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第六

2010.5.9

1、《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五章（99页）：

“武帝的长处是聪明、决断，而且守法。他的妹妹降虑公主之子昭平君犯了法，终于定了死罪，他说：‘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女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汉书·东方朔传》）所以就在悲哀不能自止中行法了。”

——武帝未见得守法，任安数有不测之罪而武帝仍原谅他，直到戾太子事败后方腰斩，此即不守法之一例。武帝之所以一定要杀昭平君可能是因为昭平君是宗族，而削弱宗族势力是文景以来一贯的国策。

2010.5.10

1、《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七章第六节，论司马迁之根本思想为道家，其中多有自相矛盾处，如第144页，论司马迁受老子学说影响，强调“势”，“应付这种势，便也要运用它，所以要‘与时变化’，‘大直若诎’。”“大直若诎”，自然是指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价，然本书此前又说司马迁评价叔孙通“大直若诎”乃是讽刺，其意自然是司马迁反对叔孙通的“大直若诎”，或是指司马迁以为叔孙通实为“诎”而非“直”，作者于此节却又以“大直若诎”证司马迁之根本思想为道家，似不妥。

与此相似的还有张良事，此前作者云司马迁评价张良“貌如妇人好女”是讽刺，这里却又把这一段评价说成是赞美，以证司马迁有道家思想，似亦不妥。

作者对道家思想的理解似亦有不当处，比如道家何尝有“科学态度”，作者却以司马迁有科学态度以证司马迁有道家思想，似亦不妥。

作者取证亦有不慎，为证明司马迁有科学态度，以《龟策列传》“余至江南”一段为证，然此段明明是说龟蓍有灵，作者却说司马迁在讽刺，此处是反语，亦似不妥。

另作者引《货殖列传》“富者人之情性”一段，以证司马迁有唯物主义思想，并以为这种唯物主义是“近于马克思的话”，然若以马克思的观点看，这种经济至上的观点明明是一种庸俗的假唯物主义，作者当时对马克思的学说只怕也不甚熟悉，至于其下以京布之祸自爱姬殖以证司马迁有弗洛依德性力至上之观点，更是生硬牵强了。

作者引《平准书》中“干戈日滋”一段，以证司马迁以为经济力量控制一切，即令武帝也受控其中，颇有见地，然仍似不足，即便是经济，岂不仍是受国家所控制，当国家无力自存时，经济决定国家的形态与存在方式，一旦国家在经济上摆脱贫困，在政治上达到统一，则国家摇身一变为帝国，帝国必以扩张为第一目的，这便是汉武帝之汉王朝之实质。

2、司马迁之理想与理性是支持甚至渴盼帝国之建立与征服的，但其思想与性格却仍深受战国之风气的陶冶，战国风气里面，有重义轻利，重然诺轻生死的一面，看司马迁写刺客游侠，对此津津乐道，但帝国所需要的并不是刺客游侠，而是流氓和野心家。对刺客游侠的向往使司马迁遭腐刑之辱，对帝国的渴盼又使司马迁在大赦出狱后仍能接受中书令的职位，而这两者在司马迁生命中的激烈冲撞，成就了《史记》的辉煌。

司马迁因法治之严酷黑暗而重人治，却不知法治之严酷黑暗却正因有一帝国在，法治不过是帝国在内部整合以向外扩张之工具，亦不知人治之理想化而终于难以在现实中完全地实现（九品中正是一例）。