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产阶级是另一种游牧民族，他们在地球上（如果可以他们希望他们的草原是整个宇宙）放牧他们的金色绵羊，他们与成吉思汗的部族最本质的不同是：成吉思汗的绵羊啃食青草，而资产阶级的绵羊啃食人类。
2、如果资产阶级的唯一目的就是拥有更多的金钱，那么可不可以将地主阶级的唯一目的界定为“拥有更多的土地”？
3 、关于暴民，见第221-222页：
“暴民从资本主义组织过程中兴起，19世纪一切重要的历史学家都早已注意到它小心翼翼而又急不可耐地成长。从布克哈特（Jaclb Burckhardt）到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历史学家正是从这一思考中产生了历史悲观主义（historical pessimism）。但是，历史学家们悲观地对这一现象本身持有先入之见，他们未能抓住一点，即，不能将暴民同正在成长的工业工人阶级混为一谈，当然更不能同民众整体混为一谈，实际上它由各个阶级被排斥的人组成。这种构成似乎使得暴民及其代表像是泯除了阶级差异，站在划分为阶级的民族之外的就是人民本身（纳粹会称之为‘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而不是人民的扭曲和丑化形式。历史悲观论者懂得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实质上极不负责任，他们也准确地预见到暴民有可能将民主扭转为暴政，从暴民中会产生暴君，暴君须依靠暴民的支持。他们未能懂得的是，暴民不仅是渣滓，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直接产生的副产品，所以它同资产阶级从来不会完全分离。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未能注意到，上流社会常常滋生出对底层社会的钦羡，这像一条线贯穿于整个19世纪，它连续不断地、一步一步地在所有道德问题上退却，它越来越欣赏后辈们的无政府主义的玩世不恭态度。在世纪交替之际，德雷富斯事件显示出法国的底层社会和上流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明确地将任何一个反德雷富斯派的‘英雄’归入底层社会或上流社会。“
4、关于暴民，见第284页：
“南非的种族社会一向有着混乱的预兆，这极大地教育了暴民，一个被剥夺权利的群体可以通过暴力来造出一个比它更低贱的阶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需要一场革命，而是与统治阶级的各个群体结伙，而外国民族和落后民族则提供了实施这种策略的最佳机会。”
5、关于阿拉伯的劳伦斯，见第298-301页：
“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指极权主义的到来），帝国主义者们毁灭了像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这样从冒险家（在很大程度上混合了屠龙者[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有道德的官僚]性质）转变为间谍的最优秀的人。后来再未有过这样一个体面的人如此纯粹地从事过秘密政治活动。劳伦斯(T·E·Lawrence)无畏地以自身做实验，然后归来时却相信自己属于‘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他认为这是因为‘老人东山再起，攫取了我们的胜利’，目的是为了‘根据他们熟悉的先前世界的样子再造世界’1。其实老人们在这方面收效甚差，于是将这胜利连同他们的权力，都移交给了同属‘失落的一代’中的其他人，这些人既不老，也同劳伦斯不一样。劳伦斯与他们的区别，唯在于他仍然坚持一种早已失去一切客观基础的、一种只包含私人的、必定是唐·吉诃德式骑士态度的道德观。
“劳伦斯受诱惑去当在阿拉伯的特务，因为他有强烈的愿望要离开一个充斥着愚妄尊荣的世界，它的单调沉闷简直毫无意义，因为他厌恶这个世界，也厌恶自己。阿拉伯文明中最吸引他的一点是它的‘质朴的教理……也明显包含了一种质朴的道德观’，它‘无需家庭的守护神就能使自己变得高尚’2。在他回到英国文明的环境之后，他最想避开的是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最后令人不可理解地居然报名在英国军队当一名士兵，军队明显地是一个以舍去他的个性来换得人的荣誉的唯一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劳伦斯被派去阿拉伯和近东，去唤起人们反抗土耳其人的压迫，站在英国一边作战，这时他真正投入了这场伟大游戏。只有当在阿拉伯各部落中间发动起一场民族运动，一场最终服务于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他才能达到目的。