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第十六

2010.6.9

1、关于王莽杀子事，吕思勉《秦汉史》188页转述《汉书》并辨疑：

莽妻，宜春侯王咸女，生四男：宇、獲、安、臨。宇、獲誅死，已見前。安頗荒忽，莽以臨為大子。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為星。語臨：宮中旦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地皇元年，莽以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二年，正月，莽妻死，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谋杀状。賜臨藥，臨自刺死。莽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曅。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於是迎興等。封興為功修公，匡為功建公，曅為睦修任，捷為睦逮任。《漢書·王莽傳》所言如此。案臨為大子已久，忽焉而廢，與安俱死旬月間，古雖賤庶孽，亦未聞棄其所生子女，其事種種可疑，恐其中別有變故，為史所不知矣。堯誅丹朱，舜誅商均，其事久遠難明，若莽則誠以為民請命故，致不諒於眾人，變生骨肉之間，四子咸以強死，亦可哀矣。子貢曰：伯夷、叔齊怨乎？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此莽之所以能行誅於至親而無悔邪？觀此，知國師公之離心亦已久，而誅戮初不之及，亦見其用刑之平恕，而漢人之目為暴虐者，皆誣詆之辭也。

——临寄书于母，言“不知死命所在”云云，诚属可疑。岂有如此隐秘事竟书于信中予其母，不忧莽觉之邪？况临居中侍母已久，此等忧虑必已告知其母矣，又何必于信中再三言之。观愔云白衣会以诱临蹈险，则此信或亦是国师公之秘计，以陷临于不义。

２、司马迁师承董仲舒，朱大可《司马迁传》：

总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其影响，吸收了公羊家学说的精华，但他以批判的精神作了改选。例如《自序》引董仲舒语言答壶遂问，司马迁说：“余闻董生曰：周道废驰，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谓为后王立法。《汉书·司马迁传》作“贬诸侯，讨大夫”，删去“天子”与“退”三字，即删去“贬天子”一句。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的。班固认为天子不可贬，司马迁认为天子有过亦可贬。这里不仅仅是反映了两个史学家的思想差异，也反映了司马迁对《春秋》主题以及对董仲舒为后王立法思想的发展。“贬天子”，既非孔子思想，亦非董仲舒思想。在追溯公羊家本始思想时，班固的删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讨论司马迁思想时，班固的删削却是大谬不然。司马迁正是发展了公羊学，所以他才写出了比《春秋》规模更大，褒贬尺度更寓于人民性，内容体制更符合大一统时代要求的伟大作品《史记》。

３、人类的历史，似乎总是以最坏的可能性为选项来运行，一个时代，当它没有坏到不能再坏时，新的时代不会来临。我觉得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拥有回忆，我们能记住过往，这使我们有了这么一点点的可能性，得以不重蹈覆辙。

