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与董玘

明朝是宦官势力膨胀的朝代，最初朱元璋是严令太监不能干政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有朱元璋关于宦官干政的议论，他说：“自古以来的贤明君主，凡是既有谋略又有才干的，都是在朝廷上与公卿大夫议论国是，再由自己来决断。没有听说过与近习嬖幸之人商量能商量出什么好主意的。”但是到了建文帝时，靖难军起，有许多太监跑到朱棣那里去告密，做了奸细，立下大功，朱棣对他们很信任，开始委以重任。之后宦官干政的力度越来越大，到英宗时，终于出了一个王振，正是此人挟持英宗亲征蒙古瓦喇部也先，结果英宗被困土木堡，当了蒙古人的俘虏，而王振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之后，弄权的太监还有不少，比如怀恩、曹吉祥、汪直等等，到武宗时，又出了一个刘瑾。刘瑾做过不少坏事，但我私以为他做的最坏的一件事，是要求被廷杖的官员不仅不能再在裤子里面垫东西，而且还要把裤子脱下来，光着屁股被打。这件事情，大大折损了士大夫的尊严，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皇权而言，他们都是奴隶。当时的士大夫们也不是没有反抗，据吴伯与的《内阁明臣事略》：“司徒韩公（指户部尚书韩文）联合了九卿诸大臣，伏阙请命，请皇上把刘瑾杀了，而大学士谢迁、刘健、李东阳等人，又在内阁主持，以全体辞职来威胁皇帝，一定要把刘瑾搞下台。”这一次的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并没有成功，刘瑾连夜带着他的党羽（所谓“八党”）跪求武宗饶命，武宗原本已经犹豫着要把刘瑾安置到南京去了，却于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反倒把刘瑾任命为司礼监太监（有点类似于皇帝的秘书长，有批红之权），于是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请求辞职，武宗批准了刘健和谢迁的辞呈，刘瑾大获全胜。

董玘亦是被刘瑾打压的官员之一。他字文玉，是浙江上虞渔家渡人，弘治辛酉(1494年)乡试第二，乙丑(1505年)会试第一，廷对第二，是那一年的榜眼，授翰林编修，却因逆瑾而出为成安知县，后来大约在刘瑾倒台的前后，他写了一篇题为《东游记异》的寓言来讽刺他，这故事大概是说：正德五年（1510）六月的一天，他和朋友黄子复出游，在东华门遇到一场大雾，迷失了方向，突然看到一栋金碧辉煌的巨宅，从宅子里出来许多的狐狸，把他们挟持进去了。原来里面正在举行一个老狐狸的葬礼，让董玘和黄子复惊讶的是，毕恭毕敬来参加葬礼的却全都是人。这时有一个人悄悄对他们说：“这老狐狸以前常常假扮成人的样子出游，见到那些达官贵人，活着时有居室，死去了有墓葬，举办喜事、丧事也各有礼仪，它就把这些礼仪都学来，还把这些礼仪教给狐狸们。它死的时候，哭嚎着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狐狸来埋葬呀！’狐狸们商量之后，就按人的礼节来给它办丧事。但无论如何它都是狐狸呀，根本就没有人来给他吊丧。有一只白额虎，是穴居野兽的首领，目光如电，轻易不出行，喜欢吃人却不吃兽类，是上帝派来管理百兽的。狐狸们就向白额虎哭诉，白额虎发怒道：‘他们这些人都看不起我们兽类吗？’于是凡是不来给老狐狸吊丧的人白额虎都要吃掉，结果吊丧的人就成群结队地来了，弄得现在热闹得像集市一样，你们两个既然已经误入此地，就赶紧向老狐狸行礼吧，不然白额虎非把你们给吃了不可。”董玘和黄子复听了之后，虽然非常气愤，但迫于白额虎的威势，也只好不情不愿地给老狐狸行礼吊唁了。等他们从老狐狸的宅子里出来，找到路回到城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几天之后，雾气散了，太阳重新升起，他们再到东华门去探访，却已经找不到狐穴了，禁门外的黎民百姓，依旧如往常那样地生活着。

据《武宗实录》，正德五年的六月，刘瑾的哥哥，时任后军都督府同知（大概相当于军区副司令）的刘景祥死了，公卿百官纷纷到东华门外刘景祥的私第去吊唁，以至于连刘景祥的府第也装不下这么多人了；刘景祥下葬的时候，这些达官贵人又前往设祭，还送了许多钱给刘瑾。董玘有意选择了与刘景祥的葬礼相同的日期（正德五年六月），相同的地点（东华门），相同的事件（葬礼），使读者一看就知道这则故事的另有所指。《武宗实录》还说，本来刘瑾打算在八月十五给刘景祥送葬时发动政变，但却在送葬前两日事败。据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刘瑾是半夜被捉的，当时他还在内直房值夜，听到有旨，就披了青莽衣起身，被四名长随当场绑了，当夜就开了东华门，送到菜厂去关了起来。

刘瑾虽然败亡了，但明朝宦官干政的弊病仍在，后来又出现了冯保和魏忠贤，而魏忠贤也把宦官干政的坏处发展到登峰造极，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朝为什么会成为宦官权力膨胀的朝代，原因很多，比如说，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由宦官来代替皇帝行使皇权，比如说，司礼监批红的制度为宦官干政提供了方便，不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明朝的士大夫的人格缺陷也是宦官势力膨胀的罪魁之一。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董玘在参与编定《武宗实录》时，因为与王守仁有矛盾，故意贬低了王守仁的军功。王世贞对此很不齿，以为董玘的人格有问题。其实在编定史书的时候，总难免会带有作者本人的主观视角，这本无可厚非，但对于明朝文人来说，士大夫的办事能力可以很低，但道德却必须绝对的纯洁，如果道德上不纯洁，那么无论你多能干，都不可以继续在朝廷上任职；后来董玘就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及时上报朝廷，行离位居丧之礼而受到弹劾，而不得不以原官致仕归乡。这种“道德原教旨主义”使政治失去了弹性，也使士大夫在与皇权的交锋中失去了回旋的余地，这种余地的丧失又进一步迫使皇帝更加地重用宦官，从而使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越来越血腥，也越来越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