劳伦斯不得不表现出他的最大兴趣是在阿拉伯民族运动，他干得出色是因为他自己相信这个运动。但是他后来又不属于他们，他根本不能够‘想他们所想’和‘装扮他们的性格’。3 他假装自己是一个阿拉伯人，这只会失去他的‘英国人的自我’(English self)，4 并且醉心于用完全秘密状态来达到自我忘却，而不是用克洛默勋爵（1883-1907年任埃及的英国执政官，亦是‘屠龙者’之一）可能使用的对落后民族的仁慈统治的明显正当理由来欺骗自己。他比克洛默年长而且不幸，所以他最大的愉快是扮演一种角色，需要调整他的整个人格，直到他适应伟大游戏，直到他变成阿拉伯民族运动力量的化身，直到他在和必然大于他自身的各种力量的神秘连接中失去一切天然的虚荣，直到他自发地，而不是连接各种历史力量，达到一种极度的‘轻蔑，不是对别人，而是对他们所做的一切’。
“战争结束时，劳伦斯不得不放弃做特务的各种借口，恢复了他的‘英国人的自我’，5 他‘用新的眼光打量着西方，以及它的一切习俗。对我而言，他们毁灭了一切。’6 没有哪一种宣传力量能够赞美或限制伟大游戏，这个游戏提升了他，使他在20多岁时就超越国王和宰相们，因为他‘造就了他们，或者说玩弄了他们’，7 他带着隐姓埋名的心理纠结回到故乡，深信他这一生中不可能再做令他满意的事情了。他从自己的准确知识中得出结论，不是他自己了不起，而是他扮演的角色了不起；是游戏的结果了不起，而不是他做的事了不起。现在他‘不想再做了不起的人了’，他决心‘不再做受人尊敬的人’，因此他就‘平息了……想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愿望’。8 他曾经是一种力量的幻影，当那种力量、那种功能被拿走时，他变成众生之中的幻影。他疯狂地寻找的是想扮演另一种角色，而这正巧是‘游戏’，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和善而又不理解地向他询问的正是这场游戏，他的询问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纪说话，不明白一个有如此巨大成就的人为何不能拥有这些成就。9 只有另一种角色、另一种作用才足以防止他自己或这个世界将他的事迹同阿拉伯等同起来，用一种新的个性取代他的旧的自我。他不想成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不想在失去旧的自我以后再去重新获得一个新的自我。他的伟大在于他有热情去拒绝廉价的妥协，轻而易举地进入受人尊重的现实，他从来不会不意识到，他一向只是一种功能，只扮演了一个角色，所以‘不应该以任何形式从他在阿拉伯所做的一切中受惠。他拒绝了自己争得的荣誉。他必须放弃根据他的名声而为他提供的工作，他也不允许自己利用成功而以劳伦斯的名字替报纸写文章获得报酬。’10
劳伦斯令人感动的苦难和伟大的全部故事，不是领取薪水的官员和雇用的间谍的简单故事，而是一个真正的特务或真正的官员的故事，他真诚地相信自己进入了——或者说被驱动着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潮流，变成了统治世界的秘密力量的一名官员或特务。“我将我的手推车推进永恒的潮流，所以它比横渡或上溯的速度更快。最后我并不是相信阿拉伯的运动：而是认为它在当时当地是必然的。”11 正如克洛默为了印度而统治埃及，罗德斯为了进一步扩张而统治南非，劳伦斯的行动是出于某种将来的、不可预测的目的。他从中唯一能感到满意的来自于一种作用感，或者受某种大运动的欢迎或驱动，但欠缺对某种有限的成就的冷静良知。他回到伦敦后，处于绝望之中，想找到一种事情来取代这类“自我满足”，“而只要（原文如此）从摩托车的狂飙中获得”。12 劳伦斯虽然并未被一种狂热运动的意识形态控制，或许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会受制于同时代的迷信，但他早就体验过那种魅力了，那些迷信是永恒的运动之潮流，而他已经对人类一切可能的责任感到绝望。他投身于其中，除了某种朦胧的庄重和以“正确行事”为自豪，此外一无所获。“我至今仍感到迷惑，个人的价值有多大？我猜想是很大的，只要他行事正确。”13 那么，这就是西方人真正的骄傲，他不以自身为终点，就不再给世界规定法律而做“一件自己的事，或明显地属于他自己的事”，14 而是“只要他正确行事”，他就有机会同“历史”和“必然”的各种秘密力量结盟——而他自己在其中只不过是一种功能。
11、逃避似乎是群众的本能，他们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6、关于多民族国家，见第244页：
“就它们（奥匈帝国和俄国）对多民族国家领土的统治而言，它们同其他政府的区别在于由一种官僚制度来直接地统治各民族，而不仅仅是剥削它们；政党难起有意义的作用，国会没有立法功能；国家通过发布命令来实施统治。议会对奥匈帝国来说只是一个草率含糊的辩论协会。在俄国和战前的奥地利，很难找到严肃的反对党，只有议会之外的团体才发挥反对派作用，它们知道，一旦进入了议会体系，只会失去群众对它们的广泛注意和支持。”