４、王莽的政权有极权的味道，汉武帝的政权仍只是专制，因为他只满足于控制人的外在生活，而王莽已经在试图控制人们的思想。

刘瑾与董玘

明朝是宦官势力膨胀的朝代，最初朱元璋是严令太监不能干政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有朱元璋关于宦官干政的议论，他说：“自古以来的贤明君主，凡是既有谋略又有才干的，都是在朝廷上与公卿大夫议论国是，再由自己来决断。没有听说过与近习嬖幸之人商量能商量出什么好主意的。”但是到了建文帝时，靖难军起，有许多太监跑到朱棣那里去告密，做了奸细，立下大功，朱棣对他们很信任，开始委以重任。之后宦官干政的力度越来越大，到英宗时，终于出了一个王振，正是此人挟持英宗亲征蒙古瓦喇部也先，结果英宗被困土木堡，当了蒙古人的俘虏，而王振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之后，弄权的太监还有不少，比如怀恩、曹吉祥、汪直等等，到武宗时，又出了一个刘瑾。刘瑾做过不少坏事，但我私以为他做的最坏的一件事，是要求被廷杖的官员不仅不能再在裤子里面垫东西，而且还要把裤子脱下来，光着屁股被打。这件事情，大大折损了士大夫的尊严，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皇权而言，他们都是奴隶。当时的士大夫们也不是没有反抗，据吴伯与的《内阁明臣事略》：“司徒韩公（指户部尚书韩文）联合了九卿诸大臣，伏阙请命，请皇上把刘瑾杀了，而大学士谢迁、刘健、李东阳等人，又在内阁主持，以全体辞职来威胁皇帝，一定要把刘瑾搞下台。”这一次的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并没有成功，刘瑾连夜带着他的党羽（所谓“八党”）跪求武宗饶命，武宗原本已经犹豫着要把刘瑾安置到南京去了，却于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反倒把刘瑾任命为司礼监太监（有点类似于皇帝的秘书长，有批红之权），于是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请求辞职，武宗批准了刘健和谢迁的辞呈，刘瑾大获全胜。

董玘亦是被刘瑾打压的官员之一。他字文玉，是浙江上虞渔家渡人，弘治辛酉(1494年)乡试第二，乙丑(1505年)会试第一，廷对第二，是那一年的榜眼，授翰林编修，却因逆瑾而出为成安知县，后来大约在刘瑾倒台的前后，他写了一篇题为《东游记异》的寓言来讽刺他，这故事大概是说：正德五年（1510）六月的一天，他和朋友黄子复出游，在东华门遇到一场大雾，迷失了方向，突然看到一栋金碧辉煌的巨宅，从宅子里出来许多的狐狸，把他们挟持进去了。原来里面正在举行一个老狐狸的葬礼，让董玘和黄子复惊讶的是，毕恭毕敬来参加葬礼的却全都是人。这时有一个人悄悄对他们说：“这老狐狸以前常常假扮成人的样子出游，见到那些达官贵人，活着时有居室，死去了有墓葬，举办喜事、丧事也各有礼仪，它就把这些礼仪都学来，还把这些礼仪教给狐狸们。它死的时候，哭嚎着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狐狸来埋葬呀！’狐狸们商量之后，就按人的礼节来给它办丧事。但无论如何它都是狐狸呀，根本就没有人来给他吊丧。有一只白额虎，是穴居野兽的首领，目光如电，轻易不出行，喜欢吃人却不吃兽类，是上帝派来管理百兽的。狐狸们就向白额虎哭诉，白额虎发怒道：‘他们这些人都看不起我们兽类吗？’于是凡是不来给老狐狸吊丧的人白额虎都要吃掉，结果吊丧的人就成群结队地来了，弄得现在热闹得像集市一样，你们两个既然已经误入此地，就赶紧向老狐狸行礼吧，不然白额虎非把你们给吃了不可。”董玘和黄子复听了之后，虽然非常气愤，但迫于白额虎的威势，也只好不情不愿地给老狐狸行礼吊唁了。等他们从老狐狸的宅子里出来，找到路回到城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几天之后，雾气散了，太阳重新升起，他们再到东华门去探访，却已经找不到狐穴了，禁门外的黎民百姓，依旧如往常那样地生活着。

据《武宗实录》，正德五年的六月，刘瑾的哥哥，时任后军都督府同知（大概相当于军区副司令）的刘景祥死了，公卿百官纷纷到东华门外刘景祥的私第去吊唁，以至于连刘景祥的府第也装不下这么多人了；刘景祥下葬的时候，这些达官贵人又前往设祭，还送了许多钱给刘瑾。董玘有意选择了与刘景祥的葬礼相同的日期（正德五年六月），相同的地点（东华门），相同的事件（葬礼），使读者一看就知道这则故事的另有所指。《武宗实录》还说，本来刘瑾打算在八月十五给刘景祥送葬时发动政变，但却在送葬前两日事败。据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刘瑾是半夜被捉的，当时他还在内直房值夜，听到有旨，就披了青莽衣起身，被四名长随当场绑了，当夜就开了东华门，送到菜厂去关了起来。

