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1月第一版，2005年7月北京第5次印刷，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前面有“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六级四班同学和文学史教研室教师”共同写的题为“历代陶渊明研究情况简介”的序，观点很革命，但内容也还算全面。
本书是“资料汇编”的性质，所以虽然是革命年代编写的，但倒还看不出多少当时时代的特点。相反的是，这种撷取收录的性质，反倒使陶渊明变成了一面大大的镜子，活生生地照出历代文人的嘴脸来——嘴脸在这里只有一点点的贬义。
但其实陶渊明之成为一面镜子，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更不是现在才被我“孤明先发”地发现的，早在明朝，就有一个叫……的人，说“唐人多宦情，宋人多理障”，这里的“宦情”，自然是指唐人大多更关注陶渊明的出处，就是出不出来做官，这里面大多是同情的，但也有讽刺陶渊明因为不出来做官而饿肚子不得不去乞食的，比如王维；宋人的“理障”，则是指宋人多关注陶渊明的忠与贞，这里面又尤其夸赞陶渊明的忠于晋室，以至于把陶渊明的所有诗都跟他的“忠”牵扯到一起去了，把诗解释得都没有诗味而变成了哑谜，这大约就是宋人的“理障”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区分，所以唐代的人多关注陶渊明思想里面的道家成分，关注陶渊明的隐士的身份，甚至连杜甫这样的儒家诗人，都在戏谑陶渊明太过于喜欢自己的孩子，没有道家应该有的达观（他在《遣兴五首其一》里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但结果后来又有人翻出杜甫自己的诗来，说你杜少陵对自己的儿子更挂怀呢！不过那首诗也是好诗，我很喜欢，是他的《忆幼子（字骥子，时隔绝在鄜州）》：“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这首诗，正可与陶渊明的“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相对照，而杜甫要比陶渊明惨，他所忆的幼子，后来是活活饿死了，他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宋人就跟唐人相反，拼命地要翻出陶渊明的儒家思想出来（因为儒家是讲“忠”的，因此讨论陶渊明的关键首先就是他是忠还是不忠，如果忠的话又有多忠，是只有自己忠还是连他的祖先都忠），这里面影响最大的大约就是朱熹，他说陶渊明“耻复屈身后代”、“耻事二姓”，又说渊明的诗也有豪放的比如《咏荆轲》，虽然这些都不算是朱熹的创见，但是被朱熹说出来，影响自然不同，于是一直到明清时期，说陶渊明是一个儒家忠于晋室的声音，都不绝于耳。
然而明清也还可以细分，金元仍承宋人遗绪，明前期则多论渊明诗艺，至郎瑛方承宋儒之说，以性理来解渊明诗，又翻出纪甲子的公案来，以为蔡采之《碧湖杂记》的观点不对，还是思悦的观点妥帖，但仍未论及渊明忠不忠晋的问题，归有光喜陶渊明之冲淡平和、安贫乐道，亦未论及忠晋之事，陆树声喜其特立惕厉，而又忧世乐天并行不悖，焦竑则喜其真，直到茅坤才重新提起《咏荆轲》、《感士不遇赋》等诗文，以为渊明是欲学张良“击博浪沙中”而不成，茅坤之后，论者多涉及陶渊明之人格，且多有发明，崔铣说渊明“洁身如嵇康而安，（上艹下逊）保如孙登而平，放志如阮籍而法”，游潜引张翠屏《题渊明归隐图》诗，说渊明是“苟遇知己，虽死可以许之，况于食其禄乎”，又引黄庭坚言，说渊明其实也是一个慈祥戏谑的父亲，在这些对渊明人格的议论中，大多都比较偏重渊明人格里所具有的儒者的一面，明确地提到陶渊明忠于晋室的是毛晋，他在《陶靖节集序》里说：“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明君臣之义之心则一也。”毛晋生于1599年，死于1659年，所处时代已属明末，时代变迁之际，重提忠君之大义，也是正常的了。当时论及陶渊明之忠贞的，还有张溥，他说“君臣大义，蒙难欲明，仕则为（颜）清臣，不仕则为元亮”，还有赵维寰，他对比谢灵运和陶渊明之结局，以为渊明“凛然《春秋大义》，虽寄怀沉湎，而德辉弥上”。要之明朝人论渊明，重点多放在论渊明诗之妙处，只是到明朝末期才开始论及渊明之人格与忠贞，而论渊明人格时重点亦放在其中儒家的成分上。
