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家伯夷陶渊明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约生于365年，逝于427年。陶渊明的诗文成就极高，其诗歌被视为中国田园诗的最高水平，以至于有人称他为“诗家伯夷”，其文章如《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也在中国的文学史中有极高地位，不仅如此，陶渊明还以其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李白、苏轼、朱熹、谭嗣同等人都对他推崇有加。
强悍的曾祖陶侃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也是一位极有名的人物，他曾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长沙郡公，甚至有传言说他临死前对东晋皇帝的宝座曾经有觊觎之心，只不过因为想起年轻时做过的一个梦，梦到自己身生八翼飞上天庭，在飞到第九重天时被天庭门阍打下来了，才息了篡位的野心。陶侃的出身也不能说是寒微，他的父亲陶丹原本是东吴的扬武将军，只不过因为东吴为晋所灭，陶家自然就败落了。他原本是鄱阳人，吴平后徙家至庐江寻阳，那时他的父亲大概也死了，他自己在寻阳县里做个小吏，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家里穷得可以说是几乎无米下锅。当时有一个鄱阳孝廉叫范逵的，要到京城去当官，路过陶侃家门前，大概因为陶家以前也是当官的，所以前来拜访兼投宿。范逵的随从很多，车马也不少，陶家自己穷得都无米下锅了，根本就没有办法招待他们。但是陶侃的母亲湛氏却很镇静，她让陶侃出去招呼客人，自己把睡觉用的新草席斩碎了用来喂马，又剪下满头长发换来几斛米煮饭给客人吃，没有柴火了就把房柱砍下来当柴烧，结果不仅范逵自己得到了合乎礼数的招待，连范逵的手下人也都很满意。范逵离去的时候，陶侃一直送出了有一百多里路，连范逵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对陶侃说：“送得很远了，您可以回去了。”但是陶侃还是不回去，于是范逵又说：“您放心吧，我到洛阳一定会说您的好话的。”陶侃得到了范逵的这句承诺，才放心地回家去。而范逵也果然没有失信，到洛阳后尽力向名流们推荐陶侃，而陶侃也因为得到范逵的推荐，先是到庐江郡里去做了督邮，后来又到洛阳去做太子中庶子，从此飞黄腾达。
外祖父孟嘉是一位优雅的贵族
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则是桓温的长史孟嘉的第四女。孟嘉在当时也是一位名流，他的曾祖孟宗是东吴的司空，祖父孟辑曾任晋庐陵太守，孟嘉自己也有很多风雅的事情被收入了《世说新语》，比如桓温曾问孟嘉：“听伎乐，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什么呢？”孟嘉答道：“渐近自然。”又比如，豫章太守褚裒以善识人知名，他去拜访庾亮，庾亮准备了盛大的筵席，召集了州府名流来招待他，当时孟嘉正好在庾亮幕府内任劝学从事，因此也在座，不过排在末座较远的地方，禇裒问庾亮：“我听说孟嘉在江州，他人现在在哪里？”庾亮说：“他也在座，您自己找好了。”禇裒就一个个人看过去，最后指着孟嘉对庾亮说：“这位君子风采与别人稍有不同，莫非就是他？”庾亮甚是得意，一方面为禇裒的善于识人而感到惊讶，另一方面也为孟嘉能够得到禇裒的赞赏而高兴。
陶渊明对自己的这位外祖父可以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曾为孟嘉作传，题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里面又写到孟嘉的另一件风雅的事情：孟嘉曾经做过刺史谢永的别驾，谢永去世，孟嘉前去吊丧。谢永家在会稽，孟嘉到会稽去要经过永兴，高阳人许绚也是一个有名的才子，当时正好也客居于永兴，他乘船出游，与孟嘉相遇，叹道：“永兴的名士我全都认识，却不认得这个人，听说中州有一个人叫孟嘉的，不知道是不是他？只是他怎么会到这里来呢？”于是派人去问孟嘉的仆从，孟嘉对许绚的使者说：“本来是要去拜访许先生的，不过因为我要先去吊丧，所以只能回来的时候再与许先生相见了。”他从会稽回来之后，果然去拜访了许绚，两人相处甚欢，就像是多年的好友一样。
孟嘉对陶渊明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陶渊明温和的性格、对山水的喜爱和饮酒的习惯，可以说都是来自孟嘉。
虚静恬淡的父亲