刘瑾虽然败亡了，但明朝宦官干政的弊病仍在，后来又出现了冯保和魏忠贤，而魏忠贤也把宦官干政的坏处发展到登峰造极，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朝为什么会成为宦官权力膨胀的朝代，原因很多，比如说，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由宦官来代替皇帝行使皇权，比如说，司礼监批红的制度为宦官干政提供了方便，不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明朝的士大夫的人格缺陷也是宦官势力膨胀的罪魁之一。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董玘在参与编定《武宗实录》时，因为与王守仁有矛盾，故意贬低了王守仁的军功。王世贞对此很不齿，以为董玘的人格有问题。其实在编定史书的时候，总难免会带有作者本人的主观视角，这本无可厚非，但对于明朝文人来说，士大夫的办事能力可以很低，但道德却必须绝对的纯洁，如果道德上不纯洁，那么无论你多能干，都不可以继续在朝廷上任职；后来董玘就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及时上报朝廷，行离位居丧之礼而受到弹劾，而不得不以原官致仕归乡。这种“道德原教旨主义”使政治失去了弹性，也使士大夫在与皇权的交锋中失去了回旋的余地，这种余地的丧失又进一步迫使皇帝更加地重用宦官，从而使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越来越血腥，也越来越残酷。

札记第十五

在网上搜索董玘的资料，偶然看到王世贞考证王阳明事，事涉董玘和王阳明两人，以后或许要用到，存于此。

原文题为《王世贞史学研究》，作者孙卫国，文中似有错漏，或许是上传时匆促未能校正所致，待日后再作考订。

《武宗实录》乃是正德十六年(1521)十一月敕修，先由大学士杨廷和、蒋冕、费宏等总裁。后因大礼议起，杨廷和等力争，触怒世宗，去官，蒋冕亦致仕，最后由费宏等总裁。嘉靖四年(1525)六月进呈。

王世贞指出《武宗实录》对王守仁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事的记载"剪抑之者不遗余力"。按照《武宗实录》所载，王守仁平定朱宸濠之乱，不仅不应当封伯，且有大罪三，"所谓不当封者，其战功皆出伍文定。所谓三大量者，预通逆濠，一也；纵杀平人，二也；事后犹庇逆党刘养正三也。"蟛王世贞考辨《武宗实录》之所以一味贬抑王守仁，乃因总裁、 副总裁与王阳明有恩怨之缘故盖实录(《武宗实录》)之始为总裁者杨文忠(廷和)，继之者费 文宪(宏)，而以副总裁专任者，董文简(董圮)也。杨公与王恭襄(王琼)郄甚著不解，恭襄虽阴谲，然能识文成而独任之，以故于前后平贼及擒濠之疏，皆归德于兵部，以为发纵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内阁，其为杨公辈切齿非旦夕矣。江彬、许泰、张忠辈既耻大功为文成所先，必肆加罗织之语，而忌功之辈从而附和之。文宪在文成抚绥之地与逆濠忤，被祸，中外之臣皆屡荐而起之，而文成而未有一疏相及，费当亦不释然也。董公最名忮毒，于乡里如王鉴之辈，巧诋不遗余力，既又内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杨、费作， 从此诬史，谁将欺乎?@ 这是一段实录总裁党同伐异的典型事例。王阳明是正德、嘉靖间的名臣，深得兵部尚书王琼的信任，他平定朱宸濠之叛乱，也得到王琼支持。但朝中用事诸臣皆与王阳明有隙，世宗即位之初，召王阳明人。两朝受封，但受到大学士杨廷和等阻挠。《明史·王阳明传》称："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守仁不赴，后虽封新建伯，"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对于其他有功者，伍文定外，其他皆名示迁，而阴绌之，废斥无存者。"王阳明"愤甚"，后来得张璁等推用，"而费宏氅了守仁，复沮之。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④可见，杨廷和、费宏、董圮（原文如此）等莫不与王守仁有怨恨，故由他们总裁之实录对王世贞多加贬抑，是《明实录》中党同伐异的又一个典型实例，王世贞分析其前因后果，条分缕析，使人真正洞察了其背后的深层根源。