7、关于“国家通过发布命令来实施统治”，见第244-245页：
“从法律的角度看，官僚政制的政府靠命令来统治，这意味着权力变成了一切立法的直接来源，而在宪法政府中它只能加强法律。还有，命令发布是匿名的（而依据法律，总可以追溯到具体的人或会议），因此，总好像出自某种统治一切的权力而无须论证其合法性。波别耶多诺也夫嘲笑法律是‘圈套’，这是对执政者的永久性嘲笑，假设立法者缺乏自由，受囿于原则，司法者迟钝，受到解释法律的限制。官僚仅仅管辖一些命令，幻想经常性的行动，感到自己绝对优越于那些‘不求实际’的民众，认为他们永远只纠缠于‘法律细节’，所以总站在权力的范围之外，成为他获得一切的来源。
“统治者认为法律是无力的(powerless)，因为根据定义，法律与其实际应用是分离的。另一方面，命令只有在应用时才存在；除了可应用性之外，它无须证明其正当性。的确，一切政府在紧急状态下都使用命令，但是那里的紧急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合理性证明和自动的限制。在官僚制政府中，命令以它们赤裸裸的纯粹形式出现，似乎它们不再由权势人物发布，而是权力的化身，统治者则不过是偶然的代表。在命令的背后，没有哪一条一般原则是简单的原因可以理解的，专家所详细了解的也只有不断变化的环境。命令统治下的民众从来不知是什么在统治他们，因为命令本身也是不可理解的，一切统治者保持主体地位的方法是精心封锁具体情况及其实际意义。殖民帝国主义也靠命令来统治，有时甚至称之为‘法令的政府’(régime des décrets)，15 这是很危险的；然而统治当地人民的人都是外来的，感觉像是篡位者，因此在被统治民族中的影响也减弱了。只有像在俄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地方，才认可当地统治者和当地官僚政制为合法政府，可以用命令的统治来创造独断和神秘的气氛，作为它的唯一有效手段。“
8、旧式官僚统治和极权主义的区别，见第245页：
“旧式的官僚统治和最新的权权主义之间最显眼的区别之一，是俄国和奥地利战前的统治者们满足于一种权力虚耗的光芒，满足于对外在的命运的控制，而使灵魂的内在生命保持完整。极权主义的官僚政制对绝对权力的含义有更完整的理解，用同样的粗暴态度践踏私人生活和他的内心生命。这种极端有效的统治，造成了它统治下的人的内在天性随同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一起被扼杀，以致旧有官僚政制的单纯政治衰竭变成了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整体的衰竭。”
9、关于卡夫卡，见第246页：
“奥地利的官僚政制并未激发起深刻的谎话，而是造就了它的一位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使他成为针对全部现实的幽默作家和批评家。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很懂得那种对命运的迷信，它主宰了生活在偶然事件之永恒规则下的人，一种必然倾向是将具体的超人类含义读解为偶发事件，其理性意义是无法了解和理解的。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类民族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的哀婉而优美的悲惨民间故事大大高于幸运民族的轻松而欢快的文学作品。他提示了必然性——甚至是恶的必然性——的傲慢，也提示了令人作呕的比喻，将恶与不幸解释成命运。他的作品所创造的奇迹，仅仅是因为他能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创作，生活氛围的主要因素还没有完全显现；他相信自己想象力的巨大力量，能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而且本身能完成现实生活未曾集中关注的问题。16 “
10、群众与暴民的区别，见第314-315页：
“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和它的崩溃后出现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副产品暴民之间的关系。群众与暴民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支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暴民继承了——尽管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标准和态度，而群众则只反映、并且多少有些歪曲一切阶级对公共事务的标准和态度。人在群众中的标准不仅仅是取决于、而且首先是不取决于他曾经从属过的具体阶级，而是取决于普遍的影响和社会上一切阶级心照不宣和不言而喻地共有的信念。”
