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吕思勉老儒。《秦汉史》第八十七页，论汉代社会情形，云大同、小康之后，世风日下，又道：“欲正其本，非 除黨類（class）不可，此固非漢人所知。”此句与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二百四十一页所云“从逻辑上说，政治公共理性发展应为政治上的‘党’提供理论依据。但是中国古代的哲人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公’的大旗下，对‘党’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正相映成趣。
２、同上，第八十八页，辨汉举孝廉非因董仲舒之对策：“案本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仲舒對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舉孝廉，則不得云仲舒發之。”
３、同上，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以为汉代崇儒乃风气使然，非武帝首倡：“武帝即位，年僅十六，踰年改元，則十七耳。雖非昏愚之主，亦未聞其天縱夙成，成童未久，安知隆儒，即衛綰亦未聞以儒學顯，然則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事，其為風氣使然，無足疑矣。”
４、同上，第九十一页，辨武帝改制，实为粉饰升平：“《漢書·武帝紀》言大初元年，改歷，用夏正，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今觀《百官公卿表》，武帝於秦官實少所變改，則其所定者皆瑣細不足道可知。當時議者，或欲俟太平之後，乃採風俗，定制作1；或則高談皇古，蓋皆不肯茍焉而已。而武帝則徒欲其速成，雖偏狹有所不恤。其曰漢一家之事，非知五帝不襲禮，三皇不沿樂之意，特惡夫高議難成而已。自是而後，所謂禮樂者，遂徒以飾觀聽、為粉飾升平之具，而於民生日用無與焉，豈不哀哉？”
——此论似过苛，司马迁改定太初历，大有功于国人，然武帝改制，实为粉饰升平，则无疑义，吕老末句，大悲凉。
５、同上，第九十二页，辨武帝伐匈奴非当时之必须：“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幣以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元光二年，雁門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可。上從恢議。使壹亡入匈奴，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覺漢謀，引還。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尚樂市，耆漢財物。”
——伏兵三十余万而欲匈奴不知，除非国人皆能同仇敌忾，或独裁者以大恐怖压制国民，否则不能做到，武帝好大喜功，王恢亦是，当时有不少出身微贱之人，欲以击匈奴而得军功，飞黄腾达，聂壹是此类人，霍去病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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