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第十四

2010.5.28

1、朱大可《司马迁评传》：

从《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称司马迁“辨知阂达，溢于文辞”，将司马迁与公孙弘、倪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朱买臣、严助、徐乐等十五个西汉一代才智之士相提并论，可见受到十分的器重。

2、同上：

《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

3、同上，司马迁二十壮游所经之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首次作了描绘。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上长沙，到汩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以今地言之，司马迁壮游，跨越了陕、鄂、湘、贛、苏、浙、皖、鲁、豫九省区，行程近三万里，历时约二、三年。

４、顾炎武、苏辙评司马迁，见《司马迁评传》：

顾炎武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大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

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力如此之文哉（此句似不通，不知原文是否如此，待考），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札记第十三

2010.5.26

1、《秦汉史》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一十六页，辨武帝用椒房之亲为将，不任李广、程不识事，沉痛：

《史記》言衛青僅以和柔自媚於上。霍去病則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此等人可以為將乎？較之李廣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者何如？李廣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馬三萬匹，軍還，入玉門萬餘人，馬千餘匹而已。史言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類也。天子常欲教去病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此去病不學無術之明徵，亦漢武以三軍之眾，輕授諸不知兵法之將之鐵證。世顧或以是為美談，此真勢利小人之見。彼衛、霍之所以致勝者，乃由其所將常選，而諸宿將所將，常不逮之耳¹，非其能也。漢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險以立功名；不知義理，徒為愚忠；皆與後世絕異。即以李廣之事論之。廣與程不識，俱為邊郡名將，匈奴畏之久矣。又嘗俱為衛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擇大將，非廣、不識輩而誰？乃漢武之所任者，始則衛、霍，後則李廣利也。以椒房之親，加諸功臣宿將之上，不亦令戰士短氣矣乎？元狩四年之役，武帝本令去病當單于，故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焉。至於衛青，任之本不甚重。《史記·李將軍列傳》云：“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此非實錄。既以為老弗許矣，豈又以為前部乎？“及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在，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併於右將軍軍”，此實顯違上令。其云“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乃誣罔之辭。上既不令青當單于，又自以廣為前將軍，安得有此言乎？廣既失道，青又逼迫令自殺，違旨而贼重臣，其罪大矣，天子弗能正。廣子敢，怨青之恨其父，擊傷之，青匿諱之，蓋其事實有不堪宣露者，而去病又射殺敢。上乃為諱，云鹿觸殺之。尚不如鄭莊公之於潁考叔，能令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賊之者也，可以持刑政乎？李氏之於衛、霍，蓋有不共戴天之讎二焉。縱不敢以此怨懟其君，亦不足為之盡力矣，而陵猶願以步卒五千，為涉單于庭，既敗，司馬遷言陵之功，則以為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之腐刑。所終始右護者，瑣瑣姻婭而已，而又收族陵家，此真所謂淫刑以逞，視臣如草芥者。無為戎首，不亦宜乎？而司馬遷猶惜陵生降隤其家聲；隴西士大夫，猶以李氏為媿。專制之世，士大夫之見解，固非吾儕小人所能忖度矣。

——武帝任椒房之亲为将或有不得以处，观唐玄宗任安禄山可知。李陵生降，即便是在今天亦要被狗血喷头，岂仅是“专制之世”。

２、关于五大夫，《秦汉史》一百二十四页转引师古：

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

又，据朱大可《司马迁评传》：“司马喜在文景承平之世，无功勋显绩，所得高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

３、关于赎钱免死，《秦汉史》第一百二十五页：

天漢二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大始二年又行之。

４、关于武帝的酷吏，《秦汉史》第一百二十七页：

漢世酷吏，誠多摧抑豪強之意，然一切以武斷出之，禍其能無及於民哉？

５、武帝时之“锦衣卫”，《秦汉史》第一百二十八页：

《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泰山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接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

６、武帝之不守法，《秦汉史》第一百二十八页：

而又喜怒任情，刑殺不忌，惑於女謁，而不能守法。

７、辨武帝托孤事，《秦汉史》第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二页：

《漢書·外戚傳》言欲立昭帝，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者久之。褚先生補《史記·外戚世家》言：倢伃死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後邪？”讀史者因頌武帝能防患未然，或則議其酷，實皆不察情實之談。遠慮豈武帝所有？褚先生曰：“或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便見造作趙倢伃事者，並衛皇後之事，亦不能知，真可發一大噱。褚先生又言：“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漢書·霍光傳》曰：“上察群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行周公之事。’”夫光疏賤，武帝即欲託以后事，豈得擬之周公？光與金日磾、上官桀之以遺詔封侯也，侍衛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²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之語，又安知非光等為之邪？然則昭帝之立，果武帝意與否，信不可知矣。

notes

¹ 史又稱去病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乏絕也。不敗由天幸，信然。敢深入，適見其不知兵法也。

