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王莽杀子事，吕思勉《秦汉史》188页转述《汉书》并辨疑：
莽妻，宜春侯王咸女，生四男：宇、獲、安、臨。宇、獲誅死，已見前。安頗荒忽，莽以臨為大子。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為星。語臨：宮中旦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地皇元年，莽以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二年，正月，莽妻死，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谋杀状。賜臨藥，臨自刺死。莽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曅。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於是迎興等。封興為功修公，匡為功建公，曅為睦修任，捷為睦逮任。《漢書·王莽傳》所言如此。案臨為大子已久，忽焉而廢，與安俱死旬月間，古雖賤庶孽，亦未聞棄其所生子女，其事種種可疑，恐其中別有變故，為史所不知矣。堯誅丹朱，舜誅商均，其事久遠難明，若莽則誠以為民請命故，致不諒於眾人，變生骨肉之間，四子咸以強死，亦可哀矣。子貢曰：伯夷、叔齊怨乎？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此莽之所以能行誅於至親而無悔邪？觀此，知國師公之離心亦已久，而誅戮初不之及，亦見其用刑之平恕，而漢人之目為暴虐者，皆誣詆之辭也。
——临寄书于母，言“不知死命所在”云云，诚属可疑。岂有如此隐秘事竟书于信中予其母，不忧莽觉之邪？况临居中侍母已久，此等忧虑必已告知其母矣，又何必于信中再三言之。观愔云白衣会以诱临蹈险，则此信或亦是国师公之秘计，以陷临于不义。
２、司马迁师承董仲舒，朱大可《司马迁传》：
总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其影响，吸收了公羊家学说的精华，但他以批判的精神作了改选。例如《自序》引董仲舒语言答壶遂问，司马迁说：“余闻董生曰：周道废驰，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谓为后王立法。《汉书·司马迁传》作“贬诸侯，讨大夫”，删去“天子”与“退”三字，即删去“贬天子”一句。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的。班固认为天子不可贬，司马迁认为天子有过亦可贬。这里不仅仅是反映了两个史学家的思想差异，也反映了司马迁对《春秋》主题以及对董仲舒为后王立法思想的发展。“贬天子”，既非孔子思想，亦非董仲舒思想。在追溯公羊家本始思想时，班固的删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讨论司马迁思想时，班固的删削却是大谬不然。司马迁正是发展了公羊学，所以他才写出了比《春秋》规模更大，褒贬尺度更寓于人民性，内容体制更符合大一统时代要求的伟大作品《史记》。
３、人类的历史，似乎总是以最坏的可能性为选项来运行，一个时代，当它没有坏到不能再坏时，新的时代不会来临。我觉得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拥有回忆，我们能记住过往，这使我们有了这么一点点的可能性，得以不重蹈覆辙。
４、王莽的政权有极权的味道，汉武帝的政权仍只是专制，因为他只满足于控制人的外在生活，而王莽已经在试图控制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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