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语句摘录自第一百一十一页,出现在第八章”谁战胜谁“中:
”虽然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比其它的社会主义者更前进了一些,但其它地方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使其成员不受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的模仿而已。“
以下是九十一页的脚注,出现在第七章”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中:
”经济控制所造成的对全部生活的控制的程度,表现得最突出的莫过于国外的汇兑方面。初看起来,国家管制外汇买卖对于私人生活的影响是再小不过的了,因此多数人对于这种管制都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多数大陆国家的经验,教育了富于思考的人们,把这一步骤看作是向极权主义道路前进的决定性的一步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实际上,这是使个人完全屈服于国家的专制之下,是把一切后路都断绝掉的杀手——不只是对富人,而是对每一个人。一旦个人不再能自由旅行,不再能订购外国书报杂志,一旦一切对外联系的工具只限于那些为官方意见所认可的人,或者官方认为必要的人,则它对舆论的有效控制,将远远超过17和18世纪任何专制主义政府所曾经施行过的控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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