² 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札记第十二

2010.5.24

1、吕思勉老儒。《秦汉史》第八十七页，论汉代社会情形，云大同、小康之后，世风日下，又道：“欲正其本，非　除黨類（class）不可，此固非漢人所知。”此句与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二百四十一页所云“从逻辑上说，政治公共理性发展应为政治上的‘党’提供理论依据。但是中国古代的哲人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公’的大旗下，对‘党’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正相映成趣。

２、同上，第八十八页，辨汉举孝廉非因董仲舒之对策：“案本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仲舒對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舉孝廉，則不得云仲舒發之。”

３、同上，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以为汉代崇儒乃风气使然，非武帝首倡：“武帝即位，年僅十六，踰年改元，則十七耳。雖非昏愚之主，亦未聞其天縱夙成，成童未久，安知隆儒，即衛綰亦未聞以儒學顯，然則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事，其為風氣使然，無足疑矣。”

４、同上，第九十一页，辨武帝改制，实为粉饰升平：“《漢書·武帝紀》言大初元年，改歷，用夏正，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今觀《百官公卿表》，武帝於秦官實少所變改，則其所定者皆瑣細不足道可知。當時議者，或欲俟太平之後，乃採風俗，定制作¹；或則高談皇古，蓋皆不肯茍焉而已。而武帝則徒欲其速成，雖偏狹有所不恤。其曰漢一家之事，非知五帝不襲禮，三皇不沿樂之意，特惡夫高議難成而已。自是而後，所謂禮樂者，遂徒以飾觀聽、為粉飾升平之具，而於民生日用無與焉，豈不哀哉？”

——此论似过苛，司马迁改定太初历，大有功于国人，然武帝改制，实为粉饰升平，则无疑义，吕老末句，大悲凉。

５、同上，第九十二页，辨武帝伐匈奴非当时之必须：“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幣以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元光二年，雁門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可。上從恢議。使壹亡入匈奴，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覺漢謀，引還。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尚樂市，耆漢財物。”

——伏兵三十余万而欲匈奴不知，除非国人皆能同仇敌忾，或独裁者以大恐怖压制国民，否则不能做到，武帝好大喜功，王恢亦是，当时有不少出身微贱之人，欲以击匈奴而得军功，飞黄腾达，聂壹是此类人，霍去病亦是。

notes

¹ 桶按：此类人，指不愿从叔孙通定礼制之老儒。

札记第十一

2010.5.23

1、汉文帝宽容。吕思勉《秦汉史》第七十一页：“除肉刑之舉，為千古仁政。¹然此前已除收孥相坐之法，²誹謗妖言之罪矣。³”

又，同上，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转引应劭《风俗通义》成帝与刘向之对话：

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竟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大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大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

notes

¹ 十三年。

² 元年。

³ 二年。

札记第十

2010.5.20

1、《先秦士人与社会》，二百五十一至二百五十二页，关于中国之大一统：

大一统与王权至上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价值之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综合因素的成果，也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成果。

“大一统”一词是由《春秋·公羊传》最先提出的。《公羊传》成书的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前后。“大”，即张大；“一统”，即统于一。“大一统”即以一统为大。作为社会与政治观念的基本含义是国家一统，王权一统。国家一统的含义是没有主权区域和民族的界限，是君主权力在平面上的无限扩张；王权一统是说权力不能分割，君主权力是一种无限的集中。因此大一统的核心是王权一统。

大一统的观念的萌生远在《公羊传》以前，从《尚书》、《诗经》以及金文等文献和资料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周王作为“天下共主”，在实际上的权限是有限的，远没有达到大一统的地步；但在观念上远远超过实际，初具大一统的含义，这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曰王有天下。《诗经·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实而言，周王管辖的地域与臣民是有限的，但在观念上则是无限的，无止境的，这点对后世影响极大。二曰王者纲纪天下。周王“纲纪四方”，“正域彼四方”，“四方为则”，“万邦为宪”，“网有不服”，“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三曰王称“天子”。上天至尊、至灵、至神，作为天之子无疑是天的化身和代言人，同样，天子也具有一定的神性和超越性，自然也是人们崇拜和信仰的对象。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宗法分封制转为君主中央集权制。新的统治方式特点是“一竿子插到底”，即实现对每一个人的直接统治；同时统治范围也空前扩大。于是有“大一统”的提出。诸子此时喜欢用“一”讨论政治哲学问题。于是有“道生一”、“道无双”、道即一等命题的提出，在政治体制上则提出了“土无二主”、“民无二王”、“作一”等。在实际的政治上，诸侯们为争一统打红了眼。“天下为一统”成为时代最响亮的声音。诸子百家也同样从舆论和理论上要求鼓动统一。

老子说王与天、地、道并列为四大之一，又说以道临天下，说明老子是主张一统的。

孔子希望的政治局面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是一统格局。

墨子主张天子一同天下，天下尚同于天子，同样是大一统。

孟子希望定于一也是一统政治。

法家更是一统政治的鼓吹者。

“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¹ 天子代表着大一统和秩序，无天子则争乱不止，“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²。

几乎所有的人对一统的君主专制体系都是认同的，因此，百家争鸣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实际的政治发展与思想的这种趋势相一致，各诸侯国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最终汇合为秦朝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

