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之六：关于垄断

　　以下文字出现在第188页，是第十三章“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中的一段：

　　“即使在垄断无法避免的条件下，控制它的最好方法是不是让政府来掌握它，这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只是单独一种产业，那或许可以这样做。但当我们必须讨论许多不同的垄断产业时，那就很有理由主张，宁可让它们存留在不同的个人手中，而不要把它们合为一体而由政府单独管理。即使像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或者煤气和电的供应都成了无法避免的垄断产业，只要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垄断组织时，消费者所处的地位比它们受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协调’时要强固得多。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如果理应用来抑止和管制垄断的权力现在热衷于包庇和保护它所委派的人们，如果本来要由政府消除的一种弊端现在却要政府负责管理它，如果批评垄断的行为就等于批评政府，那么，要想使垄断替公众服务的希望是很小的。政府在各方面都被经管垄断企业的事务所缠身，虽然它对个人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力，但就它在制定政策的自由方面而论，它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垄断机构等同于政府机构，从而政府本身也越来越认同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一般人民的利益。”

《通往奴役之路》之三

　　以下文字出现在第九章“保障与自由”中：

　　“在那些想要获得荣誉和地位，几乎只有靠当一个国家薪给人员来实现的地方，在那些担任被委派的任务比选择自己擅长的工作被认为是更应受到称赞的地方，在所有那些官阶制度中没有一个被认可的地位，没有要求固定收入的权利的职业，都被看作是低级的，或者甚至是不体面的地方，要想有很多人都长期地宁愿要自由而不要保障，这未免是奢望。在那些除了从属位置上获得的保障外其它一切位置都很不安全，并且处于其中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同样会受到轻视的地方，只有少数的人才能抵抗得住那种以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保障的诱惑。事情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自由在实际上就差不多成了一种笑柄，因为只有牺牲世界上大多数的好东西才能买到它。在这种状态下，难怪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到，没有经济保障，自由就是‘没有占有的价值’，并且，都感到情愿牺牲自由来争取保障。但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发现拉斯基教授所采用的正是同样的一个论证，这个论证比其他任何论证都更有助于诱导德国人民牺牲自由。”

　　以下是关于“拉斯基教授的论证”的注解：

　　“Ｈ·Ｊ·拉斯基：《现代国家里的自由》（塘鹅版，1937年，，第51页）：‘那些了解穷人的日常生活的人，那些了解他们时时刻刻有大祸临头之感的人，那些了解他们不时追求美的事物始终得不到的人，就会很好地体会到：没有经济保障，自由是不值一文的。‘“

　　——拉斯基教授的观点在我国应该会得到即使不是大多数人但至少肯定是很多人的赞同，但其实有一种方法是不需要牺牲自由就可以获得经济保障的，只要这种经济保障不是来自某种等级制度（比如科举或者某种阶级划分），比如，来自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个市场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工作，同时失业者又可以得到最基本的接济。

《通往奴役之路》之五：关于一战

　　我记得中学时学习世界历史，关于一战有一个定性，大约就是帝国主义的狗咬狗，不像二战，还有一个正义和邪恶之分，但是今天看到《通往奴役之路》的第十二章“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却明明地看到，原来在一战之前德国人已经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而同盟国与协约国的战争，自然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战争。

　　以下的文字出现在第170-171页中：

　　“与此仅相差一步的是（指施本格勒的观点，应该由国家来统治商业），国家社会主义的守护神缪勒·范·登·布鲁克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反西方的战争失败了。¹ 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战争失败了。‘因此，同施本格勒的看法一样，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首要的敌人。他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

　　今天在德国没有自由主义者，而有青年革命者，有青年保守主义者。但谁会是自由主义者呢？……自由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德国青年现在却怀着厌恶、愤怒和十分轻蔑的心情摈弃了它。因为对它的哲学来说，没有一种东西比它更格格不入、更令人反感和更相对立的了。今天的德国青年把自由主义当作他们首要的敌人。

缪勒·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企图给德国人一个适应他们的天性而又不为西方思想所玷污的社会主义。它做到了这一点。”

notes

¹ 缪勒·范·登·布鲁克：《社会主义与对外政策》（１９３３年），第８７、９０及１００页。在这里重印的那些论文，尤其是对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作了最充分的讨论的那篇论文《列宁和凯恩斯》是在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３年初次出版的。社会主

《通往奴役之路》之四

　　第十章谈到了社会主义的宣传策略和原则等问题，题目是“真理的终结”，以下是出现在此章的两段文字，在第153页：

　　“因此，事实和理论必须和关于价值标准的意见一样成为一种官方学说的对象。而且，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将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在极权主义国家，各个方面存在着的情况，可能引起永远是和其它地方在战争时期存在于某些方面的情况一样。凡是可能引起对政府的智慧产生怀疑，或者可能造成不满的东西都是不会与人民见面的。同其它国家的情况作不利的对比的根据，关于实际采取的方针是否可能有替代性方案的知识，可能说明政府没能履行诺言或没能利用机会来改善现状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止之列。因此，对信息不加以系统管制，不强制推行统一意见的领域是不会有的。