关于陶渊明的父亲，史书中并没有留下多少资料，甚至连他的父亲是不是叫陶敏，都还是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父亲并没有当过什么大官，这个可以从陶渊明自己的诗歌中得到印证。在他的《命子》诗中，陶渊明非常骄傲地向自己的大儿子陶俨介绍了陶家的祖宗，从上古的陶唐氏（就是尧），到夏的御龙氏商的豕韦氏，再到周的陶叔，依次介绍下来，一直到曾祖长沙郡公陶侃、祖父武昌太守陶茂，再到父亲陶敏，关于陶敏，陶渊明写道：“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这意思是说，自己的父亲性格虚静恬淡，虽然曾经托身仕途，但并不以出处为意，或仕或隐，都淡然对之。
陶敏虽然在陶渊明才八岁时就去世了，但陶渊明对仕途的淡漠和虚静恬淡的性格，却毫无疑问是来自父亲的影响和遗传。
“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
《命子》诗大概是在陶渊明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是为陶渊明的长子陶俨命名而作。此前因生活所迫，陶渊明曾短暂地到郡县里去做过事，大约是如他的曾祖陶侃那样做个小吏，但情况并不如意，陶渊明很快就回到家中了，他对此事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具体原因不明，史传中只说是“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但也有人以为“不洁去就之迹”是指后来陶渊明之任桓玄和刘裕的幕僚。陶俨出生之后不久陶渊明又生下了三个儿子，先是次子陶俟出生，陶俟出生两年是双胞胎陶份和陶佚，这时候陶渊明有二十九岁了，大概是因为孩子太多了养不起，陶渊明不得不再一次出仕了，这一次是到州里去做别驾祭酒。据《宋书·百官志》：“祭酒分掌诸兵、贼、仓、户、水、铠之属。”地位较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兼武装部长，主管州里的军队和警察系统，但是陶渊明仍然没有做多久，就“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了，州里大概以为陶渊明是一个文人，不愿意做别驾祭酒这种武职，又召他回来做主簿，但陶渊明再一次拒绝了。
《劝农》一诗，应该是陶渊明在州祭酒任上写的，本来劝农的事情似乎不应该是祭酒来做，但大概是因为陶渊明的诗写得好，所以人家就把这宣传鼓动的工作交给他了，从这首诗里我们仍然能看到陶渊明的一些书生习气，他虽然说“舜既躬耕，禹亦稼穑”，但在诗末却又说：“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这意思是说：孔子耽于研究道德，鄙视问他稼穑之事的樊须。董仲舒沉迷于学术，三年不窥田园。如果有谁能够放下农事学习孔子和董仲舒，那我必定要向他表达我的敬意，如果不能做到像孔子和董仲舒那样，那么还是老老实实去做农活吧。”
在当时的陶渊明的心目中，读书仍然是高于农事的，而且也可以猜想得到，在陶渊明的青少年时期，他家境其实还算丰裕，他自己也并没有真正地下地从事过农业劳动，要一直到他中年之后，他才能够切身地体会到农事的乐与苦，从而不再以读书为意。
陶渊明三十岁的时候，也就是在陶份和陶佚出生后不久，他的第一个妻子就去世了，大概要到他三十三岁的时候，才娶了继室翟氏，翟氏为他生下了最小的儿子陶佟，并成为陶渊明最后一任妻子，陪伴了陶渊明的一生。
陶渊明三十四岁的时候，寻阳发生了一件极大的事情，桓温的小儿子江州刺史桓玄与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佺期等人会盟于寻阳，并推桓玄为盟主，共同反对当时执政的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大概是因为陶渊明的外祖孟嘉曾经是桓玄的父亲桓温的长史的缘故，再加上当时桓玄是打着要肃清朝政的旗号，于是陶渊明离开了他的家——园田居——到江陵去，成为了桓玄的幕僚。
这件事充分地证明了陶渊明在政治上的幼稚与无知，这大概是陶渊明的最大的缺点。桓玄这个人，乍看上去，是极有才能极有风度的一个人，《晋书·桓玄传》说：“（玄）及长，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可以说，桓玄是当时的贵族里面最优秀的一个，既有地位——是桓温的儿子，袭爵南郡公，长得又好——“形貌瑰奇，风神疏朗”，而且还有才能——“博综艺术，善属文”，是当时的贵族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优秀子弟，所以寻阳会盟的时候，大家推他为盟主，也是正常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人们又很害怕这个桓玄：在皇族看来，他是桓温的儿子，而桓温生前是有篡位的野心的，所以对这样一个“以雄豪自处”的桓玄，自然要有些害怕而有意地去压制他。而其他人为什么要害怕他呢？这事情一下子说不清楚，大概是因为他一方面拥有桓温的旧势力的支持，同时又极骄傲极有野心，然而又因为年轻没有吃过苦头而不知轻重的缘故吧。