2、同上，二百三十九页，转引《商君书·画策》：

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

——这几句是公孙弘杀郭解的理论依据。然则那些收留解救郭解的人却也正是将郭解送上死路的人，因为收留和解救他的人越多，就越能说明郭解对帝国的威胁，武帝就愈要杀他。

3、同上，二百三十九至二百四十页：

《太公阴符》载周武王与太公对话：“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于此，除者则国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如何？’太公曰：‘民胜吏，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强，侵陵群下，二大也。民甚富，倾国家，三大也。民尊亲其君，天下归慕，四大也。众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誉，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为权，七大也。恩行于吏，八大也。民服信，以少为多，夺人田宅，赘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业畜产为人所苦，十大也。所谓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诸侯，诸侯害天下。’”³

——此段恐非太公语，应为后人伪托。

4、同上，一百六十九页：

“奉天承运皇帝”作为套语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清朝继之。

notes

¹ 《吕氏春秋·谨听》。

² 《观世》。

³ 转引《后汉书·百官志五》注。

札记第九

2010.5.18

1、《先秦士人与社会》一百八十四页：

自主性或主体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期所依恃的根据是不同的，在近代，人的自主性或主体性是由人身的自主而定的，是一种生的权利，也就是说，人的自主性并不是依靠什么“道”而有的。应该说相反，人的自主性就在自身，选择什么“道”与自主性本身没有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选择什么“道”与做什么事一样，都是自己自主的选择，也就是说，“道”与“事”等等都是自主性表现，是自主性的证明，而不是自主性的本身。但在古代，在春秋战国时代，依据道而有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与此有原则的区别，以“道”作为自主性的前提和依据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依附性的，这同人身依附有所不同，它是一种观念依附，如果所依附的“道”是主张个人独立、个性自由的，无疑会把人带入个人独立和个性自由之地；如果所认同的“道”本身是一种依附理论或有很强的依附性，那么这种“道”就会把人带入依附或半依附之境。“道高于君”与“从道不从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张扬“道”，君主被放在一边；另外高举“道”的人的主体性似乎也凸现出来了。但再细分析，如果所依附的“道”本身就主张等级制与君主制那么这种“道”把人带到哪里去了呢？这里暂不说道家，只说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道”。从总体上看，这些家的“道”都是等级之“道”，并是君主制的体现。

２、同上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二页，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宗教时代的分析，颇有见地：

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中国没有经历过宗教时代，人文的理性精神占据主导地位。从一方面看似乎是这样。但是冷静想想，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超越宗教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难道就如此明智？情况恐怕未必如此。从人类普遍经历过宗教时代一样，我们的祖先也不可能超越宗教，只是有自己的特点而已，其特点之一这就是在天人合一的信仰中表现为弥散性。（这一句有语病。）

天人合一是神性与理性的混合物，天的泛化导致了崇拜的泛化，我们的宗教意识被分化成几部分：一部分给了上天；一部分给了天的泛化物，如自然神等；一部分给了命运；还有一部分给了天子；另外还有祖宗神灵等。所以我们祖先的宗教意识是一种弥散性的宗教意识。

札记第八

2010.5.16

1、《史记·滑稽列传》：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其故何也？”东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今非然也。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贤与不肖，何以异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义，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于余哉！”于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也。

——东方朔所言正是战国与汉武时所不同处，然于当时欲“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不过东方朔此处所云，或亦暗含讥讽。《滑稽列传》东方朔之部分，为禇先生所补。

２、《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此是司马迁引其父司马谈所作《六家要旨》之末句，形神之论，应为后来陶渊明所本。“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似暗讽武帝。

札记第七

2010.5.13

１、季镇淮著《司马迁》，第52页，论及司马迁主持改历事，云：“而积极推动武帝改制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年轻时必乐于见到武帝之多欲，否则武帝不会派他出使西南，之前出使西南者为司马相如，可见武帝是把司马迁当成了司马相如之接班人，而司马相如临死前留书武帝，尚论及封禅事，当时大部分文人必是支持武帝之封禅的。

2010.5.14

1、《月氏》之始：

《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¹北。其南则大夏²，西则安息³，北则康居⁴。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王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notes

¹ 阿姆河。

² 巴克特里亚。

³ 帕提亚阿尔撒息王朝，当时的统治者为密特里达特二世，曾阻止塞种人西进，迫使他们南下进入锡斯坦。——据维基百科

据《中亚文明史》，前123-87年帕提亚王国国王为米思里代蒂兹二世，应即维基所说的密特里达特二世。关于塞种人，此书云：“对于东方边境的游牧人问题，帕提亚政府则兼用军事方式和外交手段。他们将游牧人从帕提亚本土迁移到阿拉霍西亚的哈蒙（Hamun）湖周围以及德兰吉安那（该地后来称为‘塞克斯坦’<Segistan>，即今之锡斯坦）。由此而形成的由游牧人酋长治理的诸小国，都极受帕提亚的影响，其中有些小邦便成了其属国。"

⁴ 据《中亚文明史》：“康居的疆域包括塔什干绿州以及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其中心区位于锡尔河中游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