　　“这甚至适用于那些显然是同任何政治利害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特别是一切科学领域，甚至是最抽象的科学领域。很容易观察到并且由经验充分证实了的是，在直接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的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因此，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什么学说应当传授和发表都由当局来决定，这是不足为奇的。”

　　——以上观点来还可以从最近一则尚未得到证实的传言得到验证，即据说朝鲜当局将只播放朝鲜队在世界杯中获胜的电视画面，朝鲜队失败或者失球的电视画面将不被播出，之所以说即使尚未得到验证也可以证明哈耶克观点的正确性，是因为看到这则传言的人似乎都认为此事在朝鲜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至于在中国已经发生的事情，比如关于社会黑暗面是否应该得到报道以及报道的比例又应该是多少等等，也证实了以上观点。而且我可以确定的是，持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应该被用来作为官方的宣传工具这样的观点的人，仍然掌握着宣传部、出版总署、教育部等部门的大权。

《通往奴役之路》之二

　　以下这一段或许可以为“文革”的解读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年轻的一代“与”文革“中的红卫兵有些相似，出现在114－115页，是第八章“谁战胜谁”的最末两个自然段：

　　“给这个中产阶级的下层，即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从中获得很大一部分支持者的那个阶级的不满火上浇油是下面这一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在很多场合下使他们对领导地位怀有渴望，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领导阶级的成员。虽然年轻的一代，由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了他们对牟利伎俩感到轻蔑的原故，摈弃了带有风险性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多地蜂拥到稳定的薪金岗位上去，但他们所要求的是既有收入又有权力的一种地位，这在他们看来，是他们所受训练使他们有资格享受的。虽然他们信仰一种有组织的社会，但他们希望在那个社会里得到的地位，是与一个由劳工统治的社会可能提供的那种地位很不相同的。他们用来为另外一个不同的阶级服务。这个运动能够吸引所有那些承认国家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但不承认产业工人贵族用其政治力量所要达到的目标的人。

　　“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在策略上具有若干有利条件。在此之前，劳工社会主义已在一个民主的和自由的世界里成长起来，它使它的策略适应这个世界并且接受许多自由主义的理想。它的首倡者仍然相信，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即可解决一切问题。而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却是从这样一种越来越受到控制的社会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个社会已警觉到民主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目标是一些互不相容的理想这个事实。它们的策略，是在一个已经被社会主义政策和这个政策所引起的问题所支配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并不幻想有可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那些需要人们有相当一致意见才能解决的问题，而这种一致意见的取得是没有根据的。它们不幻想用理智的力量来解决一切不同人们和集团的需要之前哪个比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计划’所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的，它们也不幻想用平等的公式来提供答案。它们知道，一个最强大的集团，集合了足够的支持者拥护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秩序，同时又对它所号召的那些阶级公开地许以特权，它是易于获得所有感觉失望人们的支持的，因为这些人起初曾获得过实现平等的许诺，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促进了某个阶级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或者一个世界观，这个理论或者世界观似乎足以证明他们所许诺他们支持者的那些特权是正当的。“

《通往奴役之路》之一

　　正在阅读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让我惊讶，因为在这本书里我看到那样多的语句，仿佛是对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国度的诅咒和预言。于是决定建一个文件夹，把这本书里让我感到惊讶的语句原原本本地摘录出来。我所看的版本，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

　　以下的语句摘录自第一百一十一页，出现在第八章”谁战胜谁“中：

　　”虽然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比其它的社会主义者更前进了一些，但其它地方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使其成员不受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的模仿而已。“

　　以下是九十一页的脚注，出现在第七章”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中：

　　”经济控制所造成的对全部生活的控制的程度，表现得最突出的莫过于国外的汇兑方面。初看起来，国家管制外汇买卖对于私人生活的影响是再小不过的了，因此多数人对于这种管制都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多数大陆国家的经验，教育了富于思考的人们，把这一步骤看作是向极权主义道路前进的决定性的一步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实际上，这是使个人完全屈服于国家的专制之下，是把一切后路都断绝掉的杀手——不只是对富人，而是对每一个人。一旦个人不再能自由旅行，不再能订购外国书报杂志，一旦一切对外联系的工具只限于那些为官方意见所认可的人，或者官方认为必要的人，则它对舆论的有效控制，将远远超过１７和１８世纪任何专制主义政府所曾经施行过的控制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