈的文人，但文学的观念反比前人保守得多，对文学精神的体验也不及前人。这一切都跟他们独特的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有关。这种人格模式的基本表现是，谨身守礼、儒雅尚文、谦柔自牧、宅心仁远、通达机变，具有浓郁折中的调和色彩。因而，我们看到，和汉儒相比，明经致用、服膺礼教相仿，但他们外表通脱一些，也更有文采。他们也如正始玄学家那样探寻根本、研精入微，却没有后者那样深刻，也不像阮籍、嵇康那样外表自由放达、内心激烈忧郁。他们的处境与表现与邺下文士有不少相似处，他们的文学也直接继承邺下文学，但邺下文人弘道济世的气概，他们又没有，他们更缺乏邺下文人因颠沛流离养成的对社会人群的广博同情心。
从魏齐王芳嘉平（249年始）年间到晋武帝太康年间，是司马氏的强权时代。魏末，司马氏在排除异己、倾移大政的同时，也致力于清除异端思想和异端人格，试图恢复礼教一统的局面。司马氏表面崇儒，实质上却运用权谋术数，刘勰评曰“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文心雕龙·时序》）。司马氏驭政的法宝是道家的克柔之术和法家的“硬”、“狠”手段，自然真儒教并没有恢复。外儒内道，或者外儒内法为这一时期的主导人格模式。就道而言，也只取其柔克、机变的“内家功”；就“法”而言，不是取其法制整齐，而是取其权术。要立于那个时代，被司马氏认可，就得穿了礼教的外衣，包藏道、法的机心，魏晋之际的名臣大抵如此。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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