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慧远徒弟昙邕本为苻秦卫将军
《慧远法师传》1，四十五页：
道安死后不久2，长安有释昙邕来庐山，拜慧远为师。昙邕原名杨邕，关中人，曾为苻秦卫将军，身高八尺，雄武过人。太元八年，随苻坚南征，淝水一战，秦军大败，死者十之七八，杨邕历尽千辛万苦才逃回长安。从世事如棋、变幻无穷中，杨邕悟出一切皆空，于是看破红尘，皈依道安出家，法名昙邕。道安卒后，遥闻远公在庐山大弘佛法，便南投庐山。昙邕虽然半路出家，但博涉内外经书，志尚弘法，而且有不怕艰苦的品格，后来常为慧远出使关中，不辱使命。
2、王谧对慧远执弟子礼
同上，七十四页：
与慧远交往密切的名人中，还有一个叫王谧（360-407），他出身望族，祖父是东晋赫赫有名的丞相王导，父亲王劭也是当时名流。琅琊王氏与佛教有很深的关系。王谧受家世信仰的影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南方佛教流传的过程中起过不小的作用。《高僧传·慧远传》说：“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等，并钦慕风德，遥致师敬。”可见，王谧对慧远执弟子之礼。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桓玄为江州刺史。这年十月，桓玄、殷仲堪等盟于寻阳，不受朝命。不久桓玄公开对抗朝廷，王谧成了其亲信。隆安三年（399），王谧写信给慧远，感叹自己“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顺”。慧远复信开导他说：“古人不爱尺壁，而重寸阴。观其所存，似不在长年。檀越乘佛理以御心，复何羡于遐龄耶？”
3、慧远徒弟道敬本为王凝之孙
同上，七十八页：
道敬，琅琊王氏族，祖凝之，江州刺史。遂从远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经论，日记万言。每叹戒律终身难全，愿净六根，但禀一戒，以为得度之要。远公知其坚正，许之笃志，念佛早夜弗替。慧远归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420），道敬对众人说：“先师见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坐化。春秋五十二。
4、女尼参政与道仪、慧持入建康
同上，八十二至八十三页：
送走提婆3以后，接着又送走了比丘尼道仪。据《高僧传·慧持传》，道仪是慧远兄弟的姑母，住在江夏，丈夫曾做过寻阳尹。夫死后，即出家为尼。道尼4听说京师盛行佛法，打算东下游观。因年龄较大，行动不便捷，在庐山暂驻，请侄子找一人伴送。道仪观化京师，这也反映了东晋佛法隆盛，女尼渐众的现象。当时王公贵族在尊重名僧的同时，也供养许多比丘尼。早在四五十年之前，护法最有力的何充就为渡江南来的比丘尼明感建立了第一座女庵，并将一座官邸赠给她，命名为建福寺。不久，何充的侄女何皇后为比丘尼昙备建永安寺。随着佛教的影响日隆，女尼的地位也日见尊重。尤其在司马道子当政时，女尼甚至被召进宫中，涉足政治活动。《晋书·司马道子传》载：“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并窃弄其权……又崇信佛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同篇又载：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荣上疏指摘朝廷时弊，其中对僧尼的干涉政治提出了激烈批评：“僧尼乳母，竟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诫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僧尼干涉政治，这既是政治的腐败，也是佛教的堕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比丘尼妙音，她是个十分了得的人物，博学内外，善为文章，常与孝武帝、司马道子及朝中学士谈论属文，文采风流为女尼之冠，许多王公名流为之倾倒。太元十年（385），司马道子特为妙音造简静寺，以妙音为方丈。妙音受最高统治者如此宠信，当然请托者纷纷走她的后门5，“才义者因之以自达，供亲无穷，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有百乘”（《比丘尼传》卷一），真正是门庭若市。远在江夏的道仪，虽然未必知晓妙音之流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但对比丘尼空前“吃香”的情况，可能有所了解，因此想去京师观化。
桶按：提婆397年入京，不久道仪入京，若此处无误，则道仪入京的目的很可怀疑，《比丘尼传》既说当时道仪年纪已大，行动不便，按常理就不应舟车劳顿非要进京不可。或许是慧远见到比丘尼在朝政上的作用，因此请道仪入京发挥影响，其结果是次年桓玄为江州刺史。慧远之支持桓玄，或与殷仲堪有关，殷太元末往荆州时，上庐山见慧远，世人只云两人谈《易》，焉知不会涉及政治？或殷仲堪建议慧远支持桓玄，然桓玄后来反过来讨伐殷仲堪，沙汰沙门，则非慧远及殷仲堪所料。即便殷上庐山无涉政治，然慧远必知其任荆州刺史有妙音之作用，作者说道仪或不知比丘尼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不免为尊者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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