原址：http://www.du8.com/readfree/09/06729/5.html

札记第十四

2010.5.28

1、朱大可《司马迁评传》：

从《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称司马迁“辨知阂达，溢于文辞”，将司马迁与公孙弘、倪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朱买臣、严助、徐乐等十五个西汉一代才智之士相提并论，可见受到十分的器重。

2、同上：

《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

3、同上，司马迁二十壮游所经之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首次作了描绘。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上长沙，到汩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以今地言之，司马迁壮游，跨越了陕、鄂、湘、贛、苏、浙、皖、鲁、豫九省区，行程近三万里，历时约二、三年。

４、顾炎武、苏辙评司马迁，见《司马迁评传》：

顾炎武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大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

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力如此之文哉（此句似不通，不知原文是否如此，待考），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札记第十三

2010.5.26

1、《秦汉史》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一十六页，辨武帝用椒房之亲为将，不任李广、程不识事，沉痛：

《史記》言衛青僅以和柔自媚於上。霍去病則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此等人可以為將乎？較之李廣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者何如？李廣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馬三萬匹，軍還，入玉門萬餘人，馬千餘匹而已。史言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類也。天子常欲教去病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此去病不學無術之明徵，亦漢武以三軍之眾，輕授諸不知兵法之將之鐵證。世顧或以是為美談，此真勢利小人之見。彼衛、霍之所以致勝者，乃由其所將常選，而諸宿將所將，常不逮之耳¹，非其能也。漢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險以立功名；不知義理，徒為愚忠；皆與後世絕異。即以李廣之事論之。廣與程不識，俱為邊郡名將，匈奴畏之久矣。又嘗俱為衛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擇大將，非廣、不識輩而誰？乃漢武之所任者，始則衛、霍，後則李廣利也。以椒房之親，加諸功臣宿將之上，不亦令戰士短氣矣乎？元狩四年之役，武帝本令去病當單于，故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焉。至於衛青，任之本不甚重。《史記·李將軍列傳》云：“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此非實錄。既以為老弗許矣，豈又以為前部乎？“及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在，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併於右將軍軍”，此實顯違上令。其云“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乃誣罔之辭。上既不令青當單于，又自以廣為前將軍，安得有此言乎？廣既失道，青又逼迫令自殺，違旨而贼重臣，其罪大矣，天子弗能正。廣子敢，怨青之恨其父，擊傷之，青匿諱之，蓋其事實有不堪宣露者，而去病又射殺敢。上乃為諱，云鹿觸殺之。尚不如鄭莊公之於潁考叔，能令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賊之者也，可以持刑政乎？李氏之於衛、霍，蓋有不共戴天之讎二焉。縱不敢以此怨懟其君，亦不足為之盡力矣，而陵猶願以步卒五千，為涉單于庭，既敗，司馬遷言陵之功，則以為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之腐刑。所終始右護者，瑣瑣姻婭而已，而又收族陵家，此真所謂淫刑以逞，視臣如草芥者。無為戎首，不亦宜乎？而司馬遷猶惜陵生降隤其家聲；隴西士大夫，猶以李氏為媿。專制之世，士大夫之見解，固非吾儕小人所能忖度矣。

——武帝任椒房之亲为将或有不得以处，观唐玄宗任安禄山可知。李陵生降，即便是在今天亦要被狗血喷头，岂仅是“专制之世”。

２、关于五大夫，《秦汉史》一百二十四页转引师古：

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

又，据朱大可《司马迁评传》：“司马喜在文景承平之世，无功勋显绩，所得高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