12、关于对群众的宣传，见第353页：
“换言之，如果说群众被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所蛊惑，因为在他们本质上无家可归的存在中，他们不再能忍受事实的偶然性和不可理解性，那么同样地，他们对虚构的渴望也与人类思维的能力有关，人类思维结构的一致性高于纯粹的思维现象。群众逃避现实，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判决，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又不能在其中生存，因为偶然性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最高主宰，人类需要经常地将混乱的、偶然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相对地比较一致的人为条件。群众反对‘现实主义’、常识，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实’(plausibilities of the world)（伯克语），原因是他们的分子化，他们失去社会地位，随之失去整个社群关系，而常识本来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意义。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有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
13、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权，见第393-395页：
“非极权主义世界在它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外交事务上许多错误（最显著的例子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时相信希特勒，在雅尔塔会议时相信斯大林）可以清晰地追溯，是由于经验和常识突然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与一切期望相反，重要的让步和国际声望的极大提高，无助于将极权主义国家重新纳入国际礼让，或使它们放弃谎言抱怨，反而促使它们利用暴力工具，导致在一切情况下都增加了对愿意和它们妥协的其他大国的敌视。
“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失望与早先背着的观察家和同情者对新革命政府的失望一样。他们原选期望的是建立新的机构，创造新的法规，无论其内容多么具革命性，都能导致稳定的状态，由此至少在极权主义运动奢政权的国家里阻止它的势头。实际情况正相反，在苏联和纳粹德国，恐怖的增加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成反比，所以，政治反对派看来不是实施恐怖的借口（正如自由派批评者们对政府不会下这样的结论），而是它在盛怒时的最后障碍。17
“更令极权主义政体烦恼的是处理宪法问题。纳粹在掌权初期发布过大量的法律和法令，但是从不正式废除魏玛宪法；他们甚至让政府部门多少还有点作用——这一事实引起当地和外国许多观察家们希望对纳粹党有所限制，新政权能够迅速正常化。但是，随着纽伦堡法律的颁布，这种情况的发展就终止了，结果是纳粹本身对自己的立法毫不关心。相反，‘只有时常走向更新领域’，以致最后由纳粹制造的‘国家秘密警察的目标和范围’以及其他一切国家或正常机构的目标与范围，能够‘不受针对它们而发布的法律与规定的约束’。18
14、关于集中营事件在现代的危险性，见第460页，是第十二章最后一段的一部分：
“死尸工厂和遗弃人的洞穴的危险性在于，如今人口到处在增长，无家可归的现象也到处在增长，如果我们继续根据功利主义来思考世界，那么，人民群众仍然会变成多余者。在每一个地方，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变成多余物的极权主义工具共谋。群众的功利主义常识能明白暗藏的诱惑，在大多数国家里，大众仍然十分恐惧死亡。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可以确信，他们的杀人工厂显示了能够迅速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清除从经济上来看是多余的、在社会上是无根的人类群众，这既是一种吸引，也是一种警告。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
notes
