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了颜歌要给她正在主编的杂志《摩客》做个广告，这个是他们最近一期的封面，还是很漂亮的，大家都去买吧。
下面这篇是为《摩客》写的稿，先贴在这里吧，请勿转载，老实说，我根本没看过凯鲁亚克，也没看过村上春树，为了写这个，临时抱的佛脚：
在宅中
1955年12月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完成，1957年斯普特尼克一号就被发射到了太空中，作为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是被放逐的，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被苏联放逐了一样——苏联作协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并建议剥夺其国籍。
“sputnik”传播到美国之后被恶搞成了“beatnik”——现在我们把这个词翻译成“垮掉的一代”，在谈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重心往往放在“垮掉”之上，以为这些颓废的美国人，这些吸毒者、浪游者、盗窃者、嫖妓者必定是如同一堆烂泥一样地垮塌在路边，一无是处，令人恶心，但我们恰恰忘了，如果你不曾站立过，如果你根本就不曾有过足以支撑你站立起来的坚硬的骨头，则你竟是连垮掉的资格都没有的。
所以“sputnik”与“beatnik”不过是硬币的两面罢了，斯普特尼克何尝愿意被放逐到那黑暗而荒凉的太空中去呢？孤独是如此的可怕，甚至比死亡更可怕，为了回到所爱的人的怀抱中，失去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在三个月之后斯普特尼克重新回到了地球中，并在大气层里燃烧起来，那瞬间的温暖，比生命更重要。正如帕斯捷尔纳克，终于还是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放弃了写作的权利，满足于成为一个苏联人，因为在那个被强权统治的国家里有他的爱人。
凯鲁亚克在他的《达摩流浪者》里说：“想想看，如果整个世界到处都是背着背包的流浪汉，都是拒绝为消费而活的达摩流浪者，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一代人为了买得起冰箱、电视、汽车（至少是新款汽车）和其他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被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系统里，真是可怜又可叹。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我期待着一场伟大的背包革命的诞生。”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被精神的强权放逐的“sputnik”的话，那么凯鲁亚克就是被物质的强权放逐的“beatnik”，面对着那个被物质所统治的国家，他宁愿垮掉，也不愿意假装自己仍然在坚定地站立着，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选择垮掉，才是真正的站立，才意味着你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心灵的自由，因此凯鲁亚克才会在日记中说：“文字并不能说明什么，它展现出的急流才更为重要。”
这就是“sputnik”和“beatnik”的最初的意义，然而到了1999年，村上春树写《斯普特尼克恋人》的时候，“sputnik”被他巧妙地解释成一种永远在靠近却永远也无法接触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漠然——我们相互将对方放逐了，在这里的放逐不再是一种绝对的被动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当帕斯捷尔纳克试图回到他的爱人的怀抱中的时候，他却惊讶地发现，他的爱人早已将他放逐，于是在绝望之中，他也将他的爱人放逐了，这便是村上春树笔下的“sputnik”。这种变化是令人惊讶的，冷战结束，铁幕已不存在，似乎人类理想的世界已经到来，然而在一阵狂欢之后（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我们却发现强权依然存在，只不过它更隐蔽了，更温柔了，然而也更无所不在了。
我们已经无处可去，格林尼治时间2月10日下午6时14分的美俄卫星相撞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告诉我们即便在外太空也已经是无比的拥挤了，当村上春树说“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蒂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金属块。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上我们不外乎是被幽禁在里面的、哪也去不了的囚徒，当两颗卫星的轨道偶尔交叉时，我们就这样相会了。也可能两颗心相碰，但不过一瞬之间。下一瞬间就重新陷入绝对的孤独中”的时候，他还以为人们可以在外太空的孤独中找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心灵自由，但结果现在连那唯一的出路也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在人们热烈地讨论夜神月究竟是善还是恶的时候，大场鸫才会冷冰冰地跳出来，漠然地说道：“那些去深入探讨月的善恶和网上社会等主题性东西的评论，可能和我们所想的《Death Note》完全是两回事。什么‘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正如在访问中所说的一样，我们并没有深入着眼于这方面，因为觉得只是纯粹将之做为一种娱乐就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宅”的状态吧，经过了漫长的五十年，浪游者们的骨头终于被抽去了，变成了真正的垮掉的一代，他们蹲在沙发上看电视，蓬头垢面，没日没夜地坐在电脑前，善恶美丑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了，唯一剩下的只有那一点点所谓的娱乐，凯鲁亚克曾经开着车来回穿越美洲大陆，斯普特尼克曾经孤独地在宇宙里转圈，而L们却只满足于待在家里，紧闭房门，与并不存在的死神角力，并假装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1955年12月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完成，1957年斯普特尼克一号就被发射到了太空中，作为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是被放逐的，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被苏联放逐了一样——苏联作协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并建议剥夺其国籍。