３、关于赎钱免死，《秦汉史》第一百二十五页：

天漢二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大始二年又行之。

４、关于武帝的酷吏，《秦汉史》第一百二十七页：

漢世酷吏，誠多摧抑豪強之意，然一切以武斷出之，禍其能無及於民哉？

５、武帝时之“锦衣卫”，《秦汉史》第一百二十八页：

《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泰山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接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

６、武帝之不守法，《秦汉史》第一百二十八页：

而又喜怒任情，刑殺不忌，惑於女謁，而不能守法。

７、辨武帝托孤事，《秦汉史》第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二页：

《漢書·外戚傳》言欲立昭帝，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者久之。褚先生補《史記·外戚世家》言：倢伃死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後邪？”讀史者因頌武帝能防患未然，或則議其酷，實皆不察情實之談。遠慮豈武帝所有？褚先生曰：“或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便見造作趙倢伃事者，並衛皇後之事，亦不能知，真可發一大噱。褚先生又言：“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漢書·霍光傳》曰：“上察群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行周公之事。’”夫光疏賤，武帝即欲託以后事，豈得擬之周公？光與金日磾、上官桀之以遺詔封侯也，侍衛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²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之語，又安知非光等為之邪？然則昭帝之立，果武帝意與否，信不可知矣。

notes

¹ 史又稱去病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乏絕也。不敗由天幸，信然。敢深入，適見其不知兵法也。

² 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札记第十二

2010.5.24

1、吕思勉老儒。《秦汉史》第八十七页，论汉代社会情形，云大同、小康之后，世风日下，又道：“欲正其本，非　除黨類（class）不可，此固非漢人所知。”此句与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二百四十一页所云“从逻辑上说，政治公共理性发展应为政治上的‘党’提供理论依据。但是中国古代的哲人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公’的大旗下，对‘党’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正相映成趣。

２、同上，第八十八页，辨汉举孝廉非因董仲舒之对策：“案本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仲舒對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舉孝廉，則不得云仲舒發之。”

３、同上，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以为汉代崇儒乃风气使然，非武帝首倡：“武帝即位，年僅十六，踰年改元，則十七耳。雖非昏愚之主，亦未聞其天縱夙成，成童未久，安知隆儒，即衛綰亦未聞以儒學顯，然則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事，其為風氣使然，無足疑矣。”

４、同上，第九十一页，辨武帝改制，实为粉饰升平：“《漢書·武帝紀》言大初元年，改歷，用夏正，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今觀《百官公卿表》，武帝於秦官實少所變改，則其所定者皆瑣細不足道可知。當時議者，或欲俟太平之後，乃採風俗，定制作¹；或則高談皇古，蓋皆不肯茍焉而已。而武帝則徒欲其速成，雖偏狹有所不恤。其曰漢一家之事，非知五帝不襲禮，三皇不沿樂之意，特惡夫高議難成而已。自是而後，所謂禮樂者，遂徒以飾觀聽、為粉飾升平之具，而於民生日用無與焉，豈不哀哉？”

——此论似过苛，司马迁改定太初历，大有功于国人，然武帝改制，实为粉饰升平，则无疑义，吕老末句，大悲凉。

５、同上，第九十二页，辨武帝伐匈奴非当时之必须：“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幣以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元光二年，雁門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可。上從恢議。使壹亡入匈奴，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覺漢謀，引還。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尚樂市，耆漢財物。”

——伏兵三十余万而欲匈奴不知，除非国人皆能同仇敌忾，或独裁者以大恐怖压制国民，否则不能做到，武帝好大喜功，王恢亦是，当时有不少出身微贱之人，欲以击匈奴而得军功，飞黄腾达，聂壹是此类人，霍去病亦是。

notes

¹ 桶按：此类人，指不愿从叔孙通定礼制之老儒。

札记第十一

2010.5.23

1、汉文帝宽容。吕思勉《秦汉史》第七十一页：“除肉刑之舉，為千古仁政。¹然此前已除收孥相坐之法，²誹謗妖言之罪矣。³”

