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2日星期六

司马迁纲要

秦帝国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实现了集权制的帝国,这里的集权制的帝国是指:1、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内实行郡县制,对外则武力扩张;2、皇帝有绝对的威权,对国民实行专制。但是秦帝国失败了,随后刘邦建立起来的汉政权部分地恢复了分封制,历经动乱(七国之乱等),到汉武帝时,郡县制才重新恢复,国家完全掌握在皇帝的手中。这里首先要确定的是,这种政体和国体是战国以来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所认同并追求的,之前秦帝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是政体的失败,至少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绝不认为是政体的失败,因为对他们而言,不会有比郡县制更好的国体,也不会有比集权制更好的政体,这一次的失败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有一个好皇帝,如果不能找出一个好皇帝,那么士大夫至少必须拥有限制皇帝甚至更换皇帝的权力。这个结论源于孔子,发展于孟子,到董仲舒时,借助于“天人合一”理论而得到系统化,而司马迁是继承了这一理论的。

关于年轻的司马迁的思想,还有一个基本面,即他与当时的国人一样,都支持皇权,支持国家统一,支持帝国的对外扩张(年轻时出使西南)。

对于司马迁而言,矛盾的地方是,专制的皇权不可能允许士大夫拥有他们所梦想的权力,即限制皇帝甚至更换皇帝的权力,即便如董仲舒那样借助于神权也不可以;其次,专制的皇权也不允许这个国家有游离于皇权之外的个体与个性存在,正如它不允许有游离于皇权之外的宗族与王国存在一样。前一点如前所述,是来自于司马迁所受到的儒家学说的熏陶(董仲舒和孔安国,以及《论语》),后一点,则是当时社会文化之一部分,由战国数百年的分裂状况所形成之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人之个性,如郭解之豪侠,如荆轲之刺客,如张仪之鼓舌,皆在被禁之列,而所有这一切,却已经自司马迁的家学渊源中,自司马迁的壮游中,自司马迁的阅读与写作中,深深地刻入了他的灵魂。

他的精神是属于新的时代的,而他的灵魂却沉沦于旧的时代,这是他最终与汉武帝决裂的原因。

少年的司马迁还不能理解郭解以及与郭解相关的那些人和事,他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郭解是在茂陵他十九岁的时候,要很多年之后,很有可能是在他遭腐刑之后,他才突然地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无条件地支持郭解,甚至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因为郭解正是一切灵魂仍沉沦于旧的时代的、灵魂仍然向往着自由的人的希望,郭解的死意味着专制皇权的最终胜利,从此权力从上到下已畅通无阻,帝国治下的每一个人的每一行动和言语,都已经赤裸裸地暴露于皇权之下,除了思想,没有什么是皇权所不能攫取和凌辱的——对于思想的控制要到极权时代的来临才能实现。

遭到腐刑之前的司马迁一直都是积极地支持汉武帝,本身帝国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掌握政权,而汉武帝即便不是最合适的,也绝对是当时的最好选择,司马迁说当时的自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报任安书》: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子曰:……),他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汉武帝对他很器重,让他出使西南,这个活以前司马相如和公孙弘也干过,太史令这个职位可能并不是年轻的司马迁所想要的,当时的他也绝不会仅满足于只做一个太史令,但是司马谈的遗愿他不可能违背,再说编著《史记》也是他的愿望之一(贬天子,退诸侯,继《春秋》之绝学,对司马迁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皇帝,而是国家),因此随后他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了对《史记》的编撰中。

李陵的事件是一个转折点,这之后的司马迁虽然仍然支持国家统一,但却对皇权产生了怀疑(《封禅书》中对武帝的嘲讽,他支持封禅,却以为由武帝来封禅不妥),对帝国的对外扩张,也从积极地参与变成了彻底的反对,认为对外扩张是劳民伤财(《大宛列传》、《自序》中论六家要旨,推崇文景之治),由这些出发,他进一步怀疑为了国家的大一统而牺牲个体的自由是否是值得的,并由此看清楚了郭解、荆轲、项羽等人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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