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第二十六

2010.8.29

1、慧远教团的经济来源

《慧远评传》第一百三十三页：

木全德雄在围绕慧远与宗炳作社会思想史的考察时，敏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庐山的慧远教团，在经济上是基于怎样的援助而成立的？”¹进而根据现有史料作出了如下的分析与推测：“从《高僧传》的记载中仅知，宋武帝送来了钱米，且最初入庐山时刺史桓伊为慧远建立东林寺等。但是从‘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赞词中，反而可证他不在俗间行乞，而且慧远身上也没有其师道安那种劳作获粮的作风²，在致桓玄的书简中也频频以‘檀越’相称³，《沙门不敬王者论》末尾的一位宾客之语中有‘今王公献供，信士屈体’，都反映出教团的维持主要有赖于豪族、王侯的喜舍。”⁴

桶按：桓玄亦曾供养慧远教团。

2、慧远教团与会稽僧人的区别

同上，第一百三十九页：

庐山慧远教团的经济生活形态类似于会稽，即留有与世俗权势者的经济上的联系，但慧远追求超越的姿态不甚同于老庄式的放旷，在他身上往往显出抗俗的棱角。乞食的僧人（桶按：指京师僧人由于受外国僧人的影响惯于以乞食为生。）由于在物质上对世俗无所依存，便于达到精神上的无所住性；而对世俗有所依赖的僧人，为了实现超越的目标，实需要付出更大的心灵智慧和精神力量。会稽支遁等人似偏于以智处世，圆通而不避取巧；庐山慧远则偏于以德行事，方正而不避固执。这种靠弘毅的精神力量而固守其道的人生，具有某种儒家的品味，也使慧远更像是一位教中的儒者。

notes

¹ 日文，待输入。

² 案：《高僧传·道安传》载其年少出家时，因“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木全德雄说道安有“劳作获粮的作风”，当是据此而言。但这条史料毕竟是少年时的一段非正常经历，重在说明道安的处变而“无怨”，似不在说明其一生有劳作自食之力。

³ 慧远迎请僧伽提婆译经时，亦有地方官为之赞助。《出三藏记集》卷一0（佚名）《阿毗昙心序》曰：太元十六年冬，“于浔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先译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来年秋，复重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时众僧上座竺法根，支僧纯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优婆塞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越，并共劝佐而兴立焉。”

⁴ 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