1 见劳伦斯：《智慧的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引论（第1版，1926），后来再版时根据萧伯纳的劝告而略去。可参见劳伦斯：《书信集》，戴维·伽奈特(David Garnett)主编（纽约，1939），262页。
2 引自1918年的一封信。见劳伦斯：《书信集》，244页。
3 见劳伦斯：《智慧的七大柱石》，1938年版，第1章。
4 同上。
5 这一过程如何令人怀疑，如何困难，由下面一则轶事作了描述：“劳伦斯受邀请出席克拉里奇(Claridge)家的晚宴以及晚宴后在哈利·林赛夫人(Mrs.Harry Lindsay)家的晚会。他躲过了晚宴，但是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去赴晚会。“这事发生在1919年，见《书信集》，371页。
6 同1。
7 劳伦斯在1929年写道：“任何一个像我那样快速上升……并且在世界的上层看到这么多内幕的人，都可能失去抱负，厌倦于普通的行动。我不是国王或者宰相，但是我造就了他们，或者说玩弄了他们，自那以后，在这一方面我就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书信集》，616页。
8 见劳伦斯：《书信集》，尤可参照1918年的信（244页）以及1923年（447页）和1928的（616页）两封致萧伯纳的信。
9 萧伯纳在1928年问劳伦斯“你的游戏究竟是什么？并且劝告说他在军队里的角色或者他在寻找的一份守夜人的工作（他认为可以“有许多良好的关系”）不太正经。
10 见劳伦斯：《书信集》，264页。
11 见劳伦斯：《书信集》，1930年的信，693页。
12 见劳伦斯：《书信集》，1924年的信，456页。
13 见劳伦斯：《书信集》，1930年的信，693页。
14 见劳伦斯：《书信集》，第1章。
15 见拉歇尔(M.Lrcher)：《论阿尔及利亚立法的基础》(Traité Elémentairé de Législation Algérienne)(1903)，第二卷，150-152页：“法国所有的殖民地政府都是法令政府。”
16 尤见《城堡》(The Castle)(1930)中意义深远的巴那贝斯的故事，读起来像对俄罗斯文学中可怕情形的滑稽模仿。这个家族生活在诅咒之下，被当作麻风病人那样对待，一直到他们自己察觉，而这也只是因为他们的美貌女儿之一有一次敢于拒绝一位重要官吏的非礼。村民们事无巨细皆受官僚控制，奴隶们受到握有绝对权力的官吏们奇怪念头的支配，他们长久以来就明白，生活的好坏对他们来说只是“命运”，是他们无力改变的。小说揭露的不是无辜地送一封淫猥的信的K，而是腐败的收信人。村民们所说的“命运”就是这个意思。据K看来，“这不公平，太可恶，但是（他是）村里唯一有那种观点的人。”
17 根据常识，在俄国，“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之严厉，与国家变平静成正比。”（西利加：《俄国之谜》，224页）多伊切（《斯大林政治传记》，218页）认为，在胜利时，“革命的解放精神”消失的原因可以见诸农民的态度的改变：他们转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越是坚决，就越相信地主和白俄将军们的力量已经破灭。”根据1930年发生恐怖的方向来看，这一解释似乎相当无力。它也没说清完全的恐怖并非开始于20年代，而是开始于30年代，当时农民阶级的反抗在这种情势下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因素。赫鲁晓夫也指出：“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当时并未使用极端的镇压措施”来对付反对派，对付布哈林时也未用极端的镇压措施，而是在他们被击败之后很长时间，“才开始对他们镇压”。 纳粹政府的恐怖在战时达到巅峰，当时德国民族实际上“已经统一”。恐怖的准备阶段回溯到1936年，当时一切有组织的内部抵抗都已停止，希姆莱提议扩建集中营。1943年希姆莱在哈尔科夫对冲锋队领导人的演讲表明这种压迫的特点是无视反抗：“我们只有一项任务，毫不留情地执行种族斗争。我们绝不会让那种优秀武器，亦即在哈尔科夫战役中开始的可怕名声黯然失色，相反会使它经常增添新的意义。”
18 见芒兹：《警察的形式与权限》，5页和49页。纳粹很少想到自己颁布的法律和法规，这可以从他们的一名宪法法官的随意评论中看到。他觉得尽管缺少全面的法律新秩序，但是有一种“全面的改革”。（见恩斯特·休伯[Ernst R.Huber]：《论德国警察》[Die deutsche Polizei]，载《总体国家学说研究期刊》，第101卷，1940年1月，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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