这些害怕他的人里面，就有荆州刺史殷仲堪，史传里说，殷仲堪刚到荆州任上，就对当时在荆州优游的南郡公桓玄敬而畏之，而后来他也果然被桓玄逼得上吊自杀。还有另一件事，也可以侧面证明桓玄的不招人待见。当时有一个极有名的和尚法号叫慧远的，在庐山上修行，桓玄要慧远下山来见自己，但是慧远是从来不下山的，于是只好称疾婉拒，桓玄便自己跑上庐山去见慧远，《高僧传》里是这样说的：“（玄）乃说征讨之意（征讨殷仲堪），远不答。玄又问：‘何以见愿？’远云：‘愿檀越安稳，使彼亦无他。’玄出山，谓左右曰：‘实乃生所未见。’”慧远对桓玄可谓冷淡之极，桓玄说自己要征讨殷仲堪，征求慧远的意见，而慧远根本就不回答他，桓玄又问慧远对自己有什么期望，慧远却说“只希望檀越能平安无事”，本来桓玄说“何以见愿”，大概是已经把自己当成救世英雄了，以为慧远也要理所应当地把天下生民托付于己，哪里想到慧远却只说“愿你自求多福”，所以桓玄最后下山的时候才会说，“实乃生所未见”，这一方面自然说明了慧远对桓玄的鄙夷，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桓玄实在是在蜜水里长大，被奉承惯了的人，一碰到不买他的账的，就很不习惯。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陶渊明却违背了自己的宿愿，出来给他当幕僚了。然而陶渊明的内心深处仍然是眷恋着自己在农村的田园的，在他任桓玄幕僚其间所写的三首诗中，都流露出了他对家人的思恋和急于回归田园的心情，这三首诗都很优美，我选一首列于下，这首是《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的其中之一：
行行循规路，计日望旧居。
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
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
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
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
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
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陶渊明三十七岁的时候，也就是在他成为桓玄的幕僚三年之后，他的母亲孟氏去世了，这对陶渊明而言自然是一个大悲剧，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在第二年的春天，司马元显和桓玄之间的战端就开启了，而陶渊明因为要回家守丧而避过了这些纷争。
因为司马元显的主将刘牢之的背叛，桓玄很轻易地就取得了胜利，他的军队进入了建康，他自己也成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总百揆，成为掌握东晋实权的人物，次年八月，桓玄自号相国、楚王，十二月，桓玄就逼着晋安帝禅位于己，改国号为大楚，改元永始，正式地当上了皇帝，虽然他这个皇帝的称谓并没能保持多久，——仅仅过了两年，也就是在陶渊明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兵败被杀。
可以想象得到，假如陶渊明的母亲没有去世，那么陶渊明作为桓玄的幕僚，很有可能要随着桓玄到建康去，并不得不接受一官半职，甚至可能连桓玄的受禅文也要由他来参预操刀，那样的话，陶渊明在《晋书》里的传记，就不会被排在隐逸传里，而是要像他的外祖孟嘉被排在桓温的传记之后一样，被排在桓玄的传记之后，与他并列的是殷仲文和卞范之，而不是孟陋、陶淡这样的隐士，而他在后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将是乱臣贼子，而不是忠臣义士。
当然事情也很可能不会那么糟糕，以陶渊明的性格，他很可能在发现桓玄有篡位之心后就会匆忙离开，总之，这些事情已经不是我们现在能猜测得到的了。历史对陶渊明很宽容，但如果仅就当时而论，却有一些严厉，无论如何陶渊明都曾是桓玄的幕僚，而桓玄后来成了篡位者，大概当时的人会对陶渊明有所非议，这也可以从陶渊明的诗歌里看出来，他三十九岁居丧在家时写的一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似乎是在向他从弟同时也是他最亲爱的朋友陶敬远表明自己的心志：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
顾盼莫谁知，荆扉昼长闭。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
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
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
