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这个中产阶级的下层，即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从中获得很大一部分支持者的那个阶级的不满火上浇油是下面这一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在很多场合下使他们对领导地位怀有渴望，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领导阶级的成员。虽然年轻的一代，由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了他们对牟利伎俩感到轻蔑的原故，摈弃了带有风险性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多地蜂拥到稳定的薪金岗位上去，但他们所要求的是既有收入又有权力的一种地位，这在他们看来，是他们所受训练使他们有资格享受的。虽然他们信仰一种有组织的社会，但他们希望在那个社会里得到的地位，是与一个由劳工统治的社会可能提供的那种地位很不相同的。他们用来为另外一个不同的阶级服务。这个运动能够吸引所有那些承认国家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但不承认产业工人贵族用其政治力量所要达到的目标的人。
“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在策略上具有若干有利条件。在此之前，劳工社会主义已在一个民主的和自由的世界里成长起来，它使它的策略适应这个世界并且接受许多自由主义的理想。它的首倡者仍然相信，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即可解决一切问题。而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却是从这样一种越来越受到控制的社会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个社会已警觉到民主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目标是一些互不相容的理想这个事实。它们的策略，是在一个已经被社会主义政策和这个政策所引起的问题所支配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并不幻想有可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那些需要人们有相当一致意见才能解决的问题，而这种一致意见的取得是没有根据的。它们不幻想用理智的力量来解决一切不同人们和集团的需要之前哪个比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计划’所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的，它们也不幻想用平等的公式来提供答案。它们知道，一个最强大的集团，集合了足够的支持者拥护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秩序，同时又对它所号召的那些阶级公开地许以特权，它是易于获得所有感觉失望人们的支持的，因为这些人起初曾获得过实现平等的许诺，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促进了某个阶级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或者一个世界观，这个理论或者世界观似乎足以证明他们所许诺他们支持者的那些特权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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