清初论渊明者两人，一是黄宗羲，一是顾炎武，黄宗羲引徐姓不肯剃发者引宗族数十人避雁宕山事与桃花源事做对比，以为“秦虽暴，何至人人不能保有其身体发肤；即无桃花源，亦何往而不可避乎？”顾炎武则借论渊明之真，讽刺当时文人之辞伪，又说“陶征士、韦苏州，非直狷介，实有志天下者”，大约在当时文网之下，这两个人所发之议论，不能直言忠于明朝，所以只能曲折表白，旁敲侧击，但其中的沉痛，却是明明白白的。不过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之王夫之，已经只论渊明诗艺而不及其余（或者此书未收入），但似乎也有漏网之鱼，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里，却也明明白白地提到“靖节独当易姓之际，更有难于言者，观入宋以后诗，以甲子纪年，何尝一刻忘君哉”，但这里吴淇所指之君，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清朝的皇帝而非明朝的皇帝，这种怀疑是有理由的，吴淇是顺治戊戌进士，历官镇江同知，他这时所说的君，自然只能被看作是清朝的皇帝，而不是明朝的，至于吴淇是不是暗中又有别的意思，就不是这里可以推测的了。比吴淇同时或稍迟，还有陈祚明和朱鹤龄，这两个人倒是明明白白地提到渊明的忠，陈祚明说：“千秋之诗，谓惟陶与杜可也。”朱鹤龄则说：“论隐逸者，不难于承平之时，而难于易姓之代。”之后的论者，提到陶渊明时，也大多涉及他于易姓之际的忠贞，而且甲子公案似乎再度热门起来，连续有人对此公案提出自己的见解，便是王士祯，虽是当时显贵，但也仍然说“阮、陶二公在典午，皆高流，然嗣宗能辞婚司马氏，而不能不为公卿作《劝进表》，其品远出渊明下矣”。这些论及渊明之忠晋者，用意可能大为不同，如朱鹤龄和陈祚明，终身未仕，则他们论渊明，可能是另有所托，如王士祯这样的，他们论渊明，或者可能真有喻意，或者竟也不免有向清朝皇帝卖好之嫌。但清朝的皇帝是早已祭了明皇帝的陵了，俨然已经是明朝皇统的法定继承人，而统治也早已稳固，自然不必再斤斤计较于文人们的旁敲侧击，而如陶渊明这样的大忠臣，反倒是要大大地表彰的，好把他当作引导文人们忠于自己的榜样，这样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康熙年间，有一个叫程生崟的文人，是大学者吴瞻泰的门生，他奇怪于没有人注陶诗，于是问他的老师吴瞻泰说：“方今圣学休明，诗坛鼓吹，海内词人，注杜注韩，注白注苏，标新斗丽，熠熠缥缃，而独无注陶善本行世，岂真谓清庙明堂之音，不俪伯牙之琴、苏门之啸耶？”你看，康熙年间的文人，已经认为“圣学休明”了，而吴瞻泰是把这个写在他的《陶诗汇注》的序中的，显然也是同意这门生所说的“方今圣学休明”的盛景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沈德潜，他在《说诗晬语》中提到：“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这里提到了陶渊明的躬耕，前人提到的比较少（苏轼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道：“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后来成为了论陶的重点。清人的学术相较前代为高，论陶也多有发明，如恽英、陶澎、方东树、潘德舆、方宗诚等人，所提出的观点皆值得参考，方东树勇猛精进，不满于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生活哲学，之前的人似乎没有像他这样斩钉截铁的，接方东树一脉的，有谭嗣同，他评价陶渊明“兴亡之际，盖难言之。使不幸而居高位，必铮铮以烈鸣矣”，这句话，倒像是他自己的自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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