又，同上，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转引应劭《风俗通义》成帝与刘向之对话：

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竟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大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大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

notes

¹ 十三年。

² 元年。

³ 二年。

札记第十

2010.5.20

1、《先秦士人与社会》，二百五十一至二百五十二页，关于中国之大一统：

大一统与王权至上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价值之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综合因素的成果，也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成果。

“大一统”一词是由《春秋·公羊传》最先提出的。《公羊传》成书的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前后。“大”，即张大；“一统”，即统于一。“大一统”即以一统为大。作为社会与政治观念的基本含义是国家一统，王权一统。国家一统的含义是没有主权区域和民族的界限，是君主权力在平面上的无限扩张；王权一统是说权力不能分割，君主权力是一种无限的集中。因此大一统的核心是王权一统。

大一统的观念的萌生远在《公羊传》以前，从《尚书》、《诗经》以及金文等文献和资料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周王作为“天下共主”，在实际上的权限是有限的，远没有达到大一统的地步；但在观念上远远超过实际，初具大一统的含义，这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曰王有天下。《诗经·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实而言，周王管辖的地域与臣民是有限的，但在观念上则是无限的，无止境的，这点对后世影响极大。二曰王者纲纪天下。周王“纲纪四方”，“正域彼四方”，“四方为则”，“万邦为宪”，“网有不服”，“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三曰王称“天子”。上天至尊、至灵、至神，作为天之子无疑是天的化身和代言人，同样，天子也具有一定的神性和超越性，自然也是人们崇拜和信仰的对象。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宗法分封制转为君主中央集权制。新的统治方式特点是“一竿子插到底”，即实现对每一个人的直接统治；同时统治范围也空前扩大。于是有“大一统”的提出。诸子此时喜欢用“一”讨论政治哲学问题。于是有“道生一”、“道无双”、道即一等命题的提出，在政治体制上则提出了“土无二主”、“民无二王”、“作一”等。在实际的政治上，诸侯们为争一统打红了眼。“天下为一统”成为时代最响亮的声音。诸子百家也同样从舆论和理论上要求鼓动统一。

老子说王与天、地、道并列为四大之一，又说以道临天下，说明老子是主张一统的。

孔子希望的政治局面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是一统格局。

墨子主张天子一同天下，天下尚同于天子，同样是大一统。

孟子希望定于一也是一统政治。

法家更是一统政治的鼓吹者。

“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¹ 天子代表着大一统和秩序，无天子则争乱不止，“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²。

几乎所有的人对一统的君主专制体系都是认同的，因此，百家争鸣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实际的政治发展与思想的这种趋势相一致，各诸侯国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最终汇合为秦朝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

2、同上，二百三十九页，转引《商君书·画策》：

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

——这几句是公孙弘杀郭解的理论依据。然则那些收留解救郭解的人却也正是将郭解送上死路的人，因为收留和解救他的人越多，就越能说明郭解对帝国的威胁，武帝就愈要杀他。

3、同上，二百三十九至二百四十页：

《太公阴符》载周武王与太公对话：“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于此，除者则国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如何？’太公曰：‘民胜吏，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强，侵陵群下，二大也。民甚富，倾国家，三大也。民尊亲其君，天下归慕，四大也。众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誉，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为权，七大也。恩行于吏，八大也。民服信，以少为多，夺人田宅，赘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业畜产为人所苦，十大也。所谓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诸侯，诸侯害天下。’”³

——此段恐非太公语，应为后人伪托。

4、同上，一百六十九页：

“奉天承运皇帝”作为套语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清朝继之。

notes

¹ 《吕氏春秋·谨听》。

² 《观世》。

³ 转引《后汉书·百官志五》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