“sputnik”传播到美国之后被恶搞成了“beatnik”——现在我们把这个词翻译成“垮掉的一代”，在谈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重心往往放在“垮掉”之上，以为这些颓废的美国人，这些吸毒者、浪游者、盗窃者、嫖妓者必定是如同一堆烂泥一样地垮塌在路边，一无是处，令人恶心，但我们恰恰忘了，如果你不曾站立过，如果你根本就不曾有过足以支撑你站立起来的坚硬的骨头，则你竟是连垮掉的资格都没有的。
所以“sputnik”与“beatnik”不过是硬币的两面罢了，斯普特尼克何尝愿意被放逐到那黑暗而荒凉的太空中去呢？孤独是如此的可怕，甚至比死亡更可怕，为了回到所爱的人的怀抱中，失去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在三个月之后斯普特尼克重新回到了地球中，并在大气层里燃烧起来，那瞬间的温暖，比生命更重要。正如帕斯捷尔纳克，终于还是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放弃了写作的权利，满足于成为一个苏联人，因为在那个被强权统治的国家里有他的爱人。
凯鲁亚克在他的《达摩流浪者》里说：“想想看，如果整个世界到处都是背着背包的流浪汉，都是拒绝为消费而活的达摩流浪者，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一代人为了买得起冰箱、电视、汽车（至少是新款汽车）和其他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被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系统里，真是可怜又可叹。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我期待着一场伟大的背包革命的诞生。”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被精神的强权放逐的“sputnik”的话，那么凯鲁亚克就是被物质的强权放逐的“beatnik”，面对着那个被物质所统治的国家，他宁愿垮掉，也不愿意假装自己仍然在坚定地站立着，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选择垮掉，才是真正的站立，才意味着你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心灵的自由，因此凯鲁亚克才会在日记中说：“文字并不能说明什么，它展现出的急流才更为重要。”
这就是“sputnik”和“beatnik”的最初的意义，然而到了1999年，村上春树写《斯普特尼克恋人》的时候，“sputnik”被他巧妙地解释成一种永远在靠近却永远也无法接触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漠然——我们相互将对方放逐了，在这里的放逐不再是一种绝对的被动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当帕斯捷尔纳克试图回到他的爱人的怀抱中的时候，他却惊讶地发现，他的爱人早已将他放逐，于是在绝望之中，他也将他的爱人放逐了，这便是村上春树笔下的“sputnik”。这种变化是令人惊讶的，冷战结束，铁幕已不存在，似乎人类理想的世界已经到来，然而在一阵狂欢之后（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我们却发现强权依然存在，只不过它更隐蔽了，更温柔了，然而也更无所不在了。
我们已经无处可去，格林尼治时间2月10日下午6时14分的美俄卫星相撞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告诉我们即便在外太空也已经是无比的拥挤了，当村上春树说“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蒂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金属块。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上我们不外乎是被幽禁在里面的、哪也去不了的囚徒，当两颗卫星的轨道偶尔交叉时，我们就这样相会了。也可能两颗心相碰，但不过一瞬之间。下一瞬间就重新陷入绝对的孤独中”的时候，他还以为人们可以在外太空的孤独中找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心灵自由，但结果现在连那唯一的出路也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在人们热烈地讨论夜神月究竟是善还是恶的时候，大场鸫才会冷冰冰地跳出来，漠然地说道：“那些去深入探讨月的善恶和网上社会等主题性东西的评论，可能和我们所想的《Death Note》完全是两回事。什么‘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正如在访问中所说的一样，我们并没有深入着眼于这方面，因为觉得只是纯粹将之做为一种娱乐就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宅”的状态吧，经过了漫长的五十年，浪游者们的骨头终于被抽去了，变成了真正的垮掉的一代，他们蹲在沙发上看电视，蓬头垢面，没日没夜地坐在电脑前，善恶美丑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了，唯一剩下的只有那一点点所谓的娱乐，凯鲁亚克曾经开着车来回穿越美洲大陆，斯普特尼克曾经孤独地在宇宙里转圈，而L们却只满足于待在家里，紧闭房门，与并不存在的死神角力，并假装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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