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这诗的大意是说：我隐居于茅屋之中，与外界完全地隔绝了。世间已无知己，所以柴门即便是白天也一直关着。岁暮的长风发出悲凄的号叫，雪已经无休无止地下了一日，我倾耳去听，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声响，但是睁眼一看，却已是满目无垠的洁白。寒气侵入了我的襟袖，颜回那一箪食一瓢饮的窘境我是早已习惯，空空的家里也没有其它的东西可以让我感到愉悦，只好把前贤的书籍再拿来阅读，在这些书里我常常看见为君王献出生命的烈士，他们那样高尚的道德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我只求自己能够遵守孔子“君子固穷”的教导就满足了。平路既然不是我所能走的，那么隐居于山中也不能说是一件蠢事吧。我把这意思告诉你，除了你之外大概也没有别的人能理解我了。
这诗写于十二月，而正是在那一年的十二月，桓玄篡位，改国号为大楚，可见陶渊明写这首诗是有深意的，“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这是说陶渊明已经为人所误解，他以前的朋友可能都已经不再来拜访他了，“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则是在说自己虽然并不愿意去辩解，但自己的人格却是如雪一般纯净的，“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则是在说自己并不愿意如前人那样迂腐地为晋王朝献身，但也不愿意为了富贵而为新的王朝效命。
到这时候，陶渊明已经对桓玄彻底地绝望了，然而此前，在春天，也就是桓玄刚刚进入建康的时候，陶渊明都还是满心欢喜地以为桓玄会扫清寰宇，中兴晋室，这可以从他那一年春天写的诗看出来，《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这诗的大意是说：先师有“忧道不忧贫”的教导，我虽然很崇敬但是却无法做到，所以还是要勤快一点到地里去劳作。拿着耒耜欢快地劳动，开心地劝勉村民们好让他们更勤快一些。平坦的田地春风吹拂，即便是刚种下的秧苗也因这崭新的一切而鼓舞，虽然还不知道收成如何，但是已足以让我感到欢欣。累了的时候也会在田地里休息，路上来往的人都不会来问路。太阳下山了我们就一起回家，还问邻居讨水来喝。我吟着诗篇把柴门掩上，暂时安安心心地做个农民也是挺不错的。
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春天时劳作的情景，但“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却不得不让人想到陶渊明写的其实是他在得到桓玄进入建康的消息之后的鼓舞雀跃以及对桓玄的期许，“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中的“聊”字，也充分表明了陶渊明当时的心态，——他虽然乐于劳作，但却深信自己终究还是要在守制结束之后出仕，去帮助桓玄整理朝纲。
然而陶渊明很快就为自己在政治上的无知和幼稚付出了代价，到八月，桓玄就已经自号相国、楚王，到十二月，他就登基为帝了，陶渊明当时的绝望与自责，可以想见。
然而命运似乎还没有把陶渊明戏耍够，四十岁的时候，也就是晋安帝元兴三年甲辰（404），他守制结束，再一次出仕，成为建威将军刘裕的参军。那也是桓玄败亡的一年，北府兵出身的刘裕控制了朝廷中枢。当时刘裕镇京口，陶渊明在从寻阳到京口去的路上写了一首诗，就是《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从这首诗的内容看，陶渊明此时的出仕是很被动的，“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他对一路上的风景都感到厌倦了，一心只想念着位于庐山脚下的园田居，以至于看到天上的鸟儿和水里的游鱼都感到惭愧，因为鸟儿和游鱼都是自由的。于是他只好寻找借口来安慰自己，“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只要内心仍然是自由的，肉体的拘束也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并且进一步发誓说自己迟早还是要回归田园，“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暂时随着命运的流转而行动，但最后仍然要回到仁者的草庐里去居住。
但其实直到此时，陶渊明仍然对自己的仕途是抱有希望的，这种希望指的并不是他以为自己能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而是指他作为一个儒者所持有的那种信念，即“兼济天下”的愿望与使命感，这种愿望与使命感，可以从他的另一首诗中看出来，这首诗题为《荣木》，可能是陶渊明在到达京口之后写的：
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
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这诗的大意我就不多作解释了，最重要的是最后一节。“先师遗训”具体指的是什么，一时无法考证，但据下一句“四十无闻，斯不足畏”来看，肯定不是指“独善其身”之类的遗训，在诗的前面三节，陶渊明都在哀叹生命的脆弱与时间的易逝，但在最后一节，他却鼓励自己：“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然遥远，但终有一天能够到达。
然而陶渊明在镇军参军的位置上并没有待多久，很快他就回到江州，成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到江州去有可能是陶渊明主动要求的，一方面他很可能并不喜欢刘裕，因为刘裕的骨子里是一个老兵，而不是一个贵族，陶渊明这样的有名士气质的人与他相处必定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江州也离家较近。然而建威参军其实也不是陶渊明的最终目的，因为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而刘牢之还曾经是刘裕的老上司（已经被刘裕逼得自杀了），也是北府兵出身，而且他更是常常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自卑的（他先是因这种自卑背叛了王恭，之后又背叛了司马元显，最后在他要背叛桓玄的时候，他的部下终于都背叛了他，把他抛弃了，于是他不得不自杀），刘敬宣的情形应该不会与他的父亲相差太远，因此陶渊明很可能只是把建威参军这个职务作为跳板，——他到任不到一年，就求为彭泽令，彭泽离他的家就更近了，然而他此时大约已经对当官这件事情很不耐烦了，在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之后，就把官印一扔跑回家去了。
关于陶渊明弃官的原因，后人说法很多，有人以为陶渊明是因为发现了刘裕有不臣之心后才弃官而归的，但这显然太过夸张了，因为刘裕的篡晋是在陶渊明弃官归隐十五年以后才发生的，更多的人以为陶渊明就是如史传里说的，是因为不耐烦面对来检查工作的督邮才弃官的，还有另一些人则根据《归去来兮辞》，指出陶渊明之弃官只是因为他的妹妹去世了，他急于奔丧才弃官。我以为所谓的发现刘裕有不臣之心的说法肯定是太过不经了，这是后来的人为了把陶渊明塑造成一个忠臣义士而强加在他身上的，至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见督邮和因妹妹的去世而离开，虽然都算得上是理由，但最多也只能说是直接理由罢了，这两个原因只是陶渊明辞官的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是陶渊明早已下定了决心不在官场里混了，经过了桓玄的事情，一方面他认清了自己的缺点所在，即在政治方面比较的无能，另一方面他也因为与桓玄的关系而在官场上前途黯淡，既然如此，还不如回去归隐算了，至于出任建威参军和彭泽令，只不过如他所说的，是“以为三径之资”，也就是为后来的归隐作财务上的准备罢了。
关于陶渊明的不肯见督邮，与他的曾祖陶侃有意无意地形成了有趣的对应，一方面是陶侃以前也曾经做过督邮，而陶渊明却把督邮斥为“乡里小儿”，极端地看不起，另一方面是，陶侃也曾经作为一个官员而不得不接受“乡里小儿”的工作检查，但是他的应对方式却与陶渊明有天壤之别：
《晋书·陶侃传》里说，陶侃先是做庐江太守张夔的督邮，之后又去做枞阳令，有能名，张夔于是又召他回来做主簿，只时有州从事到郡里来检查工作，说是检查工作，其实就是下来挑刺敲诈勒索的，一般的官员对这些人都是好言好语，临走时再奉上丰厚的红包，但陶侃却不吃这一套，他把官衙的大门关上，先把手下人训诫了一顿，让他们不可妄动，然后对那个州从事说：“如果鄙郡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您就按着条例来惩治就是了，不要苦苦相逼。如果您对我们无礼，我自然也有办法来对付您！”州从事听到这番话，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所以陶侃最后做到都督八州军事、荆州刺史、长沙郡公的高位决不是偶然的，而陶渊明作为陶侃的后裔，却把陶侃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完全地抛弃了，在面对督邮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然而他却忘了，其实面对这些乡里小儿，并不一定非得折腰不可的。
后人对陶渊明当官当得如